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儒学”

——《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出版暨中文版序、前言

作者：（美国）安靖如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2566年暨耶稣2015年11月20日

《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美）安靖如著，韩华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当代儒家政治哲学》中文版自序

学术研究工作中最令人兴奋的一部分，就是当一本书出版以后，会有学界朋友与我进行交流、对话和相互学习。自《当代儒家政治哲学》一书的英文版在2012年出版以来，复旦大学的白彤东教授为其撰写了书评，我对此在网上进行了回应。香港大学的陈祖为教授为本书组织了研讨会，还在《东西方哲学》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书评，我对此也进行了回应。山东大学的黄玉顺教授和王堃女士分别发表了论文对本书进行批评。还有其他的评论，在此不一一陈述。所有这些评论与批评，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本书的主题。因此，我对本书现在能够为中文读者所阅读而感到由衷高兴。我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带来更多的思想对话。我要感谢译者韩华，以及江西人民出版社的所有编辑以及申明先生和陈显英女士；是因为他们，这本书才得以出版。

在英文中，我用“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作为标签以表明我对儒学的看法。将这个英文词直译为中文，就是“进步儒学”。译者韩华在此使用了这种译法，我认为这可能是最准确的翻译。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英文的“progressive”（进步）和中文的“进步”具有不太相同的含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英文的“progressive”一词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内涵。而中文的“进步”主要指的是经济上的发展。比如，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进步党”提倡更为公正的法律，批评那些只寻求经济发展的人。社会主义者运动（socialist movements）是对这种“进步”的最好阐释，因为他们为社会寻求更为广阔和公正的发展。所以儒学应当是“进步的”的说法，与20世纪初的儒家思想者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比如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等，他们都倡导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我使用“进步儒学”一词具有很多方面的考虑，其中包括对法规的强调（因为自我坎陷的需要），对礼仪的有限主义（ritual minimalism）、人民主权和政治参与、全球性的人权的强调，以及对压迫的批评。

对于儒家学者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也是一个未定型的时代。不但有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快速变化，也是一个前所未有、有儒学参与其中的全球化时代，不同语言和许多国家都在发生作用。即使当代儒者们因所持立场不同而产生激烈的争论，但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词汇是一样的，比如美德、礼仪、仁爱、尊敬、和谐、秩序等。这说明，我们都在将自身作为一种持续的传统的一部分，并且在使传统进行不同的发展。当代儒家思想者们也在努力思考一系列的非传统观念，比如民主、人权、法律、平等、自治等，而这些观点在传统的儒学思想中并不占有核心位置。对于所有的这些观念的阐释在各个方面都非常不同，其中，可能民主的不同类别最能说明这种多样性。特别是蒋庆的反民主的观点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为蒋庆及其思想辩护的观点，也已然成为当代儒学界的一个模型。在当代支持民主的儒家中，虽然没有谁作为一个明确的领袖站出来，尽管学者们各自的思想不同，但我们在支持民主的方向上却是一致的，比如李明辉、林安梧、杜维明、陈祖为、金圣文、陈素芬，还有我。

没有哪位前现代的儒者是民主主义者，所以反民主阵营的人们也许似乎必然是更“传统的”。但是，建设性的发展传统所要努力做得更多的是，实现传统中的核心价值，而不是仅仅模仿传统的形式。因此，这种反民主的特性与当代儒家几乎没关系。没有哪位当代儒者是支持君主制的，即使蒋庆也不是。事实上，我们都在提议建设根本上的崭新制度，所以，我们所争论的是如何最好地改变传统，而不是谁最好地保持了传统。

在支持民主的儒者中，我们不仅认为前现代的儒家并不是民主的，而且认为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并不能成为儒家所需要的那种民主的充分基础。如果儒家需要在当代世界中找到一个可以容纳其思想的家园的话，那么儒家就要以某种方式实现一场意义深远的更新。

一般来说，我们至少趋向牟宗三的观点，即儒者需要通过对儒学理论和义务进行广博、深刻的反思，从而找到一条能够开出新的政治的道路。用牟宗三的话来说，即是“开出新外王”。香港大学政治理论学者陈祖为认为，认清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即虽然儒家对于圣人的“理想理论”依旧非常稳固，而对君主的“非理想理论”则被证明存在问题，而那里就是民主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陈祖为并不同意丘吉尔关于民主的观点——民主是所有选择中最不坏的那一个，他恰恰持有积极的立场，即民主对一个非理想主义的世界具有建设性的重要意义，民主也能表达共有的责任和信任。他认为民主对政治和伦理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1］

