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明何以复兴

作者：张千帆

来源：弘道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廿二日癸未

              耶稣2015年11月3日

秋风在儒家以及儒家宪政方面发表了大量论述，产生社会影响很大，当然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其实在中国，很多时候，影响就是从争议中来的。无论观点有何异同，我对几乎所有学派都是很支持的，对他也是一样。我同意他的基本理论，就是宪政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宪政是需要有道德和文化的基础。一旦没有这个基础以后，宪政就变成了沙滩上的楼房，是维持不下去的。

当然，我跟他也有一些分歧。我想今天我们不是来探讨个人之间谁对谁错，而是我们怎么样让关于儒家宪政的争论更有意义。这个话题必然会产生很多的观点和争议，怎么样让这些争议变得更有建设性？用官方的话说叫“正能量”大一点、“负能量”小一点。我看大量的争论打来打去，内耗很多，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其中有些概念澄清以后，有些争论也就不存在了。

关于儒家和宪政之间关系的争论，我想我们首先要建立几条基于常识、众人都能接受的原则，既然都是从常识当中推演出来，我相信它们都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首先，“儒家”是什么？至少今天来讲，“儒家”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当然，传统上儒家也不止一个学派，至少有孟荀两大学派。今天儒家内部的派别就更多了，有秋风这样比较保守的儒家，也有比较自由化的儒家；有比较左的儒家、国家主义儒家，也有女性主义儒家等等各种各样的儒家学派。从这个角度来看，秋风和袁伟时老师很多争论，现在马上就遇到一个问题，你是针对哪个儒家来说的？当然，不能乱用儒家这块牌子，不能把基督教的东西变成儒家；“儒家”各派也许有些共性，但毕竟也有显著的不同之处。你不能认为秋风的儒家理论比较有名，就把秋风和“儒家”划等号，这是不对的。

我自认为我算三分之二个儒家，秋风也许比我多一些。但我认为秋风对儒家的有些理解就不是很地道。他刚才批判法大舒国滢老师的要好好做一个小学生的提法，国滢不在，所以我要挺他两句。虚心学习他人的长处，这就是儒家的核心精神。儒家是一门“为己之学”，谦虚好学可以是儒家的“胎记”。当然，儒家也有另外一面，就是比较讲面子，甚至好大喜功。孔子认为里表两面都重要，需要并重。文胜质、质胜人都不是很好，最好是文质彬彬，同时注重你的内心和外表，那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但是，如果你必须要两者选其一，孔子是会选里子，而不会选面子。

总体上，儒家偏重于内心的修养，这种偏好是很明显的。如果咱们之间有分歧，那你肯定有自己的优点。当然，你也会有缺点，但那个我不关心，至少不如对我自己的缺点那样关心。你批评我的缺点，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即便批评得不对，一个真正的儒家是不会动气的，因为我还是我。如果你批评得对，那我赶快改，因为那样我才会变得更好更强。如果你有优点，我一定会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好好学。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连一个小学生的水平都没达到，还在幼稚园的层面，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不好好做一个小学生，现在就要去发明创造，我们自信的根源在哪里呢？

所以，我是比较认同好好做一个小学生的态度。我昨天还在跟本科生讲，一百五十年来，中国宪政失败在哪里？为什么日本维新成功了，而中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不愿意像日本那样做一个好学生，连抄都不愿意老老实实抄。学习第一步就是抄，我们知道在互联网技术去偷别人的，电脑、硬件、高科技，火箭科学、卫星可以去照搬别人的，而不是发明自己的呃牛顿定律和相对论，为什么制度方面不能照搬一些东西？更何况没有哪个国家的制度是纯粹照搬的，我们即便把美国宪法拿到中国来，原原本本拿来抄怕什么呢？拿到中国来实施，肯定会有“中国特色”。

什么法律的“本土化”这套东西法学界讨论来讨论去，根本就是个伪问题。关键是，我们中国为什么百年跟日本差距这么大？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态度绝对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真儒家就是要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这么做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理性自私。百多年来我们夜郎自大、拒绝学习，最后吃亏的是谁呢？不就是我们自己吗？所以，我认为秋风的态度不是真儒家的态度。很抱歉，这个批评很严厉。反正你也不能垄断“儒家”名号、我也不能垄断“儒家”名号，我说你是“假儒家”，你也可以反过来说我是“假儒家”，反正这个名号不重要。即便咱们大家都是儒家，在这个大的标签之下也还是可以求同存异的。

在儒家内部要求同存异，跟儒家之外的学派也要寻找一个和谐并存的共同点。就是我们之间这种争论要有度，不要走得太过。当然，儒家是一种教义，其实教义都认为自己惟一正确；言下之意，别人就是歪理邪说。我们自己可以这么想，但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宣布自己正确、别人错误。所以跟别人对话的时候要内敛一点。

如果我们走得太过，那别人也会走过头。双方打来打去，其实都在不属于自己的疆域里面打架。我觉得这些都是不义之战，不会产生任何有益的思想学说。哪怕我们只是出于自我保护，双方都给别人也給自己留点面子的角度考虑，我们也要有点宽容的精神。

宪法原则就在这儿出来了，那就是我们的思想、言论和信仰的基本自由。我们大家都得认同这个，不要像古代的儒家那样，一旦别人有跟我们不一致的意见，就说别人是异端邪说，甚至要用国家机器压制言论。我们可能有这个冲动，但儒家是有修养的人，一定要克制这种冲动，对外要表现出一种风度。从小的方面讲，宽容的直接效果是能够让我们的争论变得更加有建设性。

