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儒学帮人回到原来的路去

作者：沃尔夫冈·顾彬 常强

来源：凤凰网综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廿六日丁亥

           耶稣2015年11月7日

沃尔夫冈·顾彬

按：莫言曾在博客中发博文《顾彬堪比呼雷豹》，写道：“顾彬教授只要一发言，当代作家们，虽不至于屁滚尿流跌翻在地，但也是闻声觳觫，胆战心惊。顾彬教授对我的批评最多，我其实从他的批评中悟到了很多东西。” 沃尔夫冈·顾彬是当代国际研究中国文化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德国之声》记者艾柯曾说：“我们笑传他（顾彬）是早晨五点起来读《论语》的那种人。”顾彬对中国文化的感情，由此可见。顾彬认为，外国作家从“外”看中国文坛，或许看得更清楚。这与“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常说的“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暗合。

访谈嘉宾：沃尔夫冈·顾彬知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问：目前，以传播汉文化、普及汉语为己任的孔子学院已遍布全球各高校，对此，有人振臂欢呼，表示欢迎，而还有相当一批人则认为这是中国在搞“文化侵略”。请就此现象，发表您的高见？

顾彬：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到国外去传播它自己的文化。举办孔子学院，其实是一件好事。我们欢迎中国多在德国开设这么一个机构，中国老师在国外教中文，不应当被视为“文化侵略”。如果有国家说举办孔子学院属于中国在搞文化侵略的话，那么它应该首先考虑它自己，反观其自身有没有在搞文化帝国主义的活动。

问：今天的欧洲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有多大呢？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的孔子及其儒学？

顾彬：欧洲的民众肯定听说过孔子和儒学的名字，不过他们不可能会有什么深刻的了解。但是，在今天的德国，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是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因此在德国有相当一批人，不单单听说过孔子，有的甚至还读过《论语》之类的文化书籍。在他们的眼中，孔子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可是好些人认为，老子的地位或许要更高一些。无论如何，谁在德国作关于孔子的报告，都会引起几百个人的兴趣。我在谈论孔孟之道时，每一次也都会吸引很多的人来听。听众大概希望通过儒学，了解到人究竟应该怎样才可以幸福地生活。

问：毫不否认，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也的确存在许多糟粕的东西，比如奴化思想、圆滑的处世观，等等。在今天，这些精神垃圾依旧广泛充斥于中国社会之中。您认为中国人该如何去做，才能彻底摆脱劣根性，从而在国际上树立更加好的形象？

顾彬：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过去外国人老是告诉中国人，他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对于外国人的说教，中国人早已经听腻了。结果我们外国人选择了沉默。然而我今天依然想提出一个问题来，这便是中国人的纪律观念很差，他们缺少必要的自律性。比如购物不喜欢排队，闯红灯，在公共场合抽烟，等等。为了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一个国家强调公民的自律性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中国大陆的人可以向香港人学习，学习香港人的自律。当然，这就需要基于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应当首先承认香港也有文化。

问：您的一些言论在中国文化界也曾多次掀起波澜，用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可谓“雷人”。比如，您曾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只是业余的，因为他们不懂外语。据此，有人反驳道：“一个作家要解决的是本民族的问题，如果能传递给其他国家当然更好，如果传递不了，那也不是惟一的标准，李白懂外语吗？”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顾彬：其实，我谈的不是古典文学，而是现代或当代文学。最晚从歌德时代算起，德国作家往往同时也是翻译家，他们都会不少外语。德国最有名的作家，时至今日也还在搞翻译工作。那么这些作家为什么除了写作之外，同时还在翻译外国作家的书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第一，通过翻译，德国作家可以提高他们的德文水平；第二，用最好的德语介绍我们的外国同行，也是我们的一项任务。

问：根据您的切身感受，您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及历史，有何利与弊？

顾彬：外国汉学家阅读中国经典的速度是非常慢的，这是我们的“弊”。因为我们看得慢，所以我们看得非常仔细，这又是我们的“利”。在阅读的同时，分析中国的文本是我们外国人的工作方法。另外呢，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是从“外”来看中国的，这与从“内”来研究中国大不相同。这就令我们与中国文化产生了一种距离感。有距离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恰恰相反，这倒有利于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它使我们可以不断地提出与众不同的问题。结果，我们的研究心得自然便跟中国的学者不一样。

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曾说：“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您赞同汤恩比的观点吗？为什么？

顾彬：儒学不一定能够完全拯救21世纪的世界，但是可以帮助人们回到原来的路去。原来的路，就是——谦虚的路，知道人有限制的路，发现钱买不到幸福的路，修养代替赚钱的路，为别人的路，牺牲自己的路，凡此等等。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