牟宗三最重要的教诲之一，就是成为圣人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我认为，这种理解中的圣人角色，在传统中是被推崇的，而且圣人对于儒家政治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意味着尽管我们中没有谁是圣人，但我们应当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也意味着我们中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所以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看清自己所处环境中的重要方面。我们在做决定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去包含、平衡和综合尽可能多的观点，如此，我们才与儒家将所有价值观“和”起来的思想保持一致。尽管阐述这些并不能让我们对民主做出一种具体的理解，但它显然促使我们去面对一种兼具参与性与商议性的政治。这些想法在我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论述中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些观点在台湾儒者如牟宗三的后学李明辉、林安梧那里也得到了共鸣。韩国学者金圣文在其关于儒家民主的著作中，在理论和经验上有大量的论述，他所持有的结论与我的也非常相似。

我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够促进关于儒学进一步发展的探讨与论辩。我相信儒者们需要互相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儒学的未来还没有定型。我们相信，儒学不仅会为中国、也会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多贡献。

安靖如

《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译者序

本书是近年来研究儒家伦理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颇具创意的著作，著者是在中西哲学比较、儒家伦理思想与政治哲学领域均具有国际影响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安靖如教授。在本书中，安靖如教授对儒家学说的现代发展进行了积极探讨，认为儒家学说是“进步”的观点尤为值得我们思考。

安靖如教授以西方学者独特的视角审视儒家学说，在整合现代新儒家传统与伦理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儒家基本价值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提出了旨在将伦理的进步植根于创造性的政治实践之中的“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展现了一个认识当今社会的新视觉。此新视觉之新，在于他对中国传统儒学生命力的认定，儒学生命力需要在中国这个宏大的社会体系中发展并获得与实际相对应的思想活力，只有当儒学具有这样的思想活力时，它弥久更新的生命基因才能焕发出生命的绿色。

20世纪初年以来，思想家们一直在探寻儒学生命力在新时代、新政体背景下焕发生机的路径，在努力使传统儒学适应变化了的社会与时代。在本书中，安靖如教授提出“进步儒学”的新解，肯定儒家基本价值在当今时代的积极意义是安靖如教授“进步儒学”的基石。那么，如何界定“进步儒学”？安靖如教授在书中是这样解释“进步儒学”中的“进步”一词的：一方面，“进步”认真描绘出针对个人和集体道德进步的儒家思想核心义务，许多儒学哲学家们都赞成这种进步对儒学而言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进步”也代表着自始至终提倡的研究儒家政治哲学路径的特定标签。“进步”不是指传统进化论意义上的进步，而是指不满足于一种现实形态，去追求理想、超越现实与不断提升。安靖如教授认为，儒家基本价值在实际生活中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使得当其植根于创造性的实践中时，这些基本价值的实现，能使人生活得更好、社会变得更繁荣。而在创造性实践中实现儒家基本价值的路径，则是使每个人具有与这些价值相关的德行，通过这样的路径，“进步儒学”不仅参与了政治，也具有了与西方伦理学相比较的基础，并与同样强调公民美德和道德教育的自由主义产生关联、成为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维度有关联的政治哲学。正因为如此，伦理的广泛社会意义才可能获得与时代进步相同的发展，社会才可能在正常的形态下聚合普遍的力量，从而完成“进步儒学”在国家全球化时代中的角色担当，这就是安靖如教授在本书中提出的“有根基的全球哲学”（rooted global philosophy）思想的展开。

