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29日    晶报记者 陈冰、陈寅

 

今年五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这是中国自1912年学校教育废除“小学读经科”后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精选和出版的少儿读经教材，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常理”、“常道”。  

 

《诵本》的封面上写着“蒋庆选编”。  

 

 

从《诵本》后记中，记者知道了蒋庆是深圳学者。经几番周折，记者总算捕捉到前去采访的确切路向。当记者乘飞机、走高速、跋涉在乡村公路、颠簸于山间羊肠小道，最后敲开深藏于贵州高原山林中的阳明精舍时，展现在眼前的是当代儒学大家蒋庆先生奇特的思想历程和精神世界。  

 

在贵州修文县的万山丛中，深藏着一个极具传统风格的庭院，三面环山，临潭而立，不知情的人一定会将其视为保存完好的古代书院。  

 

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另一个山岗上，历史上的确曾有一个书院。1508年，中国最后的大儒王阳明遭太监刘瑾陷害，从京城兵部主事贬到蛮荒的贵州龙场当驿臣，在驿站旁的一个天然溶洞里居住。荣辱皆忘的他日夜沉思冥想，终于在一天夜里突然彻悟“格物致知”，从而创立“知行合一”的新学说。王阳明后来迁往附近的一个更宽敞的溶洞讲学论道，“阳明洞”（雅称“龙岗书院”）自此名扬天下。  

 

但眼前的阳明精舍却是由深圳行政学院退休教师蒋庆自筹资金所建。1994年，参加筹办贵州省阳明心学国际会议的他到“阳明洞”小住。时值十五，月朗风清，他披衣独步，不忍主导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儒学落得“苔深文柏老，祠静野阶凉”的凄凉境地，立志恢复儒学的尊严,向世界宣示儒家不是西方汉学家所说的“游魂”。几年后，他在阳明悟道的龙场镇购荒地数亩，经过艰辛努力，种下一片果树，在果园之中修建数间小屋，取名阳明精舍（书院的一种，规模略小于书院）。  

 

记者乘飞机、走高速、跋涉在乡村公路、颠簸于山间羊肠小道，最后敲开了阳明精舍的山门。住在连手机信号都收不到的安静书院，听蒋先生谈论如何改变“西方文化是语法，中国文化成词汇”的尴尬境况，是一种特别的享受。但作为新闻人，我们一直为下一个独家报道的导语从何起笔而着急。直到最后一天，他实在拗不过我们的诚意，不得不“破戒”，讲出了他的人生经历。“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讲述学术以外的事，”他说。  

 

蒋庆是在深圳归宗于儒学的。而他通往儒学的道路，却又是曲折的。  

 

 

1970年，17岁的蒋庆初中毕业后等待分配。从走向社会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充满了偶然。  

 

文革的开始也是蒋庆读初中的开始。那时的学生不读书，除了沿“五·七干校”的道路到田间做一些毫无成效的农活外，大部分时间是在贵阳的山林中玩耍。本该在1969年初中毕业，但他那一届学生不知为何推后了一年。  

 

上山下乡是那时的时尚，但对贵阳69届初中毕业生来说，却是例外。由于中苏边界交恶，大部分国防工厂迁移到贵州山区，“只面向工厂”当工人成了那届毕业生的惟一选择。  

 

到贵阳市一家铸造厂上班的蒋庆，有幸结识了一位朋友的父亲盛先生。盛先生年轻时致力考科举，国学根底极好，能背诵《十三经注疏》，书法也很好。后留学日本不成，就到上海读音乐学院。1949年以后，学养丰富的盛先生只能在图书馆干点抄书的活儿。  

 

蒋庆见到年近80岁的盛先生后，很快成了忘年交。他听老人讲过去的事，经常从下午一直能听到夜里。盛先生见这后生悟性很好，便教蒋庆读古代文学作品，念唐诗宋词、学写古体诗。蒋庆真是很幸运的。不知不觉地，就得到了国学启蒙教育。“不过，那时我并没想到将来搞学术研究，当诗人才是我的梦想。”他说，“背诵古诗是为写新诗，学写格律诗玩味无穷。这样做也是让盛老先生高兴，以便多得到指教。”  

