中国哲学研究应当重视《孝经》学（代序）

作者：彭永捷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2566年暨耶稣2015年10月26日

刘增光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专攻《孝经》学，博士论文以晚明《孝经》学为研究对象，入学不久就定下博士论文选题，就读三年来孜孜不倦，收集、校读了大量一手文献，写就了近四十万字的学位论文。晚明《孝经》学涉及《孝经》今文学和古文学之争，又纠缠着理学内部的朱子学与阳明学之争，这些争论相互交织，牵涉广泛，处理起来难度很大。增光矢志学问，敏求深思，对晚明《孝经》学诸家逐一辨析，厘清脉绪，对晚明《孝经》学和晚明理学的研究皆有推进，对晚明《孝经》学的问题意识、学术源流、理论分野、思想流变，均有清晰把握。增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之际，嘱我作序，我借此谈谈对开展《孝经》学研究的几点粗浅看法。

《孝经》学研究本属于传统经学研究范畴，中国哲学研究以往不怎么重视这一块。不仅不重视《孝经》学的研究，而且对于除《易经》以外的其他诸经，都不太重视。我们通过图书馆对于诸经上架的分类，便可一目了然：《诗经》相关的书是放在文学类，《尚书》、三《礼》、《春秋》相关的书是放在历史类，只有《周易》是放在哲学类，理由是《周易》看起来富有哲理，更有“哲学味儿”，所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其他诸经似乎不怎么“哲学”，于是哲学对他们都不太重视。

为什么中国哲学研究会将《孝经》学纳入其学科范围？这和较早的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相关。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广泛讨论，揭示了使用产生于西方的哲学来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毫无自觉地将其成果视为中国自身思想本来传统，会带来一系列不好的后果，这些后果包括：一、掘断中国自身思想传统，使中国自身思想传承和创新的模式无以为继，即所谓“截断众流”。二、颠倒经学、子学地位，将吾国思想传统与思想历史最重要之经学，置于从属、废弃地位，将子学上升至学术观察最重要部分，即学人所讥之“婢作夫人”。三、用哲学的语言、思维、问题来诠释中国古代思想，其有效性大有疑问，即“汉话胡说”。这些讨论，已形成许多重要成果，我们在此不过多展开。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后合法性时代”，我们如何开展中国哲学研究，以及如何开展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这两个问题并非是同一问题，但息息相关。哲学是人类思想的范型之一，但却不是普遍范型，中国传统思想不属于这一范型，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并非是哲学传统的历史，因而，用哲学的方式来整理中国思想的传统，才会产生所谓“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换言之，我们绝不能把孔、孟、老、庄视为吃饱喝足没事干（闲暇）而从事于探求自然奥秘以满足好奇心（惊讶）的“爱智者”。这点是需要再度明确的。因为即便许多人参加了前一阶段的讨论，依然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哲学”在学科上便是存在问题的，他们只是将之简单化地理解为：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法”，我们“中国哲学”应该有我们“中国哲学”的“法”，我们“中国哲学”为什么要合西方哲学的“法”呢。虽然这样理解也能得出树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结论，但却不是在根源上明了了问题之所在。

中国自身的思想，我们称之为义理之学也好，称之为“道术”也好，总归不是哲学。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味排斥哲学、拒绝哲学。虽然我们自身思想的传统不是哲学这种类型的，中国没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哲学传统，但哲学已经传入中国，并形成了一个用哲学来开展思想研究的传统，因而如何恰当、合理地开展这一新的传统，并使哲学的开展更多结合中国自身思想的传统，这应该是中国哲学研究应着力探索的一个方向，亦即“汉语哲学”的方向。笔者曾著文略述之，此不赘言。

