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解《大学》：不修内圣 再严密的制度也是空文

作者：肖永明

来源：凤凰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初二日癸巳

           耶稣2015年11月13日

近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肖永明教授应邀为终南文化书院师生讲座，解读儒家经典《大学》。他详细梳理了《大学》的重要地位、基本内容和“三纲”、“八条目”，指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圣功夫，是《大学》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也是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根本，“尽管我们今天需要建设与完善各种制度以规范社会，难道仅有制度便可忽略‘内圣’工夫？如果个人置品德修养于不顾，再严密的制度也只会成为一纸空文。”

以下为讲座实录：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来到终南文化书院和各位朋友、各位同学一起分享中国古代经典——《大学》，谈一谈《大学》之道。我们的分享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大学》的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第二部分，了解《大学》文本的基本内容；第三部分，《大学》基本的理论构架；第四部分，诠释《大学》中“三纲”的意涵，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第五部分，对《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等“八条目”作一些解读。

第一，《大学》的地位与影响。

首先，《大学》在南宋以后，逐渐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之一。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辑合为《四书》，并分别撰写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之名定于朱熹，此后学者讨论儒家经典时也往往将《四书》与《五经》并举。

宏观来看，《四书》、《五经》都属于儒家经学体系，是历代儒家学者著书立说、阐明思想的基本依托。传统观点认为，孔子继承上古三代典籍以“删述六经”，编辑《诗》、《书》，修订《礼》、《乐》，作《十翼》，著《春秋》，对春秋以前的礼乐文明的内容与意义作了系统的记载、整合与阐述。从时间上来说，《五经》代表着孔子之前的文化积淀。而《四书》所代表的是孔子及其后学对《六经》或者《五经》的解释与推阐，是春秋至汉初所形成的儒家经典。

在儒家经典的体系中，《四书》和《五经》关系究竟如何？在政治、社会、学术等方面的多重影响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何种变化？有学者认为，汉儒普遍重视《五经》，宋儒则重视《四书》，认为《五经》学与《四书》学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中汉学与宋学两大学术范式。这是从整个学术史角度去理解的。我们认为，既然《四书》之名定于朱熹，在探讨《四书》与《五经》关系时，就需要对朱熹的相关论述引起高度关注。通过审视朱熹的论述，可知《四书》与《五经》在后世无法判然两分，亦可明晰儒学在南宋之后的具体走向。

按朱熹的说法，《五经》和《四书》的关系是什么呢？他说《五经》由于年代久远，文辞古奥，一般学者是难以理解其真谛的。相比之下，《四书》是在战国至汉初儒者所创作、整理而成的文献，文辞相对简易，义理更为畅达，学者理解起来也显得更为容易。所以，朱熹认为，学者欲学《五经》，则必须先从《四书》入手。他说：“四子，六经之阶梯。”在这段论述中，《四书》对于学者的基础性与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成为深入了解儒家经典的第一步。

在《四书》体系之中，朱熹认为《大学》是《四书》之首，既可引导初学者以正学之径，又值得学者终身玩味其义理。程颐曾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接踵其说，认为“人之为学，先读《大学》，次读《论语》。”“先看《大学》，次《语》。”在朱熹经典诠释的实践，《大学》也是最受其关注的一部著作。他曾说：“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书，方可读他书。”直到朱熹临终之前，他仍在修订《大学章句》，也可认为朱熹对《大学》的解读与诠释贯穿于其思想建构的整个过程之中。

之所以朱熹如此重视《大学》，是因为他认为《大学》是奠定学者修身治人规模的一部经典。朱熹在讨论《大学》的重要性时曾运用了许多生动的比喻，《朱子语类》记载道：“《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这是从学者为学、修己、做人、处事这一整体格局中强调《大学》的重要性。朱熹又说：“《大学》是个大坯模。《大学》譬如买田契，《论语》如田亩阔狭去处，逐段子耕将去。”在这里，朱熹又将《大学》与《论语》作对比，突出了以《大学》为先的为学次第，为学者研习儒家经典提出了具体的进路。无论是比作“地盘”，抑或“坯模”，朱熹始终认为《大学》承载了圣人治理天下的根本之道，只有对《大学》形成了通透的了解与认识，掌握了这一大根大本，方能确立修学进德的正确导向。在《大学》这一基点之上，学者无论是在体贴圣道、昌明学术，还是建立事功上，都是可以无往不利的。

