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治学方法》：一部精神的冶炼志

作者:胡哲敷

来源:当代中国出版社

【基本信息】

书名：《曾国藩治学方法》

书号：ISBN 978-7-5154-0490-5

作者：胡哲敷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年月：2015年9月

定价：2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为“小书馆”丛书之一，绝版多年。

这是一部民国人对曾国藩的解读，曾国藩女儿曾纪芬推崇备至，亲自作序推荐。它堪称一部精神的冶炼志，有关人生的各个方面，居官、同僚、子女、养生、读书、观人、器量、骄奢、淡泊、挫辱、坚忍，自省、笃实……在民国史家凝重的笔触下，对一个普通读书人变成巍峨君子的精神冶炼历程，给与了淋漓尽致的、有震撼力的叙述。

【作者简介】

胡哲敷(1898—?)，安徽合肥人。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与吴梅、吕叔湘、钱穆等著名学者同在苏州中学执教。后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等职。主要著作有《史学概论》、《老庄哲学》、《历史教学法》、《陆王哲学辨微》等。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至遵义湄潭。他与杰出的数学家苏步青、“中国茶学泰斗”刘淦芝等教授发起成立了著名的“湄江吟社”，相互唱和，诗兴盎然，留下了艰难岁月中的一段温暖的记忆。抗战胜利后其生平事迹戛然而止，一片空白。

【目录】

曾国藩传略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学的意义与范围

第二章　曾氏气度与学风

第二编　修养

第三章　修养的旨趣

第四章　精神的修养

第五章　身体的修养

第三编　治事

第六章　治事的精神

第七章　治家

第八章　治军

第九章　治吏

第四编　读书

第十章　读书的先决问题

第十一章　读书方法

【精彩书摘】

第七章 治家

前章所述曾氏治事的精神，为其可以代表他的整个人生，故言之不厌其详。他的治事精神，除开律己之外，第一步便要数到他的治家。他们兄弟五人：曾氏居长，次国潢字澄侯，次国华字温甫，次国荃字沅甫，季国葆字季洪，他这四个弟弟之中，国潢是留在家中专理家务的，国华、国荃、国葆都由曾氏教导成人，至于显达。后来国华是死庐州三河之难的，国葆佐国荃解安庆之围，将迫金陵积劳病死。国荃攻克金陵，收戡定之大功。他们办事精神都与乃兄相仿佛。家务虽由澄侯料理，但是我们看他的家书，关于治家之道，教子之方，处处都感觉可为世法。我们更感觉他在戎马倥偬之间，万难集于一身，而对家中琐屑，犹能如此周密仔细，一方面见得他精力过人，治事的精神无乎不在，一方面也见得他对先世家风，谦守勿失，惟恐以自己地位增高，家中子弟有所仗倚，而流于骄侈，致失家风，遗误子弟。所以他对治家一事，自己虽不能在家，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虽在极忙之时，家信总未尝或缺，且写来总是详详细细，无微不至。

曾氏先世有很严肃的家风，多半是他祖父星冈公所铸成;星冈公虽未显达，但是治家教子，皆有成规，国藩少时，颇受熏陶，终其身未忘祖父之遗教，而其治事规模，亦大抵与其祖父类似;故尝斤斤于其祖父已成之家风，而惟恐或失。他尝说：“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几不坠家风。”然所谓家风，究竟如何呢?据《曾文正公大事纪》前面所载星冈公的一段言论，最可见得一般。星冈公之言曰：

吾少耽游惰，往还乡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垅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引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饮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阳之庙山，久无祠宇，吾谋之宗族诸老，建立祠堂，岁以十月致祭，自国初迁居湘乡，至吾曾祖元吉公基业始宏，吾又谋之宗族，别立祀典，岁以三月致祭。世人祀神徼福，求诸幽遐，吾以为神之陟降，莫亲于祖考，故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阙焉。后世虽贫，礼不可隳，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侄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识者观一门宾客之雅正疏数，而卜家之兴败，理无爽者。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讼争，吾常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废壤不治者，孤嫠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矣。