 

对做学问，他实际上有种淡淡的恐惧。有一次，他在电线杆上无意看到了一个讲授中国文学的小广告。好奇的蒋庆按地址前往，看到的是令人心悸的情景：一个破烂不堪的小屋子里，一位目光痴呆的老太婆在烧火做饭，另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给他打招呼。   

 

那位老先生曾是贵州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文革初期一家被下放到离贵阳300公里以外的穷乡僻壤，精神受到极大创伤，一个儿子疯了，老伴患上抑郁症。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了，全家就偷偷跑回贵阳靠收垃圾过活。为了增加点收入，老先生动起了在晚间悄悄讲授中国文学的念头。 

 

见蒋庆的中文基础不错，老先生认为没必要上课，但答应帮他改诗。这样，干部子弟蒋庆成了“捡垃圾的教授”家的常客。“这么有学问的人，居然流落街头，让人感慨良多。他是个善良人，却依然难逃劫难！”蒋庆现在提及此事，仍有种显而易见的痛感，“那时我对文革并没有多少反省，只隐隐感觉到做学问的危险，所以全身心地去写诗。”  

 

 

喜欢诗，便能交到诗友。他所在的工厂有位搞技术的工科大学生，喜欢谈政治，对唐诗宋词很着迷。有年夏天，他俩一块儿到乡下支农，帮助农民修理柴油机。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他俩到稻草堆上体验诗人的生活，轮流背古诗。当那位兄长背诵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时，蒋庆似乎突然开窍了，“该好好读书了，不能再虚度光阴。”

 

但到哪里找书读呢？那时图书馆封存，外国书是资产阶级的毒品，中国古书是封建主义的糟粕。  

 

又是一个偶然，让蒋庆意想不到地接触到大量书籍。1973年，为协助工厂查找被盗的用来做钻头的金刚石，蒋庆去到贵阳有名的金沙坡旧货市场，结果是，金刚石没找到，却发现了丰富的旧书市场，这里的书摊偷偷出售的旧书既有《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外国名著，也有《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大量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古籍。  

 

受盛老先生的启蒙，蒋庆更喜欢买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儒学方面的古籍阅读。在旧书市场，蒋庆也读到了知识分子的苦难。有一次，他遇到一位40多岁戴眼镜的中年人，要出卖一批民国时出版的音乐理论丛书，每本书里都有密密麻麻的眉批。那位中年男子告诉蒋庆，过去他是把衬衫卖了来买书，现在为了生计不得不把这批书卖出去。“看那位读书人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自己心爱的书籍，我没翻阅就体悟到其价值，便以较高的价钱买下了这批书。他离开时，眼睛里充满泪水……”蒋庆说。  

 

 

1974年，已经当了4年工人的蒋庆穿上了军装，揣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包书籍，到云南楚雄的汽车独立团服役。  

 

到新兵连的第一课是自建营房。从炸山开石，到砌墙盖顶，一切自力更生。蒋庆打石条时抡大锤的功夫，常让农村来的战友翘起大拇指。而他一有空便拿书阅读的习惯，也让大家看着稀奇。  

 

此后，蒋庆当上了连队文书，有了一间单独的小屋子，办公室兼寝室，终于有了在营房熄灯后继续读书的条件。  

 

“为了遮人眼目，我用白纸把窗户贴得严严实实，再把战友送的一盏煤油灯放入纸箱中，在一边剜个洞，这样光线就集中在书上而不被领导看见。”蒋庆说，“那时候读书愿望非常强烈，甚至觉得睡觉是浪费时间，每晚都要看到子夜。”做了一年的文书工作，他也读完了《资本论》和其它马列经典，还有鲁迅的杂文集。  

 

入伍三年半后，蒋庆拒绝了提干和保送军校深造的机会，于1978年退伍回到了贵阳。  

 

 