其次，《大学》的重要性与科举考试密不可分。随着朱熹之学被悬为令甲，朱熹对《大学》的重视亦贯穿于后世的科举考试之中。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在这次科举的条例中，“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义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此后，《四书》成为历代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必读之书。而《大学》作为《四书》之首，自然也在历代读书人科举应试时成为了重要的考试内容。明代科举考试第一场所试均为八股文，其中《四书》文三篇、《五经》文四篇。清乾隆时期，规定乡、会试时《五经》各出一题，改在第二场考。至此，《四书》作为科举的“头场”，在士子心中的地位便要高于《五经》了。《大学》在科举考试中成为考题，在历史上有不少例证。比如，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这次科举考试殿试部分分为“史论”五篇、“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四书》《五经》”三题。尽管我们可以发现，科举考试的内容有较大改变，《四书》、《五经》的地位亦大不如前，但在这次殿试的“《四书》《五经》”三题部分，仍以《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命题。

又如，雍正时期一个典型的文字狱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了解《大学》在当时科举考试当中的地位：当时著名士人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考官，在《四书》文部分，查嗣庭以“惟民所止”为题测试士子。“惟民所止”虽最早出自《诗经》，但是它被《大学》引用过，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处引用。查嗣庭自然没法料到会被人告发，说“维止”这两个字是意在杀雍正皇帝的头。雍正指其“讽刺时事，心怀怨望”，并罗织罪名造成了一系列的惨祸。透过以上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大致的了解，在科举考试时《大学》成为考官所热衷的试题来源，应试的士子自然趋之若鹜而重视《大学》。同时，《大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形态、地位的变化，亦可反映出儒学与教育、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

再次，《大学》与帝王之道亦有紧密联系。在传统官本位的社会形态之下，皇权始终处于权利金字塔的顶端。一方面，皇帝、官僚为了更有效地治理社会，希望从古代经典中汲取治世的良策，在宋代后形成了所谓的“经筵讲习”的制度。另一方面，不少儒家学者希望能“得君行道”，通过阐明学术，将自己的思想主张能够变成政治运作的指导思想。明代中期以来，“经筵日讲”成为国家典制，讲习以发挥儒家经典的精义为主。在宋代以降的“经筵”制度下，《大学》始终是儒者讲学的重要内容。

比如，朱熹在经筵进讲时，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重点在于诠解“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对于君主品性培养的重要性。朱熹满以为能够通过自己的讲述使皇帝走入儒家所认为的这种“内圣外王”的路子，可皇帝认为这个老头子讲的东西我不是很感兴趣。朱熹在讲的时候还经常稍带着批评当时的朝政，认为哪一点政策不合理、哪一点做得不对，不符合“正心诚意”的要求，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我们知道，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呢？钱穆等学者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只有两个人能够称为真正的夫子，一个是孔夫子，一个是朱夫子。从他的实际影响来说，在元、明、清这几代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尽管如此，朱熹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推行他思想主张的机会，甚至在很多时候还被朝廷迫害，受到很多人的攻击。纵观朱熹一生的行事，在朝廷给皇帝讲学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但是最辉煌的时候也只有49天，讲的全是《大学》，全是“正心诚意”。当时皇帝不想听的时候、厌烦的时候，就让他身边的太监跟朱熹说，能不能讲点别的？朱熹说，我除了“正心诚意”四个字不会讲别的了。因为朱熹认为，作为一个帝王，如果你离开了这种“内圣外王”的轨道，你还能做出什么有益于天下百姓、平治天下的事情呢？