这一段言论，是曾氏家风的创轫，国藩本人的条理规模，及其治家教子，都一本之于此。他与纪泽的信中尝说道：“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要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同时又把星冈公治家之法，归纳成“八字”、“三不信”。八字者：早、扫、考、宝、书、蔬、鱼、猪。他自己解释道：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书、蔬、鱼、猪，即读书、种菜、蓄鱼、养猪也。三不信：就是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此可以完全包括星冈公之家法了。原来中国家庭制度，过于庞杂，治家一事，自古为难，一家之中，老幼贤愚不等，问题乃自此而生。若再拘泥于什么“五世同堂”、“九世同居”一些老调，这家庭的丑剧与惨剧，便要层出不穷了。故往往有才力很好，事业很好，而家庭无办法者，实屡见而不一见。曾氏所赖以维持者，大部份就在这固有的家风;因为既成了一种风气，而又由主人躬自力行，则一家之中，将认为天经地义，虽有不肖，不敢侵犯。至于五世同堂、九世同居等话，他虽未公然反对，但是事实上他们兄弟后来都是析居的;因为这样才能洽乎人情，而保全恩爱，我们看他的家书，见他们兄弟感情的纯笃，处处足使今之有兄弟者，赞叹愧服。然其所以致此者，自然是他们兄弟之中——尤其是居长兄地位的国藩，能躬自勤俭，互相肫挚，然亦因为先世已有醇厚家风，只须恪遵勿失，即可光其余绪，然而没有国藩这样光前裕后的承嗣精神，为诸弟先，为一家表，则星冈公之遗范，亦未可知也。兹述曾氏承嗣的规模。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卅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事奉高堂，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我不敢也。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之素志也。(道光二十九年致四位弟)

这一段是他治家的大规模，对父母、对兄弟、对子女、对戚党，都无微不至;尤其是兄弟之间，爱之以德，而不爱之以姑息;对儿子则惟教以自立之道，而不蓄积银钱为其衣食之需。他曾说：“儿子若贤，则不靠官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因此他治家精神，最主严肃。他说：“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他因为立誓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所以他为官十余年，衣服书籍之外，一无他物，即此区区，犹拟罢官之后，与兄弟均分。有这种坦白胸怀，自然是无所处而不当。尤其是曾氏先代，并未显赫，他一朝尊贵，最易改易门楣，堕先人余绪，而流于骄泰，则子孙淫惰，家道乃自此衰。试看今之为官者，几何不是如此?所以在他的治家规模之下，有二大端：一是积极的训导，一是消极的防止。

关于消极方面者：归纳起来，盖不出于戒骄、戒奢。大概仕宦子弟，能免此者，确不甚易。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左右前后，趋承奉候者，既无微不至，则其势必至于骄奢，不知稼穑艰难。故仕宦子弟，犹能勤俭谦和，忘其权势者，真是绝无而仅有了。然而亦因此之故，仕宦子弟，贤能向上，也很难得;更因此之故，仕宦之家，能维持三代四代，不堕家声者，亦不多见。而其原因，则莫不由于在势之时，子弟骄奢淫佚之所致。所以他对这两件事，真是战战兢兢，不敢或忽。他尝谓：“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子孙能自树立，多读书，无骄矜习气。”因此他《日记》与《家书》中，记载戒骄奢之处，不一而足，兹录数段如下。

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日记》)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致纪泽)

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致诸弟)

在这几段中，他把骄奢淫佚之害，完全归在一个“骄”字病根上;因为骄便会奢，便会淫，便会佚，便会无恶不作，而其总因，则又因父兄为达官时，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在他意思，子弟不能拾柴收粪，插田莳禾，便叫做骄;衣食俯拾即得，即叫做奢。所以他教子侄，须半耕半读，不准有半点官气，不准舆车马仆从，凡家中一切事务，均须子侄一一为之，以力戒骄奢怠惰之习。

他除严肃教子侄，恪守家风之外，更注意到子侄的婚娶。在旧式家庭中，往往因为娶得一个不贤之妇，而败坏家风者;所以他对子女嫁娶，立一个原则，叫做“嫁女必富于我，娶妇必贫于我”。其用意就是要杜绝骄奢。女子嫁到富于我之家，则自己无从骄奢，娶一个贫于我之女子来家为妇，则亦无从骄奢，而可安其家风。他说：“儿女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官家结契联婚，不使子弟长奢惰之习。”当时常南陔想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做媳妇，他便始终不愿。他说：“常家欲与我结婚，我所以不愿者，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作威福，衣服鲜明，仆从煊赫，恐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诱我子弟好佚耳。”因此他婚嫁子女，不许用多金。咸丰九年在江西军营时，有一段日记云：“已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又崇德老人年谱云：“文正公手谕嫁女奁资不得过二百金，欧阳太夫人遣嫁四姊时，犹恪秉成法，忠襄公闻而异之曰：‘乌有是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以一个总督婚嫁子女，简单至于如此，诚不免令人惊异，然而我觉得他是另有深意存焉。大概宦家子弟之骄奢，是乃自然趋势，所谓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凡所遇之环境，莫不足以长其骄奢气焰，自非其子弟有过人之质，或其父兄有特达之见，鲜有不为环境所囿者。相传某世家子弟，不知民间疾苦为何事。有人告诉他：“某家没有饭吃。”他说：“为什么不叫厨房开呢?”其人又告诉他：“因为没有钱呀!”他说：“为什么不到账房去拿呢?”他自己的环境是厨房开饭，账房拿钱，于是以为天下都可如此，尚安望其勤俭守家，怜恤戚党邻里之困苦呢?所以戒骄戒奢，简直是他治家教子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必定要这种习气扫除净尽，然后才谈到积极的诱导。