回到地方后，想做文字工作的蒋庆到贵阳一家杂志社报考记者，在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里，见到周围的同学、朋友都在忙着复习，准备高考，他也被感染激发，报名参考，想不到的是，他被重点大学———西南政法学院录取了。  

 

进入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接触到很多实际案例。时值平反文革冤假错案时期，蒋庆为很多闻所未闻的荒唐事而痛心疾首，也深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有全面准确的理解。“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说，“我对年轻时代的马克思非常钦佩。”  

 

1979年底，在当时热门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卢梭、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启发下，他将自己的思考写成《回到马克思》，呼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深层的人道精神，反思人的“异化”带来的灾难。这篇习作先是发表在学生办的黑板报上，后又被同学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学生食堂，引起轰动，蒋庆的名声不胫而走。  

 

这比中国理论界提出“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整整超前了两年。也正因为超前，蒋庆经受了极大压力。所幸的是，一些偶然的因素，蒋庆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并在一些理解他的老师和系领导的支持下，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和研究。  

 

 

1983年前后，蒋庆从一位四川社科院朋友那里借到了封存在库房中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此书像雨露一样滋润着蒋庆饥渴的心灵。“读到梁先生的书非常激动，他闪光的智慧、开阔的视野和探求真理的勇气，深深鼓舞着我。”  

 

从研究梁漱溟和熊十力开始，蒋庆开始接触新儒学。也是在此时，他结识了重庆的王先生。有次去王先生家聊天，发现他家竟然有新儒学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刚在海外出版的一套新儒学论著。原来王先生是唐先生的外侄，而那套论著，当时在国内仅有三套，其中一套就保存在他家中，他借回如饥似渴地阅读。  

 

一时间，新儒学成了蒋庆心中学理最好的学说。1984 年春借出差北京的机会，他专程拜访了梁漱溟先生，两人谈了整整一下午，从孔夫子谈到阳明心学，从新儒学说到中国的未来文化走向。临别前，梁先生语重心长地叮嘱不要“数典忘祖”，要用中国的智慧解决人类的问题。“刹那间，我觉得承续儒学的大业，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了。” 

 

但此时此刻的蒋庆并没有完全沉浸于儒学的研读和体悟中。儒家内圣外王的入世心态，与他有意远离政治的出世心境有所冲突，而佛教“归寂不动如明镜止水”的清凉境界，倒是适切蒋庆当时的心态。他一手翻着新儒学，一手四处搜罗佛学经典。重庆一个旧书店出售文革时没有烧掉的佛学旧书，蒋庆抢先抱回一大堆。  

 

他也没有立即投身佛学。一者佛学堂奥极深，不下大功夫难以读懂。二者当时研究佛学的人很少，很难有能够交流的人。  

 

在儒学和佛学间徘徊之际，一趟“少林游”让他下决心专攻佛学。1984年夏天，蒋庆到少林寺观光，巧遇寺院学识最高的住持，非常投缘。住持花了一整天时间给他讲解少林寺的楹联和佛教的“涅盘境界”。第二天下雨，他独自登临嵩山。坐在山巅，看云起云落，人世间的烦恼消逝，是非曲直化为乌有。他即兴赋诗一首，自此步入佛学门槛。  

 

钻研佛学，蒋庆付出了很大代价，腰痛病就是读佛经读出来的。现在一遇到阴冷雨天，有时得拄拐杖才能行走。但是，当他在佛学领域轻车熟路后，发现佛教虽能让人深入体悟人生的荒谬感和人性的负面价值，同时也超越了是非、善恶、正义与邪恶这些基本道德观。佛教解决了生死问题，却无法解决人对历史文化的焦虑。于是，他又毫不留恋地走出了佛学。 

 

 

又是一个偶然，因为父母兄弟团聚的原因，让蒋庆走出重庆歌乐山，来到了改革前沿的深圳。  

 

1988年下半年蒋庆移居深圳后，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依然嗜书如命，但主攻方向却转到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明演进史，并独自翻译和与人合译了《基督的人生观》、《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自由与传统》等多部西方名著。凭着踏实的学风，蒋庆掌握了西方文化的渊源和流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难道离开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真的就无法言说？”蒋庆告诉记者，“我决心到中国的文化典藏中走一走，看看到底有没有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资源。如果没有，我甘愿向西方文化认输。”  