摆在我们目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后合法性时代”，我们怎样开展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才是恰当的。当前国学学科还未能确立，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还未能在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上广泛推开，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仍然还要更多依赖中国哲学这个学科，依仗中国哲学研究这支学术队伍。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名目下，我们一方面大力探索“汉语哲学”，让哲学说汉语，用汉语讲哲学，另一方面却恰恰要开展“去哲学化”的工作，解哲学之蔽。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影响中国思想界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人受哲学的“毒害”太深，在研究中国自身思想的领域内，太过于把哲学当回事儿了，以至于为哲学所蔽，不清楚研究中国思想的目的和任务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如何才能去发展中国的思想。比如用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以及阶级斗争史观去鉴定古代思想家的那一代，花费了半辈子的精力从事于斯，空耗了生命，所做的工作却并无太多学术意义。又比如，一些人执著于要把儒家学说发展成什么本体论、存在论，或者用康德哲学或现象学加工一下，认为这样就使儒学现代化了，把儒学“提升”到了某种高度。可是，对于发展儒学来说，这种加工工作不仅没有提升儒学，没有直面儒学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只会在学术上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得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结论。加工者的本意是在“提升”传统，提升儒学，但在他们的骨子里，实际上视传统或者儒学为某种低级的东西，似乎只有在他们用西方的哲学加工一番之后才有价值。这不过是重新使用了黑格尔式的欧洲中心主义，把西方的哲学视作人类思想的最高形式。其实，只要破去哲学之障，儒学虽然可以借鉴哲学这种方式，哲学也可以将儒学作为研究对象，但对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而言，儒学既不必把自己装点得像个哲学，也不是必须成为哲学，儒学的生命力在于运用自身的智慧并汲取其他思想，创造性地回应当代问题，完成从传统儒学向当代儒学的复兴。其中，经学是一条重要的途径。经学的意义在于重新把儒家经典置于载道之具的地位，重新在学术上确立了儒家经典所承载的常道义理，重新采取一种契合中国传统思想历史的治学方式和解经方式，并通过这种方式将思想历史的研究和当代思想的生产重新有机结合起来，经学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建立中国思想自身的话语系统，用中国思想的语言来言语中国思想，这是用“汉话汉说”来替代“汉语胡说”的可能途径。当前中国哲学学科研究中，仍然有不少人不愿意接受“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讨论形成的成果，仍然想延续从西方哲学学个把词汇来与中国思想史料附会、演绎一下的学科模式，并以此来继续“忽悠”、训练青年学子。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青年一代，应当尽早明了这些问题，避免把宝贵的学术生命浪费在无意义的工作上，避免重蹈几代学者学术实践总结出的沉痛教训。对于“中国哲学”这个学科，我们可以利用它做一些事情，却不应被它所限制。

关于《孝经》的研究，过去中国哲学学科关注比较少，只有伦理学因为要讨论“孝”的问题，才会有一些关注。其实“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非仅仅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孝亲也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是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仁是组织家庭、社会、国家的根本原则，孝是基于血缘的亲亲之仁最直接的体现，对孝的提倡与重视，根源在于对仁爱的推崇、培养和发扬。孔子“祖述尧舜”，《尚书》言上古政治，独从尧、舜说起，《尚书》体例虽多，独称尧、舜两篇为“典”，用意深刻。儒家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政治，孔子对圣王皆有推崇，但最推崇“明明扬侧陋”的舜，舜是出于“问题家庭”却又事亲至孝的典范，以其道德与贤能成为尧的接班人，体现了他崇尚“选贤与能”的政治模式。《论语》中记载孔子弟子认为“孝”是“为仁之本”。《孝经》对孝在个人修养、家庭生活、国家政治中的作用都做了许多论述，孝经学则是围绕《孝经》所形成的思想史和生活史。孝的文化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也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国家，而这几个国家，也恰是欧洲学者认为人均智商最高的区域。在人类文明史上或人类政治史上，用“孝”的文化来组织人群，把家庭、社会和国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无疑是一种高超的智慧，是高智商人群才能想出来的生活智慧，值得我们不断研究和汲取。破除了现在中国哲学学科对学术研究的限制，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孝经》学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研究和汲取的内容很多，可谓“海阔天空”。

刘增光博士在晚明《孝经》学领域已经做了有益探索，也表现出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扎实功底和巨大潜力，希望他沿着《孝经》学研究这条道路不断探索下去，奉献更多的学术成果，也希望他作为新一代从事经学研究的学人，将古老的经学传统发扬光大。