关于“有根基的全球哲学”，安靖如教授认为它意味着在一种特定的有生命的哲学传统中进行哲学研究，因此它是有根基的，同时对来自其它哲学传统的刺激与见解采取一种开放方式，所以它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像牟宗三这样的新儒家即是有根基的全球哲学家，他们寻求从全球其它地区吸取启发性的观点与见解，试图以积极方式来发展自身的传统，所以，安靖如教授选择了新儒家牟宗三的“自我坎陷”说，在牟宗三“自我坎陷”理论基础上进行了不等同于牟宗三的发展性阐述。一方面，安氏借鉴了牟宗三新儒学的进步性就是保守性的观点；另一方面，通过对牟宗三寻找突破儒学发展困境的新儒学思想的认识，提出了“儒家的德性—礼—政治模式”的架构，并提出了“进步儒学”平衡儒家的德性、礼、政治模式三方面的独特路径，“进步儒学”政治哲学的目标就是使儒家的德性、礼、政治模式三类价值维度达到和谐，对一个稳健与不断进步的个人或社会而言，伦理、礼、政治三种价值维度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必要的，它们在一种动态张力中相互依赖、相互反馈。

安靖如教授认为，礼既非伦理亦非法，是实现伦理与政治之间非直接联系的中介，在消除权与德之间的紧张上能起到积极作用。他指出儒学传统对礼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最大主义观，一种是有限主义观，他赞成后者、反对前者，并以阐述礼的变迁为进路，逐层论述了礼的最大主义观问题、伦理与礼仪的关系、伦理与法的关系、礼仪与礼貌的关系，最终获得四点结论：第一，礼是有限的，对民众只有适度要求，因此那些没有接受过高级的道德培养的民众也可以获得，而且，不排斥道德德性超越了、并可以批评任何一套固定的礼的论点；第二，礼仪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由背景决定的道德判断，因为部分表达了我们对共同价值观的承诺，礼仪对于构成我们的共同体起着核心作用，礼由此具有粘滞性，不易改变；第三，当我们实践礼仪时，礼仪与礼节的道德德性充分整合；第四，礼仪不同于法治，但它与法兼容。由此，礼作为中介实现了伦理与政治之间的非直接联系，通过这样的路径，儒家基本价值也由此植根于创造性的政治实践之中，实现了儒学的“进步”及在现实政治中的创造性发展。

本书是一种学术探讨，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建构，专业性强，其积极之处值得我们借鉴与进行相关探讨。两千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学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与发展，并在慢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文化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民族精神等方面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在迅速变化之中，儒家文化怎样在这样的时代焕发出日久弥新的生命力？怎样与时俱进？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安靖如教授提出“进步儒学”的见解，值得我们在进行探讨时参考。

本书也是一种学术对话，著者对活跃于当今儒家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者如蒋庆、康晓光、白彤东、林安梧、杜维明、安乐哲、贝淡宁等的各种政治哲学观点，不仅进行了一一介绍与论述，也分析了这些观点的优长与不足，从而使得本书汇集了包含当今在这一领域活跃的各种话题与观点，以及牟宗三等新儒家思想的大量信息，我们从书中获取大量中西学者研究信息的同时，也可以得到书中基于学术对话而提出的见解的启发，这将有助于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儒学不是保守的、一成不变的，儒学传统在面对社会变迁时也在进步与发展；中国儒学是开放的、全球性的，它的当代价值能给我们这个多样的世界文明以很多有益的启示。

关于本书的翻译，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边码为英文原著页码，这是为了便于读者参照原文。译文中不妥之处，还请读者诸君斧正！

