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儒者会拥抱世界

作者：刘东

来源：腾讯文化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十四日乙巳 

            耶稣2015年11月25日

　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刘东在腾讯思享会现场。

中国和西方一度被置放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彼此攻讦。与此相关的是，传统文化与国学在中国整个近代史里的起起落落。而时至当下，中国该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传统文化和国学又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自处？

11月24日，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刘东做客腾讯思享会活动并发表主题演讲，与我们分享了他对全球化、国学以及中国文化未来等方面的见解，以下为活动内容整理：

全球化是一场博弈，对它置若罔闻将成输家

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纽约客》最受欢迎的作家，他写过一本书《世界是平的》，表示全球化已经把世界变成一个整体了。另一个荷兰学者则意识到全球化是双重的，一方面全球化把世界缩小了，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创造了差异意识，激发了地方独特意识，把世界扩大了。

我给全球化的定义是一种相反相成的运动。在无可回避的外来文化冲击下，我们并非只能是全面被动的，也是心怀警觉的；既要加入，又要去抵抗；既要从本土中抽离，又朝向它再嵌入；既在领受其裨益，又在疏离其损害；既接受它的标准化，又启动了传统的再发明；既拥抱普适化，又去在地化；既进行向心运动，又发展了离心趋势；既去享受全球化的好处，又去欣赏个性化的特色。

事实上，关于全球化的争议还有很多。自五四以来，由西方文化带来的全球化，实际上也一直在给我们带来困难。北大有一位先贤，他说西方是两栖文明，一方面代表了最先进的科学，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最落后的迷信；一方面表现为最清醒的理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最狂热的说教；一方面带来了最人性的民主理论，另一方面却又带来了最狡诈的政治权谋；一方面带来了最繁荣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又带来了最飘摇的未来风险；一方面带来了最发达的物质生态，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最异化的个人生活；一方面带来了最活跃的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带来了最单调的休闲活动；一方面带来了最活跃的精神创造，另一方面带来了最无聊的文化垃圾。面对如此幻影的国家，只要自己国家还没有彻底沦为殖民地，只要自己的文明还不乏起码的主动性，难道就不能为文化选择和文化利用吗？

像一句谚语所说的：“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在当下中国，我们既看到了历史的断裂，又在努力让文明延续，既要跨越国界，又要回归文化的本真，是带有杂音的双向发展。既然我们认识到了铺天盖地而来的全球化浪潮，那么大家只能咬紧牙关以昂扬的姿态积极地行动，来承担这种无可规避的责任。正如有学者形容的那样，全球化对于全体地球人来说，意味着一种输赢之间的博弈，最可能的输家就是对它置若罔闻的人。

真正的儒者会诚挚地拥抱世界

我在北大有一门课，叫做“漂移的中国性”。从来没有一个中国性是不动的，文明从来都在跟周边文明互动，都在进行良性的对话。然后，在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把自己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更何况，历史发展到今天，全球化俨然成为了外部的态势，改革开放也成了内部的共识，就更谈不上固步自封和闭关自守了。因此，问题的要点不在于到底要不要革新和跟进中国文化，而在于革新的主体是否具备起码的自主性，否则由此带来的文化真空和价值失重，将带来严重的失序和紊乱。

过去由于长期受到文化激进主义的洗脑，人们往往会先入为主地把当今遭遇的一切不合理，统统归罪于历史上的历史学派。其实，大规模守护和弘扬国学，跟所谓开历史倒车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事实上，真正的儒者到了全球化的时代，也会诚挚地从西方政治理念中看到很多积极的因素，并由此生出拥抱世界的精神。

上个世纪下半叶真正敢出来说话的人，恰恰都是大儒家，无非就是梁漱溟干一回，陈寅恪干一回，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精神的传统。我们清华大学的校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也不是别人写出来的，恰恰是国学家写出来的。

最糟糕的，是自我殖民化。比如胡适把国外汉学家的心态移入进来，他是个内部的人却用外部的心态去做研究。外加现在来自发达国家文坛和高校的吸引力又诱惑了不少人，一些本土的知识人和文化人精明讨巧地盗用了中国化的名义，去刻意制作专供西方评奖的影片，专供西方拍卖的绘画，专供西方翻译的诗歌，专供西方比赛用的音乐，产生边界的文化赝品。一旦在西方获得了廉价的掌声，又会回过头来出口转内销。

另一方面，拿台湾跟我们相比，某种意义上它含有更多外来文化的要素，从而也更富有现代化的特质。同时，台湾也更强烈地坚持了历史的延续性，也保住了文化传统。这种千真万确的文化事实比任何巧舌如簧的雄辩都更有力地证明了在新文化的延续主体下，一个古老文明的形态仍然可以有多种选择，仍然可以构成不同的排列组合。

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是一代人的使命

我们今天看上去还挺繁荣，因为我们还剩最后一个支撑我们的事情——大家想吃好点、喝好点，这就是杨朱，“拔一毛利天下”。中国是一个儒杨复古的结构，把儒打掉以后，就剩杨了，13亿的杨朱。

这场以对私利和私欲的追逐和满足作为唯一心理动机的现代化运动，长久视之，确乎在制约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因为整个社会终究是要靠各个成员超出自己的企求，才能得到良性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独特国情的发展模式，只是盲目地追随来自西方对大自然的掠夺的形式，人们也许会很快发现，这种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超高速发展，终将演成一次波及世界的灾难性盲动。

历史告诉我们，由于气候变迁和环境恶化而败亡的人类文明，远比迄今存在的文明更多，而且这种彻底败亡主要源自于人类自身的活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发挥自己文化的主动性，找到适合于中国独特国情的发展模式，我们不仅有可能大大缓解这种空前的危机，甚至也有可能再次焕发出中国自身的智慧，创造出善待这个小小星球的、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玄想。

由此可知，真正的当务之急，不是追求GDP的多少和增长，而是有效地激活本土文化的原创力。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宏观地展望整个世界史，在中国文化和全球化之间也有可能构成某种更加具有能动性的关系。

回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由孔子等其他先秦思想家所提出那样一个独特的人生解决方案，那个让伏尔泰兴奋不已的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文化模式，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中不可或缺和非常宝贵的财富。就是这样一种无宗教有道德的思想路径和解决方案，接受起西方科学来，比西方自己的意识形态更加无缝地接轨。

沿着这样的思想轨迹，我们还有理由发出畅想，在全球化的中国文化之张力中，或许正蕴含或预示着某种真正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绝不会是由某一个文明去碾碎、消解和吞并其他的文明，不管它多么优秀、优越。

费孝通先生憧憬过的文明共生状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果说，在全球化铺天盖地的口号冲击下，“中体西用”的口号意味着在文明的接触、对话、博弈和共生中进行一种谨慎的调试，今天我们必须进一步看到这个调试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也就是说这块土地上未来的文化模式必须是标准现代的，但对全球化的汲取和适应必须是典型中国的，由此显示出对历史传统的激活和继承。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我们伟大实践的终极目标。只要找不到它，我们这个社会就找不到北，就会日渐地紊乱下去。而一旦真正确立了它，历史虽然会发生损益，但就像孔子所说的——“虽百代可知矣”。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