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书院“儒家资源与宪政秩序”研讨会 暨《儒家与宪政论集》新书发布会成功举办

作者：方正毅

来源：弘道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廿二日癸未

             耶稣2015年11月3日

2015年10月21日，由弘道书院、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儒家资源与宪政秩序——暨《儒家与宪政论集》新书发布与对话”活动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307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弘道书坊分享的书目是北航高研院·治道文丛系列丛书中的最新一本——由杜维明、姚中秋、任锋等合著的《儒家与宪政论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07）。参加本次思想对话的嘉宾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姚中秋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副教授、中国国家画院赵璕研究员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田飞龙助理教授。本次思想对话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甘超英副教授主持。

甘超英老师作为东道主介绍到场嘉宾并作简单欢迎辞之后，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教授介绍了本次对话的缘起。2013年6月，由北航高研院发起组织了一次主题为“儒家宪政”的研讨会，邀请来了杜维明、成中英、林安梧、陈弘毅等不少海内外知名学者。《儒家与宪政论集》即那次研讨会的论文精选以及部分对话实录，在书的最前面则选取了几篇关于儒家宪政主题的纲领性论述。

姚中秋老师指出，有人可能会问：已经有了这么多宪政学说之后，为什么还需要提出儒家宪政这样一个理论纲领？姚老师进一步阐释说，我们的宗旨就是表达一个呼吁与期望，愿意将儒家思考社会思考的路径和大家共享。现代政体的根基是宪政的文明自觉，我们必须在文明的框架中，思考优良治理之道。而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特别是革命时代的中国，一直有一种去文明化的倾向；所以英国就特别让人羡慕。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儒家中国，今天我们要构建宪政秩序，必须从这个起点出发。我们需要站在文明之上，去学习和创造，去损益和改进；但首先要明白自身所处的位置，这也是儒家宪政主要考虑之所在。姚中秋教授也表示，希望这番透过文明框架对宪政的思考，能对人类思考治理有所贡献——这也是一个世界历史主体民族角色的自觉。前段时间中国政法大学舒国滢教授批评我们法学界不够虚心地学习西方，但我们更想强调，只做一个小学生其实还是偷懒，我们需要吸收，然后再创造——在我们自身文明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孔子的创制礼法之道是什么？借用《论语·卫灵公》中的话说，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宪政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最复杂的制度，我们需要广泛地学习，而不能只是照抄照搬。我们需要从我们自己的文明主体性出发进行独立自主的创造，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不是骄傲，而是真正的谦卑。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老师首先表达了对秋风近些年在宪政理论构建方面的支持和肯定，强调宪政不是空中楼阁，需要有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不能建筑在沙滩上。但面对各种争议，我们要思考如何使得争议更有建设性。前提，是我们需要先明确立宪的规则、辩论的规则。对待不同意见的原则是什么？求同存异。在学科思想方面，我们求的是最小公约数；从政治方面，则是最大公约数，是大家都同意的原则，比如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儒家并不是一个单数概念，内部也有不少分支，秋风是儒家已经没人怀疑，但他不能垄断儒家名号。舒国滢先生所讲的谦虚学习本身是儒家真精神，我们中国百年宪政不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不如日本谦逊，没有好好做一个小学生的态度。所谓法学的本土化，根本是个伪问题！秋风说极权主义是引进西方的结果，也是值得商榷的。近代中国走向极权主义，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么简单，很大程度上和儒家自身长期养尊处优，将自己变成了“八旗子弟”，也有很大关系。长期被奉为正统，很快就会失去战斗力。

弘道书院副院长任锋老师首先简单回顾了自己的治学理路以及这些年和秋风先生一起思考宪政问题的过程。通过对英美法政传统的思考和对中国儒家经典的重读，在反思和前瞻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宪政，以表达对中国政治发展基本路径的思考与关切。中国近代史，从清末特别是五四前后，以输入学理为主，走的拿来主义的道路。这种单向度的、过于倚赖西方的做法，代价非常之大。在激进主义的狂飙中，传统很快就和黑暗愚昧划了等号。而离开了对中国传统的真正把握，势必会走上“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我们不仅要做西方人的小学生，而且要做皇皇巍巍中国传统的小学生。我们需要摆脱黑暗史观，需要认识到，我们中国维持了如此超大规模的政治体，本身是一个重大成就。“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我们要思考历史上中国是如何新生转进，儒家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儒家宪政、儒家宪制的角度可以真正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人怎样处理天、人的关系，神、人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怎样处理行动、规则、习俗、风气、先例、惯例、礼法、政体的关系。我们养成政治的规则感、仪式感，都需要从文明根基中来。儒家宪政主义可总结概括为四个基本要项：第一、以这样一种内在超越为核心的天人关系；第二、以礼治为中心的复合治理模式；第三、相维相制的政体结构；第四、以士人、士君子为中心的这些政治秩序主体的认同。

