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社团公开致函电影《孔子》剧组事件发生之后，《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经典文化名人不宜戏说》的文章，指出：“儒学团体的质询和剧组的澄清，都折射出对文化和历史的崇敬和尊重，令人欣慰。”这一评论可谓公允平正。此外，双方信函往复温和理性、彬彬有礼，亦可谓“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同样令人欣慰。

  然而，儒学社团的做法也遭到不少质疑，有人甚至批评说是“助孔为虐”。还有人认为，一日三餐、男欢女爱，虽圣人亦不免，况且孔子自己都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此外，“圣化”孔子有悖于人人平等的时代潮流，而且会妨碍影视艺术创作自由，进而使孔子变成一个森严呆板的偶像，而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孔子和儒学会变得更加孤立无援。

  很难说若孔子逝而复生会如何看待上述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依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穷究文献、多闻阙疑的主张，他至少不会赞同后人颠覆历史。“子见南子”始见于《论语》，孔子发誓说没做非礼的事，《家语》、《史记》、《典论》等书则记载孔子迫于南子强请，才不得不隔着帷帘“礼答”了南子几句话。所以，在去古已远的今天，对此事当“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莫予大肆渲染为好。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能渲染他人，就不能渲染孔子？答曰：因为孔子是圣人。是的，孔子确实婉拒了圣人的赞誉，但不要忘记谦虚是一种美德——古今中外莫不如是，而儒家尤特如是。此外，孔子盛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为圣人，开创了中国文化尊崇圣人的传统。孔门弟子正是根据这一传统，才同样尊崇孔子为圣人的，所以有若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当然，按照“古史辩学派”的观点，孔子的种种圣人光环，是后人层累叠加上去的，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也认为“去圣乃得真孔子”。问题是：其一，并不是随便什么人就有资格被圣化的，继往开来而奠定中国文化规模和气象的，自非孔子莫属；其二，任何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都需要而且必然会选定一个伟大人物，然后将文化价值与民族美德投射于其身，以为本文化、本民族的象征符号和精神寄托，此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正如砸烂陶器比制作陶器要容易得多一样，丑化孔子比圣化孔子也要容易得多。与此同时，一个人接近孔子的圣人境界很难，但将圣人孔子想象得和自己一样平凡甚至是庸俗却容易得多。九十多年前“新文化运动”期间，吴虞凭“只手打倒孔家店”（胡适语），“反孔”和“批孔”一度成为社会时髦。如今，虽然不少人意识到了孔子的重要性，但重新学会倾听和尊重孔子却殊非易事。

  习惯了“平等”说教的现代人，总觉得孔子也不过尔尔，甚至自认为可与孔子比肩。实际上，“人人平等”固然美好，但切莫忘记，“人人平等”绝非“人人平庸”。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角度看，不同的人对民族与文化的贡献不是等量齐观的，任何民族总会有一些德艺双馨、丰功伟绩的历史人物脱颖而出，成为后人尊崇和敬仰、学习和模法的对象。就此而言，“人人平等”绝不是向圣人孔子争平等，而是给后人提供了学习和模法圣人孔子的平等机会。

  习惯了“自由”说教的现代人，总觉得孔子这一“偶像”或“权威”妨碍了自己的自由，动辄就把自己的不如意归咎于孔子。孔子有自由思想，则不妨继承弘扬之；孔子没有自由思想，亦不妨碍我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此外，如果说“戏说孔子”是一种自由，那么“尊崇孔子”又何尝不是一种自由？如果说“尊崇孔子”妨碍了“艺术创作自由”，那么“戏说孔子”又何尝不妨碍了“尊崇孔子”的自由呢？

  不少媒体评论曾提到“西方影视作品艺术化处理历史人物的空间很大”。实际上，西方影视作品对普通历史人物或是如此，但却不曾听说戏说耶稣。电影《达•芬奇密码》对耶稣稍有不恭，即遭到耶教徒尤其是天主教徒的抗议。如果“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可以视为底线的话，电影《孔子》剧组保留的艺术化处理孔子的权利，也不能不慎重运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