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那个叫做李零的写了本论说孔子的《丧家狗》，这两个名字是根本联不到一起的。一个是没有文化的红色知识分子家庭的破落子弟，一个是眷恋周室的没落贵族。一个成长于不认孔子的毛泽东时代，一个挣扎于周室式微的春秋乱世。一个打着京腔籍调侃孔子悄然听凭自己水涨船高，一个哀鸣周礼不再而不得不降低身段克己复礼。一个把个北大教授做得稳稳当当，一个四处奔波而饱受世人热嘲热讽。于是那个做稳了教授的玩了颠沛流离的孔子一把，让人感觉教授比孔子还要世事洞明，人情炼达。李零教授因此在把孔子定死在丧家狗的位置上的同时，胜利凯旋，名声大噪。想当年，李零教授那篇像模像样的《汉奸发生学》没有多少人理会；看如今，李零教授一部不伦不类的《丧家狗》获得掌声如雷。真正是世事难料。京城果然风云变幻，花样百出。前不久还是王朔的舞台，转眼间变成了李零的市面。同样的京腔，打出了不同的声响。 
　　 
　　说实话，孔子作为一个话题，也就是京城里能叫响。或者说，把孔子当作话题津津有味之处，通常是当年闹过义和团的地方。义和团和孔子看上去是两回事，实际上却是同构的。哪里闹义和团，哪里就拜孔子。反之亦然，哪里拜孔子，哪里就闹过义和团，并且还可能继续闹。假如没有弄错的话，那个叫什么丹的女士开讲孔子，就颇有些义和团的意思。美其名曰：爱国主义。而事实上，李零教授忍不住凑了把热闹的前提，也是因为丹女士把个孔子说得太热，太爱国，太义和团。按说，李零教授有关孔子的这堂课，本当是给丹女士特开的小灶，一不小心成了风行于市的热销品。就这好比股票上市，开高走低的，也就由不得自己了。李零教授假如仅止于给丹女士讲课，或者仅止于在北大课堂里谈笑风生，那么这堂课无疑是精彩的。但一旦上市，长长短短，也就难免裸露无遗。 
　　 
　　李零教授此书之长，是认真读《论语》。这虽然是随便哪个教授都可以做到的，但李零教授却自称与众不同： 
　　 
　　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读原典，看原书，以文本为准。好像当年新批评一派，就是这么说的。当然李零教授并不籍此表明是否跟新批评有关。这无所谓。疑问在于：倘若要理解孔子的想法，仅止于《论语》就行了么？比如说，孔子的想法究竟从哪里来的，要不要追溯一下？孔子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下，说出那些想法的，要不要研究一下？李零教授的论说孔子，都不是凭空而论，更何况孔子当年说了那么多的片言只语，一点都没有背景和语境，能弄明白么？ 
　　 
　　其实，李零教授并不真的忽略背景或者语境。在那自序里，话锋一转，就说起了自己的成长背景和读孔经历： 
　　 
　　予生也晚。我是生于旧社会（只待过一年，没印象），长于红旗下，崔健唱的，“红旗下的蛋”。我有我的阅读背景。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现在不时髦；灰皮、黄皮书，也曾泛览，现在见不着。插队下乡，北京的孩子和外地的不一样，照样有人读书。我的启蒙，是在“*”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 
　　 
　　我不爱读《论语》，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没见过尊孔。近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它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有着不解之缘，既跟*有关，也跟意识形态有关，还有民族心理问题，忽而自大，忽而自卑。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拿孔子说事。“批林批孔”前，我就不爱读《论语》。 
　　 
　　个人背景里头，这一句意味深长，有道是：“北京的孩子和外地的不一样，照样有人读书。”由此可见，北京出教授，外地出文盲，并非地区差异，而是外地孩子自己不争气。在下也下过乡，当年在农场里做了五年半的苦力，只读到过一本像样的小说，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并且被翻得像咸菜叶一般。可见，北京的孩子确实与众不同。李零教授没有说白的是，他这个北京孩子并非平民子弟。当年，能读到什么书，就像能看到外国电影一样，乃是种特权。没有特权的，只能看马列和毛鲁的书。李零教授这颗“红旗下的蛋”，与王朔和崔健一样，都是下在了京城里。于是，在一个闹书荒时代，下乡的北京孩子照样能够“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外地孩子们，请掌声鼓励。 
　　 