事实上，这一点对于儒家自身的发展和生命力是至关重要的。秋风刚才说，极权主义是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果，我也不同意这个说法。当然，马克思也是西方学说，但是我不认为中国有人引进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极权主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就不多说了，有很多因素在发挥作用，譬如日本侵华造成政权易手。但是，中国之所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化，和儒家自己长期养尊处优、压制其他的学派、变成“八旗子弟”也有直接关系。儒家文化长期没有实质性进化，保留了所有的陈旧糟粕，以至于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被国人当做众矢之的，以至在辛亥革命失去了政权庇护以后就无力自我维持下去。

我这儿引用的是密尔(JohnStuartMill)的《论自由》，哪怕我们大家都是儒家，我们认为儒家就是宇宙唯一真理，其他跟它不一致的学说都是错误的，都应该被国家压制，但是等一等，即便为了儒家自身的利益也不要这样做，因为没有谬误的挑战，真理也会死亡。五四运动以后的儒家就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长期被奉为正统，彻底丧失了战斗力。你要让儒家教义本身带有战斗力，对内就不要把自己硬绑在一起——我就是一个“儒家”，其他跟我不一致的就逐出家门——千万不要走到这个立场，因为它对自身的生命力是极其有害的。相反，对内对外都一定要坚持言论自由，让别人自由挑战自己的立场，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倒就说明你的学说有生命力。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宪政是什么？我在《为了人的尊严》当中也讲了不少儒家宪政。我原来的一个学生跟我提意见，当时对我很有启发。她大意是说：你为什么不能把属于儒家的还给儒家，把属于宪政的还给宪政，不要把两者搅和在一起？我对儒家的看法是“一分为二”，道德伦理有很多精华，政治体制基本上都是糟粕，也就是说需要一刀两断，然后再长出新的枝叶。但是为什么还要对后面这一段（政治体制）有所期待？也许儒家应该到此为止，和基督教一样把属于宗教的还给宗教、把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说不错，尽管从我们儒家自己来看，当然希望还能够做得更多一点。

要适当界定儒家学说的边界，我还需要补充一点。我认为任何的意识形态（包括儒家思想）只要我们真诚信仰，对于建构一个宪政和法治秩序都是有用的。儒家当然可以提出自己的宪政主张，秋风刚才也讲了。你们不急着提出具体的方案，我觉得这是明智的。像蒋庆和贝淡宁就走得太过，把以前的那套东西再搬回来，加上一堆高大上的名词形容词，是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

我们今天不可能讨论具体的宪政方案，而只能探讨跟其他的思想流派坐在一起探讨宪政的规则。儒家的宪法也好、基督教的宪法也好、无神论的宪法也好，我们首先要明确立宪的原则是什么、辩论的规则是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基本上只能走到这一步。当然，每一个学派、每一种信仰都会有自己的诉求，都会认为自己是惟一正确的，但是要记住我们面对的是和我们主张对立的人，我们怎么去和他们对话。

换言之，在意识形态、学说思想方面，我们对内求的是最小公约数，“儒家”可以设置成无穷多的派派，每一种对儒家的理解都可以独门独派。但是在政治这个领域，我们要找的是最大公约数，也就是只能找到我们大家都能认同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几条自由：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其中就包括政教分离。或者说，道德和政治之间毕竟是有分工的，我们不可能让儒家的具体教义来指导宪法每个具体方面的规定，而只能从大的思想倾向上对它有所指导。既然大家在此都真诚相信儒家及其对宪政的作用，我们必然会对这个最大公约数的形成有所贡献。

最后一点和儒家宪政的实现有一定的关系，我认为也是对儒家复兴的最大挑战。我们之间有分歧，当然有些分歧没有办法，只能求同存异。但是国家在立法的时候是需要取得一定共识的，即便没有共识也要做出一个决定。所以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是一种临时性的协议。按照什么程序规则来解决分歧、决定协议？换言之，由谁来制定立法？我认为我们还要认同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多数人说了算。我没有时间为它辩护，应该也不需要辩护，但是这就牵扯到儒家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那就是它的反民主倾向以及作为反民主基础的人性二元论。

当然，孔孟的原始学说是人性一元论，性本善，但习相远。经过教育之后，长成人之后，原本人性一样的人就体现出不同的差异，有的是君子，有的是小人，人就有君子小人之分。这种学说是我们缺乏民主与法治的根源，因为毕竟这个社会“小人”占大多数，让小人选举能选出什么人呢？今天儒家有些流派已经公开表明反民主立场，这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一定要克服这种倾向，采用对人性认识的一元论，每个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我们大家的认知水平其实差不多，这样才可能接受多数主义规则。

最后还需要考虑一个相关问题，靠谁把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这对于儒家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儒家以前实行的是少数人统治。这种统治注定了它的传播不只是靠说服和感化，还要依靠国家的暴力，也可能是威慑性的软暴力。没有国家在后面做后台，它很快就衰落了。儒家的反民主立场注定了它的国家主义倾向和国家依附特征。

今天大家认同的基本共识就是和平、理性、文明的辩论规则，任何一方都不得靠国家暴力为自己站台。我们只能通过和平的非强制的手段去说服别人是否接受儒家教义。我感觉儒家未必能适应这种方式。今天的新儒家能否杀出一条血路，靠民间布道而非国家强制来传播儒家信仰，决定着儒家文明能否复兴的命运。回到我刚才所说的，我希望儒家能够得到非常广阔的传播，成为一种真正能够实质性影响中华文明的学说，但是我希望不要走国家主义这条险路甚至可以说是死路。现在领导人似乎又比较钟情于儒家，但我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真诚奉劝一句：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我相信真正有生命力的儒家在民间。国家只能給你一根拐杖，最后把你走瘸了；就和计划经济一样，国企只能养懒汉，保护烂品牌。只有走民间基层路线，像当年墨家那样身体力行地传播儒学精神，儒家学说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生命力。

注：作者简介: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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