其实，《大学》主要内容是陈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自然与帝王之道关系非常密切。在明清时期，有两部著作受到了许多帝王、官僚的认可与推崇，这两部著作均与《大学》有关。第一部是宋代末年的真德秀《大学衍义》，还有一个是邱濬的《大学衍义补》。合而观之，这两部都是在推阐《大学》三纲八条目的具体内容，旨在为帝王治理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大学衍义》主要在阐发道德性命之礼以期培养君德，《大学衍义补》则重在讨论“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与方略。关于历代帝王对这两部著作的评价，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例子窥知一二。如元代的第三个皇帝元武宗在评价《大学衍义》时便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此后，明太祖朱元璋夺取了天下之后，知道自己在知识方面有所欠缺，但是他知道治理天下一定需要去吸取前人的智慧，所以他就问他大学士宋濂：“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给他推荐的是《大学衍义》。清代的康熙皇帝更是遵从程朱理学，甚至改变了文庙祭祀的格局，将朱子位列十哲之一。康熙皇帝本人对《大学》非常重视，从8岁开始就熟读《大学》，后来把《大学衍义》这一本书翻译成满文，供当时八旗的子弟熟读这一本书。这些都可以反映帝王对《大学》的重视。

第二，《大学》文本的基本内容。

关于“大学”之释名。根据朱熹的说法，“大”字，“旧音泰”。“大学”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根据《礼记•王制》的记载：“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此处的“大学”是天子所设立的最高学府。另一方面，《大学》就是“大学”用来教学的课程，指特定的教学内容。事实上，古人对“大学”的两重含义已有许多阐发。以朱熹为例，他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三代时期，人生八岁开始，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然后十五岁之后再体察其中的道理。天子之元子、众子，就是非常聪明的这些人都进入大学，这个大学就是作为机构的大学。

传统观点认为，曾参是《大学》的作者。近代以来，随着辨伪学的兴起，许多先秦古书的作者、年代、内容都出现了真伪问题。《论语》、《孝经》、《中庸》都被认为是孔门后学的集体著作，《大学》也不例外。尽管史书一般记载《大学》是曾参所做的，但是《大学》里面出现了很多在秦代甚至汉初才能见到的一些用词、一些历史现象，只能说他弟子后来加以补充。

关于曾参，曾子在儒学传承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亲炙孔子的弟子，曾子被尊为“宗圣”，在后世的孔庙祭祀体系中被列为“四配”之一。除了《大学》以外，相传《孝经》也是曾子所作。后世曾子的形象也常与孝道联系在一起。比如我们现在习见的“二十四孝”，其中“啮指痛心”这一典故便是记载曾子是如何践履孝道。在这则典故中说，某日曾子外出砍柴，恰逢家中来客，曾子的母亲因为没有东西接待客人，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咬了自己的手指，曾子在外面就感受到母亲的焦虑和痛苦，连忙返回家中，并以礼待客。再比如，曾子的父亲在生前特别喜欢吃羊枣。在父亲去世之后，曾子便再也不吃羊枣，因为这会让自己感受到父亲在世的情形而不免悲怆了。尽管这些事例有不少后人附会的成分，但也说明后世儒家学者将曾子塑造为中国文化史上孝德典型的一贯思路。

关于《大学》的地位变迁。《大学》原来只是《礼记》当中的一篇，《礼记》只是对礼经的一种解说，其地位本来不高。从东汉末年开始，《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唐代孔颖达奉命撰定《五经正义》，标志着《礼记》由传升格为经。唐代的韩愈、李翱均以诠释《大学》来建构自身的思想体系。逮至宋初，《大学》便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专经，这在宋初的经筵讲学中有所体现。

北宋是《大学》地位的不断上升、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的关键时期。王拱宸作《大学轴》、司马光作《大学广义》都是北宋儒生诠解《大学》的典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在北宋受到了二程、张载的高度关注，二程、张载对《大学》的论断对朱熹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综核百家、辨章学术，对《大学》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然后将《大学》和《论语》、《孟子》、《中庸》并列成为《四书》这一有机整体。公元1181年，《四书章句集注》在福建漳州出版，这标志着《四书》之名的确定，亦可认为由此而奠定了《大学》在中国经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第三，《大学》的基本理论构架。

《大学》的篇章结构，全文1751字，经205字，传1546字，朱熹对《大学》的经传做了细致的分疏，他把《大学》看成是总论和分论的结构。在朱熹看来，《大学》体例清楚、脉络分明，并对《大学》的作者作了说明。因而《大学章句》里说：“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总体而言，《大学》的理论构架即我们常说的“三纲八条目”。“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首先在三纲里面，“止于至善”又统摄“明明德”、“亲民”两方面。 “明明德”主要讲求内圣，统领“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五个方面；“亲民”主要讲求外王，统摄“八条目”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方面。从《大学》所强调的为学次第来看，修身是兼内外而言，它既是内圣的结果，又是外王的起点。所以说，修身是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关键所在。

