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国学大讲堂：新诸子时代的儒家和宪制共识

来源：弘道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十九日庚辰

           耶稣2015年10月31日 

图：弘道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锋副教授

上篇立论

2015年10月23日晚，弘道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锋副教授做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以“新诸子时代的儒家和宪制共识”为题，开讲弘道书院本学期首届青春国学大讲堂。本次讲堂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管系周枫副教授担任评议。现将本次讲座概要如下：

讲座开场，任锋副院长首先将政治哲学和政治心智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政治哲学作为高度思辨性的论说，其对于古今政治治道之凝定、政治人格之形成，并非具有关键性影响。相比之下，政治心智则对于政治架构和政治人格之形成，则显得更为切近。政治心智是指人们的一种政治信念、政治的意识、政治的记忆、政治的能力，其对于从古至今的政学结构形态之塑造，至为关键。由此本次讲座之旨要，则在于为现代中国及其以后的发展提炼出某种政治心智的框架，而不是提出一种具体的实践方案。依政治心智立论，则时下或可称之为“新诸子时代”。在古今之诸子时代中，诸种政治心智交相呼应碰撞，形成百川竞流之势，儒家与宪制则是其时代的中心枢轴。而考诸历史，中国古代历经三次诸子时代，于此展开论述之。

第一次诸子时代始于春秋战国，完成于汉代的武帝“更化”。春秋战国出现了儒墨道法几个重要的思想流派，他们是对前面三代文明传统、经典传统的一种回应，道家代表着一个很激进的反动，认为周的礼乐发展是一个危险的发展，要倒退到更为原初的、鲜明的朴初的原始社会当中去，因此带有反文明、反历史的后进立场；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在战国末年获得了政治成功的思想形态，做了一个古今之别、去古存今的回应。在他们二者之间，儒家恰恰代表了一种均衡态度，这种均衡态度一方面有所继承，一方面有所发展。继承的是以周礼为代表的三代文明，所谓夏礼、商礼、周礼都要继承，后来的公羊学说这个是“通三统”。另一方面又要有所损益，根据实事进行调整。儒家做了一个有保守性的维新或者是有创新性的继承，形成了大中之道的政治心智框架。这样心智的扩张，虽然在战国末年秦王朝的建立当中，并没有马上获得认知，但是到了汉代武帝时代，董子完成了天人三策的论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宪法性文件的功能。自此，武帝独尊儒术，一方面，选拔政治人才、培养政治人才上，把儒家作为指南方针；另一方面，通过尊儒培养了文化政治精英，深植各个地方学校以及基层社会筑建教化体系。在汉的前期，终于确立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宪制，而儒家在其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思想根基和治理主体这两层的宪制作用。

第二次诸子时代，从魏晋玄学开始，历经隋唐，而完成于宋代。第二次诸子时代里，我们可以看到玄学、佛学、道家成为儒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们影响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其形成的政治心智框架亦影响到了治国理政的方面。但是，从中晚唐韩愈开始，儒学渐渐呈现复兴趋势。而宋代结束了五代的乱政局面，以文治树立基本规模，这为本期诸子时代中儒家均衡政治心智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政治契机。宋代政治规模宽厚笃实，其背后蕴含的是一种儒家宪章三代之治的政治心智。如王夫之《宋论》所言，“足成一代文明之治”。第二次诸子时代的结果，是宋学的产生。宋学成功的回应了佛老的挑战，这个回应既有来自赵宋统治集团比较英明、比较开明的成功政治，也来自于当时聪明智慧之士的努力。如“理一分殊”这样的思想，其实是为宋代以来的平民化社会结构下的高度流动的政治体公共意识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输入法，每个个体发挥自己在社会上的才和空间，有他的“份”，“尽己之份”，由此实现个人生活中天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生民请命、为天地立心”的伟大工作是在宋代开始的，其背后是宋代儒学的滋润。概而言之，宋学之政治心智，凝成了一种文治宪法，其核心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格局。第二次诸子时代，宋代基本确立了一个从宋到清的政学传统、政教传统，就像汉初大体确立了一个从汉到唐，宋代确立了一种从宋到清。从汉到唐，是一个带有贵族门阀性质的政治格局。从宋到清是一个建立在高度流动性以及平民化、趋平化的社会政治结构。