韩华

前　言

大约在25年前，我在台北爱上了一位年轻的犹太裔美国女子黛比。她是我在台北汉语语言文学研究校际项目中一起学习中文的同学。当然，本书并非是这场爱情故事最重要的成果，但以这样一种非常奇妙的方式，我后来成为一名儒家哲学学者，至少部分起源于在台北开始的这段浪漫关系。我幼时曾接受过短暂且早已被遗忘脑后的新教圣公会宗教教育，但后来我一直是一位无神论者。然而，犹太教对黛比与她家人非常重要，这意味着犹太教仪式开始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来。首先是一些盛大节日仪式和逾越节，接下来我加入了犹太教堂，观察或是偶尔参与我女儿们的宗教教育，以及为每位女儿举办的隆重的成人礼。当这所有的一切都陆续在我面前进行的时候，我对儒家经典的阅读和教学引导我去反思仪式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并注意到我所参与过的这些犹太教仪式，事实上仅仅是如今我们生活中所充斥着的许多仪式中的一种而已。而且，这些仪式并非我所发现的儒学与我个人生活之间产生共鸣的唯一方面。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真切地意识到我们的父母及家人在塑造我们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能意识到我们自身在帮助维系这些至关重要关系中的角色。加入当地社区也是日益吸引我的一件事，这为我的儒学写作带来了很多重要启发。渐渐地，我开始思考：我是一名儒者吗？身处美国康涅狄格的米德尔顿，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继续努力思考着这些问题。当然，无论儒学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拥有着许多不同的维度和诠释。它不仅仅是对于礼仪、家庭与社会的一份模糊承诺。它更为广泛，也更加具体。儒学的广泛性在于，几乎所有版本的儒家思想都会着重强调持续的道德进步和认真学习经典儒家著作，同时，很多儒学流派还会努力在我们对彼此的关注与恰当关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之间寻找平衡。同时，儒学也更加具体，不仅因为儒家关于家庭等问题的价值观方式或多或少区别于其他的方式，还因为对于儒家传统本身来说，在细节上也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因此，要回答在当代世界成为一名儒家学者真正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此外，正如我将在第一章所要探讨的那样，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儒家学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同时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为全球化。它面临着可能不合时宜的危险，但同时也在新的领域以新的方式被研究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对儒家思想的各种诠释开始蓬勃兴起，并发展成为哲学、政治学理论或宗教。许多长期研究儒家学说的学者和践行者们,如今已经成为我的朋友和对话者。尽管我对自己是否是一名儒家学者尚存有一些疑问，但我非常确信自己参与讨论了关于当代儒家哲学这一令人兴奋的话题，因此，我在本书中大胆地描述了儒学理论家正在讨论的一些内容，同时也探讨了他们应当持有的观点。

在2009年，我发表了《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Sagehoo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一书。出版该书有两个目的：对新儒学这一主要的哲学命题提供一种解释，也就是围绕着探寻圣境的道德理论、形而上学、心理学，以及教育理论等命题，同时将这些理论纳入与当代西方哲学的相关思想的批判性对话中去。其前提假设是它们彼此可以受到来自对方学说的刺激和促进。在《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一书中，主要引用的中国史料来源是两位伟大的新儒学哲学家——朱熹（1130—1200）和王阳明 （1472—1529）。我相信我所提到的他们的理论范畴是如此的引人入胜，从而值得被注意。尽管在最后两章我转向了对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并在这里面我发现朱熹和王阳明的研究方法都有严重的缺陷，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但当我寻求圣人与政治应当如何结合起来这一命题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20世纪儒家哲人牟宗三 （1909—1995）的激进思想所吸引。正如我在本书最后章节中所进行的简略探讨一样，牟宗三指出，尽管传统儒学在众多领域具有深刻见解，但他们只有接受对法律和政治权威的不同理解，而不是固守于传统中已经被普遍接受的理解，儒家才能实现他们最深层次的目标。（牟宗三的确注意到了他的一些前辈们,虽然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他们从未形成一种统一的方法。）

总之，《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一书为儒家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开启了一片广阔视野，而在我看来，这种儒家学说是富有魅力而又耐人寻味的。然而，这对于一个令人满意的儒家政治哲学可能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却仅有一些诱人的提示而已。这使我想要去更为彻底地思考这种政治哲学将会需要什么，同时我还想要探索其他的儒家学者就这些问题有何种观点。契机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在2009年的春天，我应邀参加密歇根大学的首次唐君毅讲座（Tang Junyi Lectures）。这些题为“当代儒家德性政治”的讲座乃是书中第一、三、四、七章的直接来源。因此，我非常感激唐纳德·洛佩斯和他在亚洲语言文学系的同事们的邀请，同时也要感谢参加讲座的那些富有鉴赏力与挑战性的观众，感谢我能够再次联系上的许多老朋友和导师们（特别是唐纳德·洛佩斯与安妮·杜达克）。紧接着，在唐君毅讲座完成后不久，我幸运地申请到了一年的学术休假，暂别我在卫斯理大学的教学和管理职责，这为我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可以在那些先前讲座的基础上完成一部完整的著作。