关于积极方面的训导：可归纳成功三点：其一是和睦，其二是勤俭，其三是要使家道悠久。兹分别言之如下：所谓和睦，就是要使一家之中，兄弟妯娌雍雍穆穆，然后子孙有法，家道乃昌。他说：“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所以他给澄侯的信中，有样一段：

《五种遗规》四弟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余荫，我们得忝卿贰，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后辈子女无法则，骄奢淫佚，立见消败，虽贵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别家无好榜样者，亦须自立门户，自立规条，况我家祖父现样，岂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堕落之乎?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和，四弟之罪也;后辈骄姿不法，四弟之罪也。……我家将来气运之兴衰，全恃乎四弟一人之身。(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致诸弟)

此处因为他们排行的关系，呼澄侯为四弟，澄侯始终未出来做事，料理家务的时期最长，故负家庭的责任亦最大。此处责望之重，即是期望之殷。他的大目的，自然是要造成一家之中雍容和蔼，而更大的愿望，还在使后辈子女有法则。诚然子女完全依照父母的榜样，形成他自己的性行，父亲在兄弟行中，是不和的，其子女亦往往互相怨怼：母亲在妯娌行中，是不和的，其女儿嫁到人家，还会闹出妯娌不和的戏剧。这虽然不是绝对的因果律，但是至少可以说是有极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朝夕熏陶，取法太易呀。调转过来，假如父母在兄弟妯娌中，是绝对的谦让为怀，子女自然亦熏陶成性，而无乖戾之气;而况他家已有先代遗风，规模极好，只须遵而行之，家风即可不败，所以他激励澄侯者，无所不至，就是惟恐兄弟妯娌之间，或因细故而伤感情，则一切治家之道，都无所施了。

其次他所训导于家庭的，就是勤俭。“勤”字原是他整个治学方法中的骨干。除了这个字，他的一切治学方法，都成空文;除了这个字，他的毕生事业，亦无由表现。因此他对子侄的训导，尤注意于此点。据崇德老人年谱云：“同治二年，欧阳太夫人率儿女媳孙自家到安庆督署，……仅携村妪一人，月给工资八百文，适袁姊有小婢一人，适罗姊则并婢无之，房中粗事亦取办于母氏房中村妪，乃于安庆以十余缗买一婢，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媪也。”故在他的家书中，对于勤俭，总是反复叮咛。

嗣后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菜烧茶，……至于家中用度，断不可不分，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在县托买货物，若不分明，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气象也。务要分别用度，力求节省。(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诸弟

甲三、甲五等兄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则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咸丰五年八月二十七致诸弟)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年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余，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致纪泽)

这几段见得他对家庭子侄的习勤习俭，可算无时或忘。以他这样地位，家中女子，还要洗衣煮饭纺绩针黹，男子除读书之外，还要耕种打杂。他说：“子侄除读书之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又崇德老人年谱云：“同治七年，由湘东下，至江宁，入居新督署，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课单从略)云：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又附注云：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家庭之风勤俭如此，以视今之官太太少爷小姐，我们便要为他子女叫冤了。但是观他所谓“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则终为患害”，则又不禁叹服其为子女之计深远，而不忍见其安逸偷惰以致无以自立。孔子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曾氏盖深得孔子之义，是以家庭之间，一以严肃勤俭为主，皆有深意存焉。

还有一件，可算是他训导子弟最后目标，也可以说是他治家的当然结果，原可以不须他斤斤注意，然而他却不敢或忽;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家道的悠久，就是要希望他的家庭气运，不要由他一世而斩。如何才能达到这个愿望呢?则须在势之时，善自惜福，而又有贤子孙者，庶乎这个愿望不难达到。他说：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有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而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延绵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诸弟)

居家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仕宦之家，不犯此者，庶有悠久气象。(《日记》)

平日最好以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度，流于放肆也。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每每稍示节制，亦犹本“花未全开月未圆”之义。(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致沅浦)

悠久气象，是他治家的最大愿望，而时时存现于心目中者，则为“花未全开月未圆”的现象。有了这个现象在心目中，更有一个求悠久的最后目标，自然不敢想偷安佚乐，富贵骄人，并且还要战战兢兢，以此为戒了。他有这样深远的眼光，去维持他那世代相传的严肃家风，故其子孙亦能如其所期，代有闻人，此不得不令人感念曾氏治家教子的精神了。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