西历2014年10月30日于北七家

晚明《孝经》学研究

【基本信息】

书名：《晚明<孝经>学研究》

作者：刘增光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75435

丛书名：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第16辑

出版时间：2015-07-01

【内容简介】

明代经学以往并不受学界重视，其《孝经》学尤甚。刘增光所著的这本《晚明<孝经>学研究》以晚明《孝经》学为主题，从文献学角度对明代的《孝经》学著述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孝经》学在晚明的发展与兴盛做了深入的分析，揭示出了晚明《孝经》学与朱子理学、阳明心学、三教合流思潮以及晚明政治礼制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勾勒出了晚明《孝经》学的发展脉络，呈现出了其多重面向。这对于重新认识明代经学，深入研究明代后期哲学思想皆不无裨益。

【作者简介】

刘增光，1984年生，山西襄汾人，哲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设定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取径

一、文献学的方法

二、经典诠释学的方法

三、内在理路与外缘背景的二重分析法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本书内容

一、晚明《孝经》学文献的著录

二、晚明《孝经》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三、本书内容安排

第一章  《孝经》学史上的重要公案辨析

第一节  《孝经》的作者、时代与名义

一、《孝经》与孔子思想是否相悖

二、《孝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三、《孝经》之命名及名义

第二节  《孝经》今、古文问题梳理

一、汉代官方十八章本《孝经》和二十二章本《孝经》的初现

二、汉代的《孝经》今、古文问题

三、今、古文《孝经》的文本问题

第三节  悬置今古纷争，探求《孝经》大旨――晚明《孝经》学关于《孝经》今古文问题的看法

一、虞淳熙之从今文说

二、孙本、朱鸿之从古文说

三、异中之同――《孝经》是孔子“孝治”之书

第二章  明代前期《孝经》学

第一节  明代《孝经》学著述与地域分布表

一、明代《孝经》学著述与地域分布表

二、简要的统计与分析

第二节  明代前期《孝经》学概况

一、今古文壁垒分明，互相攻驳不已

二、《孝经》为童习训蒙之书

三、将《孝经》和《忠经》并列的庸俗化倾向

四、理学化的《孝经》阐释

第三节  明代前期的《孝经》改本

一、朱熹的《孝经》学范式及其遗留问题

二、明代前期的几种《孝经》改本

第三章  疑朱而又尊朱――朱熹《孝经》学范式影响下的晚明《孝经》学

第一节  本性立教，因心成治――晚明《孝经》学对《孝经》宗旨的阐发

一、作为“孝治”大法的《孝经》

二、孙本对《孝经》为孔子论“孝治”之书的论证

第二节  晚明的《孝经》改本

一、朱鸿的《孝经》改本

二、沈淮的《孝经会通》改本

三、虞淳熙的《孝经迩言》改本

四、杨起元的《孝经》改本

五、黄道周的《孝经》改本

第三节  《孝经》外传的编纂

第四节  对朱熹《孝经刊误》之反驳与清理

一、“圣言无有可议”――孙本《孝经释疑》对朱熹《孝经刊误》的质疑

二、吕维祺对朱熹《孝经刊误》的彻底清理

第五节  从诠释学角度看晚明《孝经》学对朱熹《孝经》学的反拨

一、独断型诠释与探究型诠释

二、“更好地”理解与“不同地”理解

第四章  从良知学到《孝经》学――阳明学影响下的晚明《孝经》学

第一节  从《大学》到《孝经》――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孝论

第二节  朱鸿立本于良知学的《孝经》观

一、“本心之良”与“孝弟之实”

