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生活经验与中国哲学创作——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读后感

作者：杨海文

来源：原载于《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廿五日丙辰

            耶稣2015年12月6日

【摘要】解读陈少明教授的新著《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可抓住三个重点。第一，经由“有思想价值的事件”的敞开与呈现，那些具体、生动的古典生活经验从沉睡中醒来，激活并焕发了人们的观念创造与哲学创作。第二，古典生活经验及其丰富的意义蕴含于人、事、物的复杂关联之间，识人、说事、观物呼唤并直接走向新的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第三，根除非哲学性倾向，皈依哲学性倾向，激活古典生活经验，不用哲学史研究代替哲学创作，中国哲学创作才能由贫乏变得丰盈、由先天不足变得枝繁叶茂。归结起来，“做中国哲学”实则以古典生活经验达成中国哲学创作，这对于发展并创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具有别开生面的启发意义。

陈少明先生的新书《做中国哲学》，由12篇既彼此呼应、又各自独立的论文结集而成。作者强调：“不同的论题之间，能够汇通固然完满，但独立存在的意义也不应抹杀。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描绘一道思想的风景线。”[1]这一提示告诉我们：讲哲学史方法论，尤其是讲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最好不要写成一章接一章、一节连一节的专著；其实那些以问题为中心的当下沉思与单篇写作，既对症下药，又与时俱进，更能让同行心领神会，让爱好者领略到中国哲学无边无际的思想魅力。所以，我在书上把“每一篇论文”五个字圈了起来，并将《什么是思想史事件？》一文当作我们了解及评论《做中国哲学》这本好书的切入口。

思想史事件从属于历史事件，又区别于《史记·项羽本纪》记述的鸿门宴之类事件。只有具备相应的思想史内涵，才能称作思想史事件。作者认为思想史事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思想史影响的事件”，例如李斯上秦王书、董仲舒答汉武帝问；另一种是“有思想价值的事件”，例如孔子说的“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庄子与惠施的鱼乐之辨（《庄子·秋水》）。记得多年前初次读到这一论述，耳目为之一新，心头荡漾起茅塞顿开的智性愉悦；接着读下去，却又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什么是思想史事件？》一文聚焦于“有思想价值的事件”而不是“有思想史影响的事件”。

为何厚此薄彼？作者做过不少精彩的说明：

有思想价值的事件，则是未经反思的范畴。这类事件大多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没有令山河变色、朝代更替的后果。其人物情节可能睿智空灵，可能悲凉冷峻，更可能平和隽永，也有甚至看起来琐碎平庸的，但都具有让人反复咀嚼回味的内涵。[2]

因此，其意义不是通过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时空因果关系在经验上体现出来，而是心灵对经典的回应。这种回应是跨时代，有时可能是跨文化的；同时这也意味着，回应的方式与深度是多样的。所以，有思想史影响的事件的判断是客观的，而有思想价值的事件，则与解读者的精神境界及知识素养有关。[3]

对思想史有影响的事件同政治事件一样，其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弱。然而，有思想价值的事件，不一定事后就得到即刻的呼应，但有可能像沉睡的活火山，在不确定的时刻迸发其力量。[4]

这些说明根源于作者对哲学的另一种认识。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受西方影响，把形而上学当作哲学的主题，觉得哲学就该是抽象的、概念的。作者指出：既然哲学的最终目标是解释经验，那它就应当是具体与抽象的双向通道[5]。进一步说，具体的故事比抽象的概念更有感染力。经由“有思想价值的事件”的敞开与呈现，那些具体、生动的古典生活经验从沉睡中醒来，激活并焕发了人们的观念创造与哲学创作。“如果我们的哲学，不仅仅是模仿或回应西方的思想方式或问题，而具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就应当致力于论述自己的历史文化经验。”[6]在“有思想价值的事件”这里，我们可以说面对古典生活经验与面向中国哲学创作得到了统一。

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一文开始评论《做中国哲学》这本书，只是我的做法。作者揭橥并彰显“有思想价值的事件”的用意十分明确，那就是藉由古典生活经验的复活与诠释，让体现中国文化特点的中国哲学创作真正提上我们这个时代的议事日程。此时此刻，我却意犹未足。我得在“每一篇论文”那个提示下，走进作者极具影响的《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之中。

识人、说事、观物是《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一文的三根支柱，作者写道：

忽略具体的个性，所有好人均千人一面，生命会失去活力，世界将变得乏味。要呈现这种精彩，就不能用概念化的眼光打量人物，而要品味人物的行为细节。有个性才有人格的力量。[7]