我能够完成这部书，许多朋友和同事都为我提供了帮助。贝淡宁向我提供了莫大的支持，他阅读了整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评价、更正与建议。我感谢那些在2010年度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哥伦比亚比较哲学研讨会、康涅狄格学院、哈弗福德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2010年尼山论坛（Nishan Forum）以及苏州大学的朋友们对部分未完成书稿的关注。还要感谢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允许本书使用收录在德博拉·莫厄尔和韦德·罗比编辑的《政治与教育中的礼仪》（Civility in Politics and Education，2012）一书中我的论文，这构成了此书第六章中的重要内容；感谢《中国哲学与文化》（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杂志社的编辑，允许使用收录在杂志2010年第8期中的我的文章资料，这是本书第三章内容的雏形。此外，由衷地感谢为本书的某一章或几章内容提供了慷慨帮助的下列这些朋友，包括塞巴斯蒂安·毕游塞（Sebastien Billioud）、弗雷德·多勒米尔（Fred Dallmayr）、埃尔—阿明·劳伯娜（Loubna El-Amine）、戴维·埃尔斯坦（David Elstein）、范瑞平、顾洪亮、黄玉顺、利·詹科（Leigh Jenco）、金圣文（Sungmoon Kim）、戴维·利特尔（David Little）、马恺之（Kai Marchal）、埃米莉·麦克雷（Emily McRae）、德博拉·莫厄尔（Deborah Mower）、彭国翔、马蒂·波沃斯（Marty Powers）、沙启善（Hagop Sarkissian）、萨拉·施内怀特（Sarah Schneewind）、米歇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安娜·孙（Anna Sun）、陈素芬（Sor-hoon Tan）、贾斯廷·蒂瓦尔德（Justin Tiwald）、肖恩·沃尔什（SeanWalsh）、王珏、凯瑟琳·怀特（Kathleen Wright）、肖阳和赵汀阳。还有几位匿名读者为我最初的出版计划提出过有帮助的反馈意见，其中有两位阅读并评论了整本书稿。本书从他们富有挑战性的参与中受益匪浅，正因为如此，我万分感激。最后，艾玛·哈钦森（Emma Hutchinson）和她在政治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同事们也给予了我积极的支持与回应。艾玛的指导与幽默感对我非常重要。正是因为有这许多的帮助，缺陷与不足变得少之又少，但疏忽和错误在所难免，如有错漏之处，其责任完全由我承担。

【编辑推荐】

《当代儒家政治哲学》是美国知名汉学家安靖如最新力作，自英文版出版以来即受到了国内外儒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书中以“进步儒学”之名，将讨论重点放在儒学的民主政治维度，试图找出其与西方自由传统的结合点，同时不乏对两者差异的探讨，堪称现代新儒家传统与当代伦理政治思想相融合的集成之作。

《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受到了新儒学大家、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北京大学教授干春松、清华大学教授贝淡宁、香港城市大学教授艾文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刘纪璐等著名学者的联袂推荐。

《当代儒家政治哲学》作者安靖如亲授中文版、亲自撰写中文版序言，倡导推进儒学发展的新探讨、新辩论，让儒学为中国、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多贡献。

【内容简介】

近年来，儒家政治哲学在中国及世界各地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思想领域。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进步儒学的一些重要视角与目前争论话题，并阐明了为什么进步儒学是极其充满希望的途径。人们将认识到，当代儒学并不是被雪藏于博物馆中的历史文物，相反，它不仅对当前的挑战做出回应，而且还能够提供我们都可以学习的深刻见解。

本书中所讨论的进步儒学以 20世纪儒学哲学家牟宗三的重要思想为出发点，对政治权威、合法性、法治、人权、礼仪与社会正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结论是在没有摒弃德性与和谐思想的前提下反专制，并在不屈从于压迫与控制的条件下维护儒家存在于礼与等级制度中的重要价值观。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向非儒家展示进步儒家的深刻见解，无论他们是哲学家，或是对中国思想可能对人类新兴的共同世界做出贡献感兴趣的普通公民。

【作者简介】

安靖如 (Stephen C.Angle)，美国著名汉学家，1987年获得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学士学位，1994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精通中文与日语，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尤其是现代中国思想和儒学传统，以及当代西方道德心理学、元伦理学、语言哲学。现任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曾任该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主席、弗里德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06—2007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等。曾出版著作《人权与中国思想：一种跨文化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译者简介】