第四，《大学》的“三纲领”。

《大学》首句便说“大学之道”。在先秦文献中，“道”为百家所引述，其意涵非常复杂，有道路之义、有规律之义、有宗旨之义等等。简而言之，所谓“大学之道”即大学的宗旨。“明明德”，两个明字词性词义皆有差异，前者为动词，有彰显之义；后者为形容词，有光明崇高之义，用以修饰“德”。所谓的“明德”就是光明的品性、光明的品德，也就是盛明之德，“明明德”便是指要彰显内在的盛明之德。之所以作如此解读，是基于对先秦思想史演变的理解而来。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无论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提出自身的思想主张时，都不可回避对人性本质的探讨。从某种程度而言，人性论甚至成为许多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简而言之，先秦时期的道家认为人性是自然的，法家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儒家内部对人性的论述亦可分为“性善”、“性恶”两派。战国以来，孟子的性善论逐渐在儒家学派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大学》所强调的“明德”，其实仍是以性善论作为理论基石的。惟有认定人性为善，那么人先天便具有善的萌芽、可能（即后世常说的“善端”），儒者进行自我修养便是在此基础上将先天的善性、善端培养、扩充、落实。因此，后世思想家在讨论人性修养时，对“复性”一词尤其关注。所谓的“复性”，便是恢复人的善良的本性。朱熹所谓“复性”、陆九渊说“发明本性”、王阳明说“致良知”都是基于性善论来阐述的。无论程朱陆王，他们都认为“明明德”是要彰显先天的盛明之德，并视其为儒学的主要宗旨之一。

如果说“明明德”强调学者的自我启蒙，那么，“亲民”则是强调学者与一般民众的关系应当如何。所谓“亲民”，应该是指在充分彰显自己德性才能的基础上，使一般民众“去其旧染”、“移风易俗”。通过具体的事功，去改变一般思维方式、言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成为所说的“新民”。“亲民”在儒家语境中可以与“教化”替换，这与《论语》中“修己安人”、后世所谓“推己及人”、“兼善天下”是一致的。在传统社会中，许多儒家学者对他们的现状并不满意，对理想、时代常常充满焦虑。要改善现状、解决焦虑的办法，就如《大学》首句所说，既要立足于自我光明德性的彰显，又要在此基础之上去教化民众。

“止于至善”就是儒家学者学问功业的理想状态，也是最高境界。我们需要对“止”字有所重视。《大学》通过引述经典以诠释“止”的含义，后世儒者在探讨“止”的意义时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什么“止”在《大学》中显得非常重要？很多学者都对此作了颇为深入的探讨。

首先“止”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栖息、保持、安住，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一直坚持下去，这就是“止”。 《大学》引述《诗经》“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缗蛮黄鸟，止于丘隅”来解释“止”字，《诗经》中的“止”便是保持、安住之义，止于当止之地、至善之地。

第二个是停止之义，即确立道德修养的边界、遵循道德的规诫。《大学》中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此处的“止”显然是属于这个义项。

在社会之中，无论个人所处的角色为何，都需要遵循相应的规则与要求。就如“为人君，止于仁”，认为领导者应当以“仁”为道德修养的重心。那么“仁”的具体内涵为何？实际上会随着社会角色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众所周知，“仁”是《论语》的核心概念，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子目。一方面，《论语》中说“克己复礼为仁”，强调从自身做起；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突出如何将“仁”贯穿于处理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不同的社会角色对“仁”的理解会有不同的侧重，但均统摄于“仁”这一范畴之中。又如，“与国人交，止于信”，说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必须符合诚信的要求。《论语》中说“言忠信”、“言必信，行必果”等，是在说明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又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无信不立”，这便是说明诚信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因此，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社会治理，都应当以“信”为重要原则，否则个人将丧失为人处事的底线，整个社会亦会沦入失序的状态。因此，只有不同的角色各有所止，准确定位自己的身份、遵守伦常准则，个人与社会才可以得到有序发展。就个人而言，我们应该确立自己为人处事的道德边界。至于道德边界如何划分，这与自身的判断力、意志力密切相关。首先，确立道德边界需要人明确哪些是该做，哪些不该做，这也涉及到后面所讲的“格物”；其次，在确立边界之后必须以自身的意志力来规范自身，使自己不能去破坏、逾越道德边界。