事件或人物行为，留给历史学家去处理。但是，不从哲学史研究而从哲学创作的角度看，经验的价值就不一样。归根到底，是活生生的生活经验，而非哲学文献，才是哲学创作的资源。对经典提供的经验进行哲学性反思，事就得进入我们的视野。[8]

本来说物，绕了一圈后，问题又落到人身上。这表示经典文化中的物，也被看作有情世界中的成员，也有品德个性之分……只有领悟古人观物的眼光，中国文化中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中国人的世界观，才能得到有深度的体会。[9]

古典生活经验及其丰富的意义，蕴含于人、事、物的复杂关联之间。对于古人来说，圣贤是其榜样，事情是其道场，万物是其朋友，人、事、物三位一体、生机勃勃、生生不息。可他们不在纯粹概念化的方向上思考，以致那些古典生活经验的文字表述零零碎碎，缺少现代人偏爱的环环相扣、足以逻辑演绎的关键词汇。现代的哲学史教科书，就不把古代文献里面的人、事、物当成真正有思想价值的哲学问题，至多当作可有可无的注脚。从“造就一双哲学的眼睛”出发，作者指出：

大量古典智慧就以哲理（即片断性的哲学观念）的形态隐身于故事之中。只不过，用抽象概念与用具体叙事提供的经验不同，就如一束干花与连根带泥捧出的植物的区别一样。哲学地思考这些经典的叙事，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用概念的标签把它标本化，就像把鲜花制成干花。另一种就是培植它，维护它的鲜活，不仅看到花或树的姿态，还要从中想象视野更宽的风景。前者是概念的构造，后者是想象的诠释。[10]

因此，正视经验，不是要瓦解哲学的普遍性品格，而是通过对人、事、物各种个案的诠释，在具体中见普遍，在广度中见深度。哲学不只是经验通往理论的单行道，而是实践与理论双向沟通的桥梁。以诠释的方式，用观念观照探测生活，不也是哲学的一种重要活动吗？[11]

古典生活经验业经无数人的千锤百炼、涵咏体味，已是经典世界中的思想成品，这好理解。经典世界包括原创性作品（主要成书于早期）与诠释性作品（主要成书于后期），源自原创性作品的古典生活经验比源自诠释性作品的古典生活经验更值得我们期待，这也好理解。如今是全球化时代，趋同的面相越来越突出。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来证明并让古典生活经验泅渡到我们的时代与人生当中，则须做出特别的说明。基于“关于哲学的论说不是哲学本身”[12]，我们也得像作者那样承认：哲学观念（亦即哲理）是哲学理论之母，古人有哲学但更多的是哲理；哲理绝非不够哲学，有时候反而更符合哲学的精神，因为它面向事情自身；哲理写照了古人的思想方式与生活艺术，哲理的开放与显豁同时就是古典生活经验的开放与显豁。虽然古典生活经验在古人那里具有真切无疑的普遍性，但我们如何让它变得可理解呢？《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一文的副标题表明，它是作者交给“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理论使命。

可理解性的目的是把深刻的思想启发能力唤醒并凸显出来。《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的结尾写道：“衡量一种论说或观点的哲学品位，不仅在于它的普遍性，更在于它是否深刻，即具有思想的启发能力。否则，老生常谈，即使所谈是哲学，也会失去哲学的魅力，就如时下许多教科书式的哲学理论那样。”[13]作者的意思是说：以教科书为代表，过去的哲学史研究非但不把古典生活经验的普遍性当回事，更谈不上着力于它的可理解性。这为实践中国哲学新的书写方式、尝试中国哲学创作留下宽阔的用武之地。同样是按照“每一篇论文”的提示，《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一文有助于我们洞悉古典生活经验与中国哲学创作的内在关联及其现实关怀。