 

要深入到极其丰富的儒家经典内部，必须放弃一切，任何的外在顾盼都不能有。自从决意“吃通”儒学后，蒋庆一头扎进浩瀚的经典中自得其乐。  

 

经过几年的沉寂，蒋庆带着儒家经典中挖出的珍宝走出家门。他的第一部儒学著作《公羊学引论》（1995年）一经出版，便标示出儒学研究的新路向。大概因为作者简介中提到他在广东深圳工作，海外还有学人误以为蒋庆是“康有为的真传弟子”而千里迢迢来找寻。 

 

的确，自康有为之后，再没有人系统研究过春秋公羊学。实际上，春秋公羊学的政治智慧极其丰厚，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制度基础。当哲学大师张岱年主编“国学丛书”时，居然找不到写《春秋》的人。当蒋庆以“试一试”的心态写出《公羊学引论》后，国内外学术界又找不到一个学者来评审。  

 

在遍览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佛学、基督教思想等一座座理论高峰后，蒋庆把中国的儒学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宗在其中安营扎寨。他已不再为研究而研究，而把目光远投到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诠释系统，回应西方政治文化的挑战，建树中国之为中国的文化身份。  

 

西方列强没能通过武力灭亡中国，中国现在已站起来成为世界大国。但西方却通过强大的文化渗透来影响中国，携自己的强势地位全面挤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他说，“这绝非危言耸听，凡有文化意识的中国人皆可察觉！”  

 

现在，蒋庆先生潜心于讲学论道或在书房沉思默想。他坚信：“儒家文化，非出土文物，有其天健日新之活生命与真精神；儒者之言，非专家之学，有其产生于时代之深切感受与生命关怀。”  

 

《公羊学引论》出版8年后，三联书店于去年出版了他的《政治儒学》，就民主、自由、市民社会、新儒家的“变相西化”等现实问题作了回应。正准备出版的《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则依据政治儒学就现代政治礼法制度的建构提出了具体设想。  

 

除了高深的研究，蒋庆也从基础入手，致力于儒家文化的普及。今年五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蒋先生花两年时间精心选编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内容涵盖《诗》、《书》、《礼》、《易》、《春秋》、《四书》、《朱子全集》、《阳明全集》等体现中国文化“常理”、“常道”的经典。这是中国自1912年学校教育废除“小学读经科”后第一次如此系统、全面地精选和出版的少儿读经教材。  

 

“复兴中国文化也要从娃娃抓起。现在中国的中小学生近3亿，而12岁以下的儿童近2亿。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之根潜移默化注入到儿童心中，西方的‘霸道文化’就会随电子游戏、枪战片等乘虚而入。”蒋庆说，“我们现在正饱尝着取消传统美德教育带来的苦果。你看，‘黑心奶粉’事件多可怕，已把牟利的黑手伸向婴儿。心里稍有点仁、义、礼、智、信，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邪恶。可以说，少儿读经是一项培养‘中国心’的重要战略工程，也是抵御西方功利文化与暴力文化污染我国儿童心灵的伟大文化复兴事业。中国文化复兴要做的事非常多，但第一步必须从儿童读经抓起。”  

 

蒋庆的学说和作为可能引起很多争议，但有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他的思想历程、选编少儿读经《诵本》和创办书院，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独一无二的。  

 

儒家书院离高速路并不远   

 

离开阳明精舍前，蒋庆先生为记者主持了简单的祭祀儒家圣贤的仪式。作为中国人，谁能不拜孔夫子？  

 

走下山，记者发现一条高速公路离阳明精舍其实并不远，只是还没有打通入口。我们不得不走很多冤枉岔路，才上了高速路。  

 

我们相信，儒家书院不久就能和现代化的公路“接轨”。  

 

一旦“接轨”，我们会节省很多时间，更快速地走向复兴中国文化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