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君子入时无？——记首届中国青年儒学论坛（三）

作者：薛翰林

来源：弘道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十六日丁未

耶稣2015年11月27日

    在传统中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儒家道统的承载者，是在朝得位的治理者，是地方秩序的守护者，是学术文化的发扬者。一句话，他们是中国社会的支柱性力量，这群人常常被称为“士君子”。孔子言“士志于道”。然而到了现代社会，儒家经典与经学的地位黯然失色，专业分工取代了通识之学，意识形态转而勃兴，士君子也被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所取代。知识分子生活与森严壁垒的现代学术科层体制之中，高度分工却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左右。现代社会还需要士君子吗，士君子在现代又如何可能？首届中国青年儒学论坛以“士君子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为题展开讨论，中共内蒙古党校闫恒博士主持，弘道书院学术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任锋评议。

 中共内蒙古党校闫恒博士主持

著名青年学者、诗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张薇薇博士（著有：《心之悦：镜春园诗歌小札》、译著《正义之源泉——自然法研究》）回顾了近代以来的“法律士君子”，她的引言题目是《现代性，道统承担与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价值论》。她指出，当代自由主义仍要面对的是意识形态上因为程序主义带来的道德话语权主体的实质缺失。而儒家“文”的概念，可以作为一个整合的兼容并包（comprehensive，借用罗尔斯的完备学说的概念）的概念，并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法的精神，在中西古今话语场域中的一个形而上构建之关键性的概念。法学家既应是激进的，同时也应是文化守成的。我们若从时代精神之引领者，来理解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话（比如像近代民国曾经之精神领袖：陈独秀、梁启超、胡适之等君）——那么从这层意义上说，法学家也应俱备新旧交替风气中的士大夫特点：亦即从精神和道统方面予以改造或守成之士大夫，同时，其之政治言论与价值辨谈，亦应具有时代之法学思路。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张薇薇博士发言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吴宁博士梳理了士君子的历史源起。他认为，士、君子本以社会地位和政治职位而言。春秋战国之际，原意为国君之子的君子获得了道德含义，而作为最低级贵族的士也逐渐转变为四民之首。由于士君子普遍受过良好教育，故而文化、品味和修养水平较高，孔子对其进行规范，从而使士君子成为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知识分子对现实有所保留，总是倾向于批判社会，与政治权威有种与生俱来的紧张，最后这点与士君子差相仿佛。但士君子与知识分子仍有区别：1、积极建设社会，而非批判，士君子不仅是社会的批评者，而且更主要是建设者；2、可以进入制度，例如传统中国的御史和谏官，这与西方知识分子完全不同。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吴宁博士发言

    自由讨论阶段，南京师范大学吴欢博士以近年来儒学界热烈讨论的“亲亲相隐”与刑法修正的论辩过程为例，回应张薇薇博士的说法，指出当代法界人士仍应有士君子担当，更易法律道行天下。江右弘道书院院长弘毅老师发言指出，士君子的核心特质就是担当与践行，其人格特质、生活形态与生命形态都于知识分子判然有别。今天复兴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需特别警惕儒家被意识形态化。中共中央党校张城博士从“最后的儒者”梁漱溟先生一生的行止治学中指出，梁先生对权力与体制的合作与批判，皆有其一定的价值操守为基准，现代社会的士君子仍然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南京师范大学吴欢博士讨论发言

弘道书院学术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锋副教授评议

 评议阶段，任锋副教授从文明、历史、生活三个维度进行评议。从文明之维来看，士君子和知识分子是不同的人格类型。士大夫背后透射的是，中国关于人与道关系的理解，涉及道、政与学之间的关系。在道—政—学的古典视野下，士君子承载道、践行道。从历史之维来看，传统政治架构中，士大夫有着广阔的施展平台。而在当代重建政学关系的大背景下，呈现知识分子加意识形态这一现象，这与古典政学传统中的士君子相比，不可以简单用现代知识分子知识批判和良知批判来概论。从生活之维来看，儒家之文行忠信最终要落定于现实生活之中，在这种意义上，古典士君子的精神人格给予现代深远启示。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