在运用较大篇幅来阐释“止”字之后，《大学》中便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止，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定”就是有定力，“静”是指心不妄动，“安”是指安思，能够安然，“虑”是指考虑事情非常周详，“得”即收获，指达到最佳的状态。如果对这一段文字进行概述的话，我们便会认为“止”也可理解为修养的起始，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控制心的欲念，特别是将私心、杂念遏止。此后，我们就能够明确目标，以充分的定力达到一个心境宁静的境界，从而避免心绪杂乱、躁动不安。那么“安”是指内心的安态和舒态，如果内心得以安静，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中都有安态，可以使得内心意志不为外物所牵绊与影响。学者从持此为学次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当中心安，便会在看待自身、他人乃至外界万物时思虑周详，从而达到“得”这一最佳境界，能使学者有切实的收获。接着，《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旨在强调溯本清源，在个人的发展中抓住事物的大根大本，循序渐进地去培养与完善人格，而不为支流末节、细微琐碎的事情所左右，这既是对“三纲”的内容进行了疏解与总结，同时也为后世学者修学进德提供了总体目标及基本进路。

第五，《大学》的“八条目”

在总论“三纲”的内容之后，我们将围绕“三纲”的基本精神来讨论“八条目”的具体内容。想必大家对“八条目”的具体指代亦非常熟悉，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既是“大学”由内而外的八个层次，也是学者通入“大学”之境的具体步骤。

在《大学》中，作者对“八条目”正序叙述一次，又反序申说一遍，强调八条目之间的密切关系，主张学者应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尽管这种反复叙述会显得有些繁琐，但是朱熹认为，正是这一正一反将八个条目之间先后本末的关系说得清楚明白。

“格物”作为八条目之首，历代经学家对其进行了诸多解释，也透过这些解释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体系。

关于“格物”的“格”，有学者认为它与“格斗”之“格”同义，是指把不好的、敌对的东西推开。那么，“格物”便是把透过“物”的表面去把握它的本质。“物”的具体指代又是如何？“物”既指“外物”，包括外在世界的各个方面；通常也指代“事物”，即人伦日用之事。这个“物”它不光指我们客观的外在的外物，实际上它既指这个外物又指我们主体参与的事情，这个物一个是外物，外在世界的方方面面，也指我们日常生活中种种的事情，那么格物实际上就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指对我们外在世界客观的规律、原则了解，第二，也指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种种原则规范的一个把握，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各种现象的本质的了解。所以朱熹将“格物”解释为“穷理”，就是对事物的方方面面尽可能精微地加以观照、把握，主张深入了解事物的内在脉络、规律、本质，以期求“理”、求“中”。

或许有人会认为，理学家所讲求的“理”、“中”太过抽象玄妙。事实上，理学家所说的“理”、“中”都是切实存在，而且无所不在的。“理”是世界万物运行的规律准则，有“天理”、“性理”、“物理”、“伦理”等多种表述；“中”指的就是说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在现实生活中是“穷理”、“求理”、“求中”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在日常生活、接人待物时都要考虑到如何才能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如何才能掌握好为人处事的分寸，实际上这就是“穷理”的具体体现了。

“致知”就是通过关照、穷极事事物物之理，就会获得一种智能、智慧，“致知”一方面是对事物的原则、规律、条例、脉络发生的序列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另一方面，“致知”也强调学者对自我的了解（即自觉），通过对自我的正确定位，能够自觉剔除自己内心的私欲，使自身目标志向符合古往今来的大道、正轨、公义。所以，“格物致知”实质是要教学者去掉蒙昧而变得智慧，尽可能把握世界的本质。

“诚意”即是在明辨大道的基础上达到意念层面的真实境地。“诚意”的内涵较广，《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此处的“诚意”便是指不要自我欺骗。又说：“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是要求学者独处时从内心层面保持意念的真诚，然后才能够让这种真实自然显发于外。后世学者对“慎其独”的“独”字有较多阐发，大体有两种解读，一种观点认为“独”是指学者独立于外部环境；另一种观点则以朱熹为代表，认为“独”是指人的内心深处。两种解读虽然侧重有所不同，最终的指向则是一致的。