　　至于李零教授的读孔经历当中，这一句至关重要：读孔“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有着不解之缘。”所见略同。只是在下的表述是：哪里有义和团，哪里就会拜孔子。但所有这些，都无可非议。喜欢拜孔子的尽管拜去，喜欢闹义和团的，也尽管闹好了。只是，千万不要提及精神家园之类。李零教授假如直言，虽然身为北大教授，但精神毕竟有些空虚，那倒也罢了。可是，李零教授在把孔子定义为丧家狗之后，竟然声称：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这就有失夸张了。无论是孔子自称丧家狗，还是李零教授把自己也归入丧家狗什么的，这都属于言论自由范围，旁人不得置嘬。但把“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定义为丧家狗，那就把人搞糊涂了。孔子不过是想要恢复周室的制度礼仪罢了，最多有时梦见周公，谈不上有什么理想之类。至于精神家园，更是无从说起。在孔子的年代，有精神家园的人，不会心仪周制，更不会梦见周公。而心仪周制和梦见周公如孔子者，又是没有什么精神追求的。也正是孔子在精神追求上的付阙，导致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文化，假如可以把孔儒传统叫做主流文化的话，缺乏人们通常说的纯粹美学和形而上学。当年，王国维和陈寅恪曾经不约而同地指出过中国文化的这种痼疾。李零教授不会没有读过吧？ 
　　 
　　至于李零教授有什么理想，或者追求什么精神家园……，也许是有可能的，但至少，没有见诸他的《丧家狗》大作。而且，假如没有弄错的话，在当今中国，大凡有理想，并且于精神家园有所追求者，一般很难在高等学府的文科院系里棲身，尤其是北大那种国子监等级的学府。有理想的精神家园追求者们，不是坐牢，便是流亡，境遇稍好的，也只能在体制外谋生。就算能在体制内混着的，哪一个不惴惴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因言获罪？哪有一面自称丧家狗，一面却在高等学府里把个铁饭碗端得四平八稳的如李零教授者？难道说，李零教授白天在学府讲课，晚上却像刘志远那样替主人家敲更？在一个唯物主义时代，无论是官府当局还是黎民百姓，全都或视精神为洪水猛兽，或视精神家园追求为神经病患者的梦呓。李零教授大可号称不附和知识分子，或者不拍人民群众的马屁，但这只是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意思，并不意味着理想和精神家园。有理想和精神家园追求者，确实很唐。吉诃德。但孔子恰好并不是个唐。吉诃德。李零教授把孔子和唐。吉诃德扯到一起，显然是看走眼了。这也表明，李零教授并不明白什么叫做理想，什么叫做精神家园。而将理想和精神家园追求强安到孔子头上，又表明李零教授并不算如何读懂孔子及其《论语》。自以为是地仅止于《论语》，怎么可能读懂《论语》？怎么可能读懂孔子？ 
　　 
　　理想和精神家园，是一种与人情世故格格不入的生命品质。这种品质，不仅是专制极权的天敌，也是义和团运动的天敌，同时又是老于世故的天敌。因此，具有这种生命品质之人，其生存境遇之艰难，可想而知。很难想像唐。吉诃德，可以在高压之下端稳北大教授的饭碗。李零教授说他人是丧家狗可以，但说自己是丧家狗，就颇有得了便宜还卖乖之嫌。李零教授是有家的，但并不是精神的家园，而是世俗意义上的家园。这个家园便是北大学府。李零教授说及北大的口气，就像他自称是“北京的孩子”一样的自豪。倘若这世上真有什么“哈佛男孩”，那么李零教授提及北大的口气，颇有些“北大剩男”的意思。至于是不是从当年陈独秀胡适之的北大剩下的，或者是不是从当年林昭们的北大剩下的，那就只有李零教授自己心知肚明了。北大虽然是块宝地，但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林昭，最终都难以棲身。相信这两位，都不会把理想和精神家园追求，套到孔子头上；也不会以此自喻。因为真有理想和精神家园追求者，是不会提及这类语辞的。就像当年老子庄子，不会标榜自己如何精神。 
　　 
　　李零教授的《丧家狗》行文，似乎是学了王朔的幽默。尽量诉诸大白话，装作一个袖起双手的老北京；说着《论语》，却恍如白头宫女唠叨玄宗当年。比起丹女士的油腔滑调，李零教授无疑是朴实的。只是那样的京腔里，会下意识地流露出“红旗”下的优越感，下意识地流露出身踞“北大”家园的学者教授感。倘若李零君依然在插队落户，恐怕不会有这样的腔调。而且，也不会以《丧家狗》命名自己的《论语》阅读。因为从《论语》里面，是无论如何读不出孔子有什么丧家狗模样的；哪怕孔子自己承认过，那一句句语录里，也没有丧家的惶惶不可终日之相。惟有在北大学府里坐得太稳当，又太心安理得，才会把丧家狗那样的名称笑嘻嘻地套上孔子的脖颈。 
　　 
　　看来，孔子确实过气了。被毛泽东批判不说，连李零教授那样的下乡知青，“红旗下的蛋”，也可以把他老人家拿来随便调侃。更无须说，《孔子》惨不忍睹的上映景象：被人家的一部3D《阿凡达》打得落花流水。套用一句文革经典叫做：阿庆嫂和沙老太婆打起来了。孔子自古以来便是商家的天敌，商家岂能饶过他？商家之于孔子的奚落，虽然无言，但似乎比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更为结实有力。而且，相比之下，李零教授的《丧家狗》京腔打得再圆润，却说过时就过时，也许比王朔小说还不济。而《论语》及其孔子，再过气也要比《丧家狗》长命得多。这倒不是李零教授学问不逮，也不是孔子及其《论语》太过深刻，而是李零教授的京腔，转瞬即逝。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二日于哈德逊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