二、《孝经》为六经之总会

第三节  “孝弟为良知之实”――罗汝芳的“孝弟慈”之学与《孝经宗旨》

一、以“求仁”为宗，以“孝弟慈”为实

二、从《大学》的“孝弟慈”之学到《孝经》学

三、《孝经宗旨》

第四节  良知学化的《孝经》学典范――晚明居士虞淳熙的《孝经迩言》

一、太虚、气化与鬼神――对张载“形溃反原”理论的借用

二、天心与仁心――对罗汝芳思想的接纳

三、“万物一体”义与斋戒工夫

四、孝即良知――以“孝”诠释良知

第五章  三教融汇思潮影响下的晚明《孝经》学

第一节  以孝弟、礼仪为中心看晚明的三教融合

第二节  云栖袜宏的“孝戒为一”论及其影响

一、孝名为戒

二、孝名念佛

第三节  杨起元三教合一论域下的《诵孝经观》

一、杨起元三教合一的孝论

二、融合三教修养工夫的《诵孝经观》

第四节  杨起元的“戒自孝生”论

第五节  孝、礼结合――虞淳熙的《斋戒之目》

第六节  三教皆孕于孝――虞淳熙的《全孝图》

一、“太虚”与“孝”二元结构的宇宙生成一本体论

二、释、道二教亦在孝中

三、“忠孝一理”的《孝经》宗旨

第七节  晚明劝善运动与《孝经》学

第六章  余论：晚明《孝经》学的其他面向

第一节  晚明《孝经》学的道统观

一、传道即传孝：以“孝”为判准建构道统

二、学术与社会：晚明《孝经》学士人道统建构之二重原因

三、典范转移：与朱熹、王阳明之道统观的比较

第二节  和会朱陆、兼采汉宋的晚明《孝经》学

第三节  晚明《孝经》学与明代政治

第四节  从东亚的视角看晚明《孝经》学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附录】

晚明《孝经》学研究

作者：黎大伟

来源：《古籍新书报》第313期

“晚明”是个被说得太过热闹的时代，奇人畸士迭出，世俗社会兴起，其种种新象异象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学者则不断制造出“思想解放”、“资本主义萌芽”、“前近代中国”等宏大叙事加诸这个时代。不可否认，对晚明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可谓茧丝牛毛，目前已积累了丰富而细密的研究成果，但就晚明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尽管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进入的研究也很不少，我们却似乎长期缺失一个重要的观察维度：经学。“经”为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具权威性和涵容性的思想资源，一时代之经学风尚往往即为其精神风尚之反映，一时代之经学诠释往往即为其主流世界观之缩影。然而学者或受清人“明人治学粗疏”、“明代为经学积衰时代”诸说的影响，迄今专研明代经学的著作甚少，而诸经之中，《孝经》尤甚，盖因“孝”被看作无须申说的基本伦理，《孝经》亦因篇幅短小而被视为义理浅薄的“小经”甚至训蒙之书，无甚研究价值。因此，刘增光博士的《晚明孝经学研究》一书，可谓是选择了一个冷僻的角度去观照晚明。“孝”仅仅是我们所习知的家庭伦理，还是会因时代风会不同而获得新的意蕴？晚明人的《孝经》诠释是否可帮助我们窥探晚明浮华世象深处的一些暗潮潜流？在该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该书可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绪论”）中，作者对此前的晚明《孝经》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陈述了本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取径。第二部分（第一、二章）则是对晚明之前的《孝经》学史的简要梳理，而尤以先前罕有研究的明代前期《孝经》学为重点。第三部分（第三、四、五、六章）为本书主体部分，从晚明《孝经》学对朱熹《孝经》学范式的回应、阳明学及“三教合一”思潮与晚明《孝经》学的关系、晚明《孝经》学与明代政治的互动、晚明《孝经》学的海外流衍等角度对晚明《孝经》学进行了正面论述。

