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中的宪制理论

作者：任锋

来源：弘道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廿二日癸未

              耶稣2015年11月3日

听起来比较学术化，儒家宪政的提出和争议也有数年了，2011年广东一个会议上我们不约而同写了一些文章，最后发表，可以说是儒家宪政的一个集体亮相，当然和之前蒋庆先生代表的儒教宪政的路径有所不同。作为学术的一个范式提出，最早是2010年的时候在北航的一个法学沙龙上，姚中秋先生提出了保守宪政主义的一个尝试。当时和我自己所做的一些学术研究，可以说是形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共鸣。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历史系做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2005年又进入政治学系。同样是政治思想，但是在历史系做政治思想和在政治学系做政治思想是不太一样的，我做中国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偏重传统，当然我一直以来有一个自己研究主题的关怀就是，就是理解现代中国的思想变迁、意识形态竞争，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百多年的历程。所以，我是追根溯源，从宋代以来这么一路走下来，想要了解儒家传统、特别是儒家政治传统、儒家在中国政治传统当中发挥的作用和贡献。

举个例子，我博士论文写南宋事功学，里面有一个经制学派，当时我费了很长时间想要理解，不仅是做概念的四库全书式的检索，而是要理解为什么有一种“经制”的想法。经过很长时间，我基本上明白它是一个儒家关乎政治体系、政治结构的一个整体性、概括性的词汇，它是一个常道与成法的复合结构，来说明一个政治系统是怎么构成和运作的，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研究前史。

后来进入政治学界，更有政治学意识和法政理论自觉，我就慢慢多了解西方法政学，尤其是英美一系的法政学说。在这两个推力之下，后来发觉姚先生先人一步，他是从普通法宪政以及对英美自由主义翻译的工作，然后又进入到中国历史的重新认知，他提出来保守宪政主义的看法，可以说和我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这样的一个主题展开很多的探讨、合作。

当然，姚先生在学术范式的公共宣讲上贡献很多，我们在学术方面表现在对于儒家经典的重读、对于中国政治思想与法律思想的重新理解、对于儒学与现代社会科学、政治学、法学之间的对话。我想，儒家宪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浮现的一个学术范式。

但是，我也毫不讳言，这个学术范式有其间接或直接的、鲜明或隐讳的实践关怀和实践指向，它的确是在对于当前的中国政治发展、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反思和前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路径。我们现在没有具体方案，这个原因刚才姚老师也讲得非常鲜明，就是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术增长的途径上，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输入学理为主、拿来主义。我们由此反省这一百年的思想与政治变迁，也发觉这样一个单向度的、过于倚重西方的资源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是有其弊端的，我们当然不否定其积极贡献，但是它的弊端、代价也非常大。

这就涉及刚才张老师说的做谁的小学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做谁的小学生呢？可以有两个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在现代化路径上先我们一步的西方的小学生，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是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所以说，也要做中国传统的小学生。

第二个方面，可以说百年来，尤其是激进主义的时代氛围当中，可以说表现得非常令人遗憾，就是我们绝不做传统的小学生，这个传统是落后的传统，在政治上是专制的。我们当然要做西方小学生，同时也要做古人的小学生，我觉得这两方面不可偏废。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偏好、知识结构的独特优势。

从我们做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传统经济研究来看，尤其要深刻理解中国问题、做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继承，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百年来的中国知识人而言，补课的必要性更为严峻。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规范，如果离开了对于中国传统的真正把握，势必走上一个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你不熟悉地形，拿着西方的东西乱闯肯定要不得的。

所以，我们说做中国传统的小学生，而儒家宪政的范式，我想它恰恰是帮助我们摆脱晚清自谭嗣同以来，至五四发扬光大的那种黑暗史观，对摆脱这种黑暗史观尤为重要。专制史观、封建专制史观这些论述，对于束缚中国人的政治心灵、对于禁锢中国人的政治理解力和想象力，可以说是其害颇深。

我觉得这一点要非常急迫去反思的，我们如果不采取这种封建专制的范式，我们拿什么来理解传统、拿什么来善述善继我们的传统。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宪政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一个非常贴切的理论解释工具和范式。为什么呢？当我们理解中国的时候，我们一百年来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但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说主要的政治体是中国为号，都是朝代兴替。从三代以来，朝代兴替背后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我们看到是人类文明历史上连绵数千年的超大规模的文明政治体的确立、维系、演变、更化，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而对这个重要的成就，百年来的中国人其实是妄自菲薄。我们做了哪些正面的探索呢？没有！

所以，就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不断从秦汉数千万人口、宋代的过亿、到了现代这样一个广土众民，这样一个规模自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到亚东大陆，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政治体何以形成？难道是强力或机运在长久维系吗？背后的精神原理是什么、背后的政治机制是什么、背后的政治秩序主体人格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搞清楚愧对祖先、愧对后人。

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说不仅要做谁的小学生，也要做祖先先贤的小学生，尤其在政治心智和政治理解上，我觉得我们百年来可谓降低到了历史上的黑暗极点。我们无法想象、无法养成政治的信仰、政治的规则感、政治的仪式、政治的诸多机制的方面都感到乏力。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几千年文明如何在我们眼中就变成了野蛮，为什么我们身在野蛮之中却看不到走出野蛮的生机，而我们思考历史上我们的先贤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从混乱无序和残暴野蛮当中走向文明的，春秋战国之际、五代十国之际、明清之际，都有这样一个政治转型，整个提升中华民族走向一种新生的经验。这些经验当中，政治怎么发挥作用、儒家怎么发挥作用？

我觉得从儒家宪政、儒家宪制的角度可以真正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人怎样处理天人的关系、神人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怎么样处理行动、规则、习俗、风气、先例、惯例、礼法、天道、政体的关系，这些非常丰富的经验，我觉得都是可以用儒家宪政或儒家宪制这样一个解释范式来进入的。

在这个方面，我基本上有一个概括，有四个方面构成我眼中儒家宪政的主干：

第一、以一种内化超越为核心的天人关系。

第二、以礼治为中心的复合治理模式。

第三、相维相制的政体结构。

第四、以士人、士君子为中心的秩序主体的认同。

我觉得这四个方面构成我们观察、理解中国历史上宪制构成一个关键的法门，可以说先秦的儒家继承了三代文明，而先秦以后儒家又充分吸收了法、道、墨、佛、老的思想精华，而成就其皇皇大者。也就是说，先秦后的儒家又作为一种公共理解、价值共识，为中国宪制的构成提供了信念、信仰、规则、机制和技艺。中国经历过两次漫长的诸子时代，儒家都是作为最后终结之的宪制共识之主干。

当前我们身处的这一次，仍然不会脱离这个规模。否则，中国不成其为中国。这些方面我们今天历史系的、政治系、法学系的一流学者们，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我们看到当今的法政学界的人也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要想理解中国现代、现代中国，要想理解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要想为中国的未来找到一条道路，离开我之前讲的对于中国传统宪制式的理解，可能代价仍然是非常沉重。

所以说，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当然还有一些细节我不想多说了，因为刚才张老师讲到独尊儒术，其实是历史误解，现在没有时间了，以后再说。

注：作者简介：任锋，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弘道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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