第三次诸子时代，是从晚清受到西方列强强力冲击之后开启的，延续至今。根据张灏先生的论述，自1895年到1920年代中期，三十余年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这个时期中国浮显两种危机：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政治上，科举制之废除，使得古典宪制的政治架构逐渐衰微；文化上，经学的瓦解以及相随而至的激进反传统，则更是造成中国时代之古今断裂。这样一个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一度地在革命意识形态确立之下缓和了。但是，断裂仍然存在。政治体是生命体，由具体的个体构成，一代一代人有传承、有记忆，有生活、信念、规则的印记，深深植根于心智之中，何以可能想象大换骨、大换血之后还能完成治道之凝定。在这个意义上，要把握住宪制构成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立教、一个是立宪立法。从刚才的历史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这样的政治顺序存在着政和学之间的高度互相支撑，称之为相维相治，教和政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个教又不同于西方的一神教，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文教不同于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而宪制最为根基的规则，公众生活当中的先例、习惯、礼俗、共识、理解共同构成这种规则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现代政治转型而言，要思考的可能要非常深厚。儒家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无数代先贤的阐发之下，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体系包含了对人性的周全理解，会看到纲常秩序权威性的一方面，也会看到“为己之学”自认自得的天与自由的精神。因此从经学系统、价值系统来看，儒家在这方面有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从立宪规则养成来讲，儒家亦有优势，即其根源性、精神性和公共性。因此，有信心认为在第三次诸子时代之后，儒家成为宪制共识之主轴。

图：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管系周枫副教授

下篇评议

讲座之后半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管系周枫副教授对于任锋副教授“新诸子时代的儒家和宪制共识”进行评议。兹将其评议附此，以存异同之论。

针锋相对，周枫副教授提出驳论。他指出，根据现今学界之历史时刻，历史上之诸子时代，至春秋开始，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已然结束。宋代是最儒家独尊的时代，一般来讲，新文化时期矛头直指宋代。新文化的成就，恰在于经学独尊之时代之终止，故胡适将此认作是“新的文艺复兴时代之到来”。新诸子时代在历史时间上，难以立论。

其次，儒家为主轴之政治心智框架，与现代政治哲学，尤其是罗尔斯政治理论，殊有矛盾之处。周枫老师回顾：“我有一个学生姓秦，跟了儒学，我最得意的门生，后来搞学问了，与他在一起的几个室友，如苏鹏辉、韩亚栋等，几人才华横溢，跟我有密切的往来。秦到川大做博士后研究，交流切磋之际，他说儒家应当是这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我说，儒家什么都是的话，那么将来就要退出历史舞台。儒家只能充当蒋庆所充当的那个角色，即批判现代性，越保守就越能够存留在历史当中，如果越包罗万象，想把罗尔斯政治哲学都包在里面，那么最后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因为，罗尔斯政治哲学对所有的非政治的观念保持中立。不偏向儒家或者基督教、道、释及任何一家，它跟“家”有关系是保障它们多元，所以是建立在多元基础上。如果只保障一家，就会有排斥性，这是政教合一所造成的结果。罗尔斯的一种观点，被称为权利优先于善，秋风教授在这边听到的话可能大为不满，他喜欢哈耶克。我跟秋风经常会发生一些争论，我觉得秋风对宪制概念的解释，完全是混乱的。政治哲学应向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健全自己、完善自己等问题，都保持中立。所以政治自由主义和儒家的区别就在于，儒家仅应在社会在文化在精神领域里，有它的立足之地。因此，儒家应当保持在文化心性的领域里。

讲座后半段，两位老师围绕儒学与法政领域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数个回合之论辩，精彩纷呈，余音绕梁。学理共识尚未达成，思想碰撞仍将继续。周易有言：“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法政学说作为处理分歧的一门技艺，学理之碰撞与对话之际，即为人之所共由之路形成之时。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