中国国家画院赵璕研究员认为，我们今天谈儒家宪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未来中国政治社会的建设，并举了近些年大陆新儒家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与港台新儒家之间相互批评的例子。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遭遇自我瓦解与中西冲突导致的花果飘零之后，假定儒家还可能继续存在，那是什么样的方式？除了制度层面的建设，我们还能做什么？接下来，赵璕老师以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人物严复先生为例，谈了他对政治社会的理解。他认为我们的思想史研究之前大大低估了严复，他思想的深度比康梁都更突出，他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深入观察可以与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相媲美。他注意到了英国的强大的原因不在于政府而在于其社会，英国最重要的是作为社会状态的民主和作为社会状态的宪政。可惜，以严复先生为代表的文明史观很快被物力史观所颠覆。通过对严复的发现式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并为未来中国宪政建设或者说政治社会建设提供良好镜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田飞龙老师则为大家归纳了姚中秋老师与张千帆老师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指出姚老师对当下中国宪法或者宪政研究当中的法文明性格的批判，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而张老师基于宪政的立场，对儒家的反宪政倾向予以一定的澄清和匡正，也十分必要。我们可以将两位老师在宪政和文明之间相互反对的关系，理解成我们理解儒家宪政论内部张力的一个理论参照。田飞龙老师认为，如果我们要避免使儒家宪政沦为一个儒家与宪政的拼盘，就既不能站在描述性文明的意义上去反对宪政，也不能站在强规范意义上宪政的立场上去反对一种文明，而要取一个中道。在儒家本身现代化接受民主作为一个基本道德预设和意识规则的前提之下，儒家可以有效地鼓励目前的民主宪政带来的很多缺陷，比如说由于过分强调官僚治理性而导致国家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的僵化与社会治理层面的功利化。

提问环节，同学们反应十分热烈，提出了一系列有质量的问题，几位老师也给出了精彩了答复。比如有同学问到姚中秋老师儒家宪政究竟是目标还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姚老师答复说：宪政本身是我们追求善治的过程，所以儒家宪政既不是目标，也不是手段。强调“行”是儒家特别的道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一个完备的状态，我们要做的就是关注过程本身——“志于道，据于德”。还有同学问儒家宪政是否担心在将来遭遇与清末礼法之争中礼教派类似的失败，姚老师凛然答道：儒家并不怕失败，就算失败了又怎么样？没关系，我们再次爬起来。实际我们回顾中国历史，会看到儒家衰败和边缘化已多次发生。历史有兴衰往复，有上行也有下行，不会有历史终结。还有同学问到儒家宪政的具体开展，姚老师提供的答案是——教育。努力展开儒家的文教，关注从自由教育到公立教育的多个层面，努力提升大众对儒家的接受程度。

还有同学问到宪政路径借鉴的危险性问题，赵璕老师说，宪政的讨论不能只是有关国家和政府，最终的归属应该是自由社会的建设。任锋老师则以首届国民会议制宪会议对国教等问题讨论为例，提出这为我们理解近代激进化思潮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张千帆老师则指出我们当前面临最大的危险其实是国家主义，并表达了其个人对儒家宪政的期许，希望儒家宪政能在下层路线方面做更多工作。任锋老师正面回应了张千帆老师的担忧，认为自由主义对国家的道德洁癖导致了不少偏见，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国家的维度，并举儒法之别为例，儒家从来不是国家主义者，法家才是。

最后，主持研讨会的甘超英老师作了总结陈辞。他赞赏本次对儒家宪政问题的讨论非常热闹，而且有深度。甘老师还指出，近代的宪政民主产生于市民社会，而儒家对此也是有论述的，比如任锋老师在《儒家与宪政论集》一书中就举了浙东学派为例。所以中国近代的遭遇，并不能说是儒家学说本身的错误，关键在于我们的市民社会没有成为我们的社会基础，而科技又太落后。西方国家如果没有科技的进步，它的市民社会也不一定就能导向宪政。

在在座同学和老师的掌声中，弘道书院举办的本次儒家资源与宪政秩序暨《儒家与宪政论集》新书发布会顺利落下了帷幕。

责任编辑：雅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