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就辉煌，缺失也在所难免。这是我的观察，亦是大多数同行的观感。作者的基本判断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对中国哲学创作的促进作用不大”，“之所以出现哲学史研究先于哲学创作这种次序倒置的局面，是因为现代学人谈哲学的兴趣一开始在于评估文化传统，而不是发展新的学术专业”，“这种哲学史研究的标准不在哲学本身”，“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与哲学无关，而中国哲学创作更难有踪影可寻”[14]。把非哲学性倾向视作哲学史研究的歧向，这是极其犀利的洞见。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这篇文章有不少批评，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痛处。针对先驱们常用的“以西释中”，作者认为这类比较通常难以做到家，结果会像照哈哈镜一样：“中国哲学史研究相当长时间内做的是照哈哈镜的工作，因为主流的作品多是从西方哲学中截取某些流派或论题，作为解释中国古典思想的工具。”[15]针对新世纪最初几年被热烈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作者指出：“今天关于中国传统是否有哲学，或研究中国哲学史是否合适的质疑，正是这种范畴错置现象引发的后果。其实，范畴错置不是用哲学作为参照系的问题，而是对哲学的理解过分狭隘所造成的。”[16]读这些批评，我们也有“恨铁不成钢”之感，可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根除非哲学性倾向，皈依哲学性倾向，不用哲学史研究代替哲学创作，中国哲学创作才能由贫乏变得丰盈、由先天不足变得枝繁叶茂。在此过程中，古典生活经验一如既往地是其异常重要的思想资源。朗现于经典世界之中的古典生活经验有可能多是人们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因而，相关的方法论思考必不可少：“一种知识是否有价值，在于是否有效解释了它的问题。哲学对特殊文化或地方性经验反思的价值，在于它能否提炼出有普遍意义的论题，从而加深人类对自己生活的理解。”[17]在作者笔下，“以人生论为主题的中国哲学主流”[18]这类表述看起来漫不经心，可它与“体现中国文化特点的中国哲学创作”[19]这一庄重承诺恰恰是无缝对接的。把这两句话联系在一起思量，作者对经由古典生活经验以达成中国哲学创作的自信才会力透纸背、呼之欲出。

以上，我们用倒叙法评论了《做中国哲学》书中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什么是思想史事件？》，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二篇是《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三篇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原载《学术月刊》2004年第3期。首发时间不是、而且晚于写作时间，更不是还要早得多的思考时间。列出这三篇文章的首发时间，我们试图在并不严格的意义上观测作者的某段心路历程。

先讲两个带点考据味道的例子。例一，“古典生活经验”算是第三篇文章的关键词，但其第四节的标题用了“古典思想经验”，文中不时也有这一表述。由“中国经典所包含的思想或生活经验”[20]，可知“生活”与“思想”能够相互替代；由“作为生活方式的古典思想经验”[21]，可见作者的本意。后来写文章，尽管从思想的角度勘探生活的思考路径始终如一，作者倾向用的则是“古典生活经验”一词。例二，第二篇文章有“思想史事件”的提法[22]，而把它细分为两种类型，并把“有思想价值的事件”彰显出来，是第一篇文章完成的。以上两个小考据自然不是为了取代义理，但或许可以映证：“思想的风景，就展现在我们前往探索的旅途上。”[23]

再用顺叙法梳理我们重点评论过的三篇文章，作者“做中国哲学”的倡议及其思路将变得更为清晰。从2004年发表的文章看，作者痛感教科书的非哲学性倾向断送了哲学史研究的前景，“更愿意把哲学理解为挑战既定学说或知识的思想活动”，认为“就中国哲学创作而言，储存于文献中的古典生活经验，更是重要的思想资源”[24。从2005年发表的文章看，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编织出古典生活经验的“林中路”，识人、说事、观物成就了古典生活经验的“还乡路”，中国哲学新的书写方式是“从古典的生活经验中，发掘未经明言而隐含其中的思想观念，进行有深度的哲学反思”[25]。从2007年发表的文章看，“有思想价值的事件”起先与“有思想史影响的事件”相并列，继而独立开来，成为理解经典世界的生活方式、价值信念、情感取向的基本素材，“面对经典与面对经验在这里就可以统一起来”[26]。归结而言，2004年的文章由破而立，2005年的文章纲举目张，2007年的文章画龙点睛，三文前后相续，勾勒了作者藉由古典生活经验达致中国哲学创作的学术理念。

读这篇评论的人可能会问：用三篇文章足以概括《做中国哲学》这本好书的丰厚内容与基本观点吗？动笔之初，我就想着回应的事。作者写过二十多篇讲方法论的文章[27]，为何《做中国哲学》一书仅收了12篇？这表明作者并不敝帚自珍，而是有所取舍，大刀阔斧地减掉了一半的篇目。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的论文集《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开卷就是这三篇文章，可见作者对它们的器重。总而言之，这三篇文章独具匠心、涵盖乾坤，既是讲方法，更是讲方法中的方法，是作者讲方法论的代表性，对于发展并创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具有别开生面的启发意义。

