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鼓而攻“丧家狗”之说是儒者之责

作者：王达三

来源：深圳商报2007年5月28日

（王达三按：一、载深圳商报5月28日，标题改为“《丧家狗》的三个反思维度”。二、木铎论坛收入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批评文章近六十篇http://bbs.zgrj.cn/index.asp?boardid=4。三，此文之后，不再评论，用朋友的话说，为李零做的促销工作，已经太多了。）

李零先生《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所引发的激烈争议，特别是围绕“大陆新儒家”对其批评所带来的热烈讨论，远远超出了这本书所具有的价值——当然，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价值本来就很小——而成为2007年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折射出当下种种文化思潮看待儒学和传统的视界与心态。其中，下面三个讨论维度尤其需要注意和反思：

新儒家与反儒家之争？按照传统儒家的说法，李零近乎轻佻的“戏说孔子”可视为是“非圣无法”、“其心可诛”。蒋庆、陈明、康晓光三人被称为是“大陆新儒家”，捍卫儒家文化，批评邪说恣行，自是守土之责，义不容辞也。所以李书被蒋称为是“末世之书”、被康称为是“垃圾”， 李本人也被陈称为是“老愤青”。但这些人的观点，却被解读为“哗众取宠，欺世盗名”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人甚至提出要“刀劈儒门四狗”（除上述三人外，本人也忝列其中）或“采取‘焚书坑儒’的新措施”。这种反儒言论应者云集，使人恍如进入“五四”时代和“文革”时代。儒学复兴被反儒者看作是“儒学的最后挣扎”。然而，儒学只有永远，没有最后；只有挫折，没有中断。二十年前，艾柯曾称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但如今，却有众多有识之士为儒学复兴奔走呼告、不懈陈辞，儒学复兴已初露端倪。盖儒学的生命力业由历史验证；儒学的复兴乃是拯救价值虚无和道德沉沦的必然。反儒者的激怒，与其说是出于捍卫某种理念的需要，毋宁说是出于对儒学复兴的不安和恐惧，表明的即使不是自己“最后的挣扎”，也是自己“不得已的回应”。

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之争？有位北大教授认为，“批评李零此书‘只是训诂’，还表现出了‘义理派’对经典训诂工作的不屑”。传统学问大体上可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大类，这点古人已有清楚交代。辞章之学有“文以载道”之责，暂且不说。义理和考据虽有所轸域，但不是彼此对立、水火不容，而是相互助益、相得益彰。以义理制考据，以考据明义理，大体是古人的一个问学基准。清儒以汉唐之学为考据之学，而不知“发明章句”正为彰显义理；以宋明之学为义理之学，而不知朱子亦重考据实证。事实上，虽然清儒把考据之学推向极致，但绝未放弃对儒学的义理开显和价值担当。比如，蔚为清代 kao据学宗师的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即是发明儒学义理专书。而清代 KAO据名家崔述曾说：“比圣人于狗，造此言者，信此说者，皆圣门之罪人也。”李零虽然以“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见长，《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也多见考据功夫，但却以讥讽孔子、菲薄道德为能事。与其说李书是考据之书，毋宁说是借考据之名兜售其“私货”的义理之书。因此，吾人批判的不是他的考据，而是他的“私货”！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有位资深评论家先后发表文章，一则曰围绕丧家狗展开的讨论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一则曰在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现代社会儒学难逃被边缘化的历史宿命。窃以为，这种观点乃是出于想像力过于丰富，而且把问题简单化了。难道把《论语》“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就具有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难道李零讥讽孔子就是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自由主义者的矛头应该针对暴政和专制，而不是针对同样批评暴政和专制的孔子。当然，针对暴政和专制，自由主义者的药方是“自由”和“宪政”，而儒家的药方是“王道”和“仁政”。两者虽然道有不同，但不是敌我关系。如今有人频繁打出“自由”和“宪政”的旗子，动辄宣布儒家的“死刑”，就不仅是个“荆轲刺孔”（秦晖语）和“指桑骂槐”（陈明语）的策略性问题了，而是一厢情愿甚至是愚顿无知的问题了——“自由主义”过度，才会有“两极分化”和“为富不仁”！以“自由”和“宪政”的使命看，儒学难免被边缘化；以“王道”和“仁政”的使命来看，儒学必然由边缘进入中心。

儒学的使命不但决定儒学的命运，而且决定儒者的情怀与责任。于今之际，鸣鼓而攻“丧家狗”之邪说恣行，亦是儒者之一责也。然而，此类邪说恣行固然需要批判，然正本清源、复古更化、重建儒教才是儒家重中之重。是以“丧家狗”事件，只不过是儒学复兴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耳。它给李零带来的是名利，给观者带来的是谈资，而给在路上的儒者带来的是警醒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