“正心”的字面意思是使内心端正，是接续“诚意”而来。只有意诚之后才有心正，如果意不诚，心就是不正的。《大学》中便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心往往容易受到精神情绪的各种干扰，而且只有自身才能准备把握心的状态。如果心不正，那么此后的“修身”等条目便也无从谈起了。

“修身”是《大学》“八条目”中的关键环节。前面我们说到，“修身”是寓于内而形于外，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结合点与转折点。“修身”的具体含义应当是指学者在心性调养、自我陶冶的基础上，自我提升，达到言语谦恭、举止合礼、修养合度的状态。《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是指从国家最高层到平民百姓都应该遵守同样道德规则，把修养身心作为自己处事的根本。在儒家看来，惟有儒者从自身做起，以修一己之身为本，进而教化百姓、治国理政，才可能建构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

以上所说的五个部分就是儒家所说的“内圣”。接下来要谈及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子目。学者在达到虑事周详、修养合度、言行得体、处事得当的境界之后，可以进而整齐、规范家庭与家族的事业，形成敦亲睦族的家庭环境。家庭、家族是以血缘为依托，故学者须在此基础上锤炼品德与能力，方能有资格服务社会、治理国家，成为优秀的官员，使得天下太平，最终进入大同社会。在“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上，《大学》强调“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是“内圣”的最终归宿。

今天看来，“内圣外王”的思路、模式在社会治理上，可能会对制度建设强调不够,这可能是这一理念的弱点所在。但是，《大学》所提倡的这一修学进路，对于我们今天的学习、工作以及社会建设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应该说，对“内圣”的重视，实际上是《大学》里面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尽管我们今天需要建设与完善各种制度以规范社会，难道仅有制度便可忽略“内圣”工夫？如果个人置品德修养于不顾，再严密的制度也只会成为一纸空文。在今天，《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圣工夫仍需要我们每一个个体去认知、践履，而不是空谈其义理而已。

在考察社会演变时，我们经常会强调古代与现代的差异，突出现代的进步所在。事实上，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千差万别，但是主导社会变化、个人发展的道理、规律却有其一致性。哲人之所以成为哲人，是因为他们能透过纷繁复杂的世界万象洞察、穿透其本质，领悟、把握了宇宙间的真理。历代有远见卓识者皆从哲人之言中汲取智慧。尽管时异世殊，但是《大学》“三纲八条目”中对修身的重视、对社会的现实关怀、对理想治世的追求，都是我们今日安身立命、建设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

【现场提问】肖老师，您刚才一直在讲《大学》的这个地方，您没有提到一个问题，《大学》本身版本和它改动的问题。这个东西变化是非常之大的，从二程的时候，他们各自都改过，朱子简直可以叫重构了。您怎么看待朱子改《大学》？包括王阳明最后又把古本给弄出来，这个变化的过程您怎么看？

肖永明：历代学者有关《大学》改本很多。《礼记》中《大学》篇与朱熹《大学章句》的改本是有相当大区别的。你在提问中运用了“重构”一词，事实上，这两个版本的《大学》，其基本精神仍是一致的，恐怕还谈不上“重构”的程度。大家都知道，朱熹确实在《大学章句》中加入了《补格物致知传》，并调整了语序，反映了朱熹以其义理架构解经的独特思路。清代许多学者从保持文献原貌、还原《大学》古义的角度对朱熹这一做法进行了批评。但是，我们也应考虑，朱熹为什么要作《补格物致知传》？这是理顺“八条目”逻辑秩序的需要。

从《大学》的升格过程来看，《大学》作为一个文本，从《礼记》单独独立出来，然后在宋代又进入了儒学的核心经典，成为《四书》之首，这与朱熹对它的整理、改编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朱熹在改编《大学》的过程中，为《大学》注入了新的思想要素，从而提升了《大学》文本中义理的连贯程度以及理论思辨的高度，赋予了《大学》更为深刻的内涵。所以我认为，对朱熹改动《大学》这一举动的褒贬，主要是不同学术范式的评价标准所导致的。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对《大学》的版本展开了许多讨论，但是从义理所达到的高度来说，我们更认同《大学章句》中的考订与阐释，认同他对“格物致知”的解读，也认同他所附加的《补格物致知传》。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