韩华，女，历史学博士，四川隆昌人。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现就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曾出版专著《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罪证：从东京审判看日本侵华鸦片战争》；译著《孔门理财学》（中华书局2010年版，2015年被选入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再版）等。曾在《近代史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清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集刊》、《社会科学战线》、《中州学刊》、《理论学刊》、《中华文化论坛》、《日本侵华史研究》、《中华读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学者推荐】

安靖如教授的新作《当代儒家政治哲学》，扎根牟宗三“良知坎限”的哲学理念，为当代政治儒学打开了崭新的论域。他的问题意识明确，资料翔实，论证严谨，行文流畅。他面对当前政治哲学的关键课题，如权威、法制、人权，做出了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方法的“儒家”回应。从伦理和政治两大领域如何“曲通”的问题入手，他把儒家的天下、民本、和谐、教化等内容极为丰富的道理带进社会正义、政治权威、文化批判，以及政权合法性等讨论之中，提出了在儒家经典里有源有本、在新儒家的哲学中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观点。安靖如教授所建构的以德性和礼教为灵魂的政治理论体现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生命力和说服力。

——杜维明 新儒学大家、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安靖如的作品讨论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些重要人物和议题，从而使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当下中国发展的可能性。虽然“进步儒学”的提法会产生一些歧义，然而这亦体现了作者对儒家与现代世界关系的关注。需要说明的是，新儒家的政治哲学还有许多新的问题域，比如儒教，比如儒家与社会主义等等，期待作者进一步推进。

——干春松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

儒家文化正在卷土重来。文化保守主义者感到高兴，政治革新主义者也为之兴奋。安靖如以其惯常的洞察力、协调力，以及对历史耳熟能详的规范理论，阐明了诸如等级制度、顺从与礼等传统儒家价值的新诠释可以、同时也应该挑战压迫的社会实践。本书极具原创性，虽有悖于直觉却富有说服力。

——（美）贝淡宁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安靖如是最博学、最活跃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致力于将儒家传统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完整、平等的伙伴，促成二者之间富有成效、相互有益的对话，他将这个过程称之为世界哲学。在他的这本新书中，他清晰地展示出自己对诸如牟宗三等中国思想家的深刻见解，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美）艾文贺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西方荀子研究代表人物

安靖如用易于理解的语言对牟宗三这位在中国香港与台湾哲学界最具影响力、极其重要的当代儒家哲学家的政治哲学进行了重构。本书为人们了解当代儒学在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发展开启了一扇大门。

——（美）刘纪璐，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

【目录】

中文版序 

译者序 

前　言 

第一章　引言：在历史背景下思考进步儒学

一个艰难的世纪 

儒家哲学 

当代儒家 

进步儒学 

本书 

第二章　自我坎陷：伦理与政治之间的间接关联

政治中的自我坎陷 

这是儒家吗？ 

道德价值观与政治价值观 

第三章　重新思考权威和拒绝专制主义：让人民表达他们的意见

《孟子》中的一个矛盾 

康晓光 

进步儒学的权威：反思人民的概念 

政治结构和参政 

第四章　法治与德治之辩：章士钊、牟宗三与当今时代

关于“法”的前现代儒家思想 

章士钊与第一次辩论 

牟宗三和第二次辩论 

当代的辩论

适用于进步儒学的经验 

第五章　普天之下的权利：人权和当代儒学

赵汀阳与“天下”体系 

儒家和人权

牟宗三 

综合与发展：天下权利 

第六章　既非伦理亦非法：作为儒家礼貌的礼

礼的变迁 

礼的最大主义观问题 

一位美国人的有限主义观：柯采新的“礼貌的德性”

伦理与礼仪的关系

法与礼仪 

结论：礼仪与礼貌 

第七章　德性、政治和社会批判：通向没有压迫的尊敬

环境与德性 

压迫 

　　儒家的压迫 

　　道德运气 

　　压迫与系统性的道德运气 

解决方案 

结论：复杂的情况

第八章　结论：儒家的德性-礼-政治模式

文化主义、多元主义与政治哲学

礼、教育与国家

权利、伦理与自我坎陷之心 

一个“游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