读者或许还会问：“有思想价值的事件”这一方法论预设对于中国哲学创作最管用吗？至少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觉得《想象的逻辑——中国哲学的经典例证》一文的演绎美轮美奂。举个例子，我长期做《孟子》研究，也常拿《公孙丑上》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说事，可在作者精到的辨析面前，依然禁不住自惭“思”秽。作者认为：恻隐之心不一定是伟大、崇高的善，但这种低度的善有可能更纯粹、更有普遍性；《梁惠王上》记述的齐宣王以羊易牛，反衬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是孟子深思熟虑的设计，如理想中的美人增一分太胖、减一分太瘦，我们找不到更恰当的其他例证来替代[28]。娓娓道来而又绵里藏针，八面来风而又自作主宰，作者讨论“有思想价值的事件”的文章让人百读不厌、回味无穷。

收缩话题，“每一篇文章”都得归宗于“做中国哲学”的主旨之下。第一次见到书名，先是有些不解，最终豁然开悟。同行们拿“我是做中国哲学的”介绍自己，像是家常便饭；一经作者点化，“做中国哲学”这句话雅了起来。对古典生活经验予以诠释，是在做中国哲学；在诠释古典生活经验的过程中实践并实现中国哲学创作，同样是在做中国哲学。《自序》写道：

本书的提议是，在思想资源方面，贴近经典文本，从古典生活经验中获取题材与灵感，挖掘事物的深层意义，即通过识人、说事、观物诸多途径，从不同角度进入经典的意义世界。同时，还可以探讨那些古人津津乐道，但现代教科书置之不理的意识经验，如惑、耻、报、不忍等等，丰富我们对古典道德人格及其培养方法的理解。[29]

在我心目中，做中国哲学的目的，不是要证明它与西学的关系，不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也不必在意是否能在国际登场，而是向现代中国人首先是知识界，揭示经典与现代生活的关联，让它的仁爱、智慧与优雅的品质，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力量。这才是我们经典哲学工作者应当首先致力的事业。[30]

这个炎热的夏季，我在广州、北京慢慢地读《做中国哲学》一书，然后在长沙乡下的老家写书评。阅读是饕餮思想的盛宴，评述是以意逆志并断以己意。陈少明先生说过：“哲学没有点金术，学习的过程就是向经典作品请教的过程。”[31]虚心学习练就个人做中国哲学的基本功。我们老家办宴席，长者、尊者请大家开始吃饭，会说“众来”。众志成城凝聚我们做中国哲学的操守。有此基本功，有此操守，既根基于古典，又依托于当下，我们就能做好中国哲学，搞好中国哲学创作。“做中国哲学”由口头禅变成座右铭，大俗却又大雅起来，则要感谢三联书店2015年4月出版了《做中国哲学》这本好书。

【注释】

 [1]陈少明：《自序》，氏著：《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页。

[2]陈少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氏著：《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152页。

[3]陈少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前揭书，第153页。

[4]陈少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前揭书，第167页。

[5]参见陈少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前揭书，第168页。

[6]陈少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前揭书，第168—169页。

[7i]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氏著：《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122页。

[8]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前揭书，第122—123页。

[9]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前揭书，第137页。

[10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前揭书，第144页。

[11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前揭书，第145页。

[12]参见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前揭书，第141页。按，这是法兰西学院思想史教授培里·哈度（Pierre Hadot）的观点。

[13]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前揭书，第145页。

[14]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氏著：《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70、74—75、77、110页。

[15]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前揭书，第82页。

[16]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前揭书，第84页。

[17]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前揭书，第109页。

[18]参见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前揭书，第84页。

[19]参见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前揭书，第70页。

[20]参见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前揭书，第109页。

[21]参见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前揭书，第107页。

[22]参见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前揭书，第128—129页。

[23]陈少明：《兑换观念的支票——中国哲学的新探索》，氏著：《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257页。

[24]参见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前揭书，第101、104页。

[25]参见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前揭书，第113页。

[26]参见陈少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前揭书，第169页。

[27]《做中国哲学》附录二《作者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论文目录》共24篇（均已公开发表），加上《做中国哲学》一书的第12篇（当时未公开发表），总计25篇。如果把作者为拙著《化蛹成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齐鲁书社2014年版）写的《序》（主要讨论方法的局限）这类文字也统计在内，篇目将更多。

[28]参见陈少明：《想象的逻辑——中国哲学的经典例证》，氏著：《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第207—209页。

[29]陈少明：《自序》，前揭书，第5页。

[30]陈少明：《自序》，前揭书，第7页。

[31]陈少明：《自序》，前揭书，第6页。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