从本书章节设置中我们已可看出，与那些倚重于共时性的概念推演和义理分析的哲学研究著作不同，作者特别重视“史”的维度，既努力探寻《孝经》学史自身的发展逻辑，也没有忘记外部之史即社会政治情境变迁对《孝经》学的影响。就前者而言，本书对宋元《孝经》学（尤其是朱熹《孝经》学）与晚明《孝经》学的关系的梳理堪称一次突破。此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多停留在较为宏观的论述上，如吕妙芬虽已指出，宋代以降一方面“孝”的教化向下层社会推移，另一方面在士大夫群体中《孝经》的重要性明显下降，几乎沦为蒙书，而在明代尤其是晚明士人那里出现了对上述趋势的反动，他们相信《孝经》承载着圣人“孝治天下”之道，而非单纯的教人事亲之书，因此不满于《孝经》地位的沦落，然而吕氏的论述缺乏细密的文本分析。本书作者则注意到晚明士人对宋元《孝经》学既有反动，也有继承，更为吊诡的是，反动往往即寓于继承之中。譬如晚明士人沿袭了宋元人通过改动章节次序等方式来制作《孝经》“改本”之举，然而通过对朱鸿、沈淮、虞淳熙等晚明士人的《孝经》改本的细读，作者发现，他们已不再执着于前人所热衷的对《孝经》今古文问题的讨论，而均是根据自己对“孝治天下”这个大旨的理解来对《孝经》进行修改，这已经类似于一种创作活动，而非如前人一样旨在追求对《孝经》历史文本原貌的恢复。这一现象无疑反映出经学史发展的某种复杂性，用单纯的“反动”或“沿袭”这样非此即彼的话语来描述它也许是危险的。就外部之史而言，作者注意到现实的社会政治情境与《孝经》学的互动关系。譬如，不少晚明士人都着力推阐《孝经•五刑章》，主张用国家刑法来规制不孝之行，作者指出，这一方面是继承了自隋代刘炫以来的对《五刑章》的一种解释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对明代自太祖以来的“重典治国”国策的一种呼应，并举出有些明代学者直接引用《大明律》注释《孝经》的事例为证。以上这些例子均体现出作者要将经学史发展的内部逻辑与外在的社会历史情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为我们观察晚明《孝经》学提供了一个更为恢弘的视野。

而在本书第四、五、六三章中，作者则把《孝经》学置于晚明的几大流行思潮之中来进行观照。就阳明学而言，作者梳理出了一条以“孝”为中心的义理发展线索，即阳明后学中自聂豹处发端，由以“孝”为工夫之本演变为以“孝”为良知本体（罗汝芳“孝弟慈”之学）乃至以“孝”为宇宙万物之本体（虞淳熙《全孝图》）与道统论之判准（虞淳熙《宗传图》），“孝”之意蕴由此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因此，作者最后的结论“（晚明《孝经》学士人）似乎扬弃了朱熹的《孝经》学范式而回复到了汉唐时期的《孝经》学范式，但这一回复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经过反思和推阐后的螺旋式发展”，诚为的论。就“三教合一”思潮而言，作者重点考察了虞淳熙和杨起元两个个案，挖掘出了他们富于宗教性意涵的《孝经》著述与诵读《孝经》时的礼仪性操作背后所潜藏的来自佛、道二教的思想资源，以及出身儒家的士大夫在利用这些资源时隐微的心态。实际上，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孝经》学的认识，也提示我们，阳明学在王阳明之后的走向，不仅仅有纵情恣肆的“王学末流”，还有欲以宗教化的“礼”和“孝弟”实践来收束人心、整顿世道的一派士人。只不过，他们的声音在后来清代朱子学复兴和朴学兴起的历史大潮中被湮没了。

当然，该书亦犹有未发之覆存焉。比如，作者注意到了晚明的《孝经》改本，而实际上，不仅仅是《孝经》，晚明人改经甚至制作伪经蔚然成风（最著者如王阳明《大学》古本），如能将《孝经》改本放在这一改经风潮中来观察，可能会获得关于明代经学的更具普遍性的认识。再如，由家庭伦理而引发的政治事件在明代在在多有，直接由“孝”引起的则有嘉靖帝的“大礼议”和张居正“夺情”事件，其对明代社会影响之大毋庸赘述，而该书虽然注意到了《孝经》学与明代政治的关联，但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仍难称具体，实为憾事。尽管如此该书无疑已经取得了对晚明《孝经》学和“孝”之义理研究的突破，尤其是作者兼顾学术史逻辑推演与历史文献考证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对文本细读的重视，都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