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华夏网  2006-4-25   记者  周怀宗

 

 

 

一

 

陈明出生于1962年。一次，吃饭时，他的朋友用三句话总结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命运，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听战争的故事，稍大的时候看见的都是斗争，成年以后又身处竞争之中，结果一生都在和人争。”

 

陈明说他这半生一直都在斗，与天斗、与地斗、与古人斗、与洋人斗，是非曲直，是一定要争明白的，理之所在，当仁不让。但另一方面，陈明却完全是另外一派作风，在社科院这么多年，他从没申请过一个研究项目，没拿过一分钱的研究经费，因为他实在看不起那些计划学术下的研究课题。

 

争与不争，在不同的事情上，陈明似乎有不同的标准。

 

二

 

陈明研究的方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在我的判断里，所有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经世致用的，比如墨子、王安石、顾炎武、张之洞，他们是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是死不旋踵的。而相对的，那些“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隐逸避世者，那些披发入山的不合作主义者，虽然看起来更加自由和痛快，但我并不佩服他们。

 

宋朝有个隐士，叫杨朴，有一次被迫入京见驾，宋真宗问他：你来时，有人作诗替你送行吗？杨朴说只有他老婆作了一首诗，诗为：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作诗，如今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像杨朴这样做隐士是不行的，一个人，倘若不入世，就不能真正地发挥他的作用。所以，基本上来说，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在害怕“断送老头皮”和不怕“断送老头皮”上，就可以看出个大概。

 

三

 

我们知道，一切革命者都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教育似乎有很大的问题，永远喜欢把英雄塑造成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形象。实际上，那更像一个乡愿，子曾经曰过：“乡愿，德之贼也。”一个“德之贼”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浪漫主义精神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决不悲观、决不灰心、决不垂头丧气，他们善于在战斗中获得快乐，在失败中看到希望，善于因祸得福、转败为胜。

 

　　在这么多年里，陈明骂人无数，树敌也无数，但他的脸上却总是荡漾着笑意。陈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实践主义者，他所在乎的，是如何把理想变为现实，而不是别人对他的评价，他以出世的精神在做入世的事情，所以，他是快乐的，即便是在战斗中。

 

陈明是个学者，他是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还被称为新儒学的领军人物。他主编的杂志《原道》是儒学阵营很重要的交流平台；他对于很多社会现象都曾有激烈的批评，是个敢说敢当的汉子。

 

虽然在学术圈很有名，大多数人仍然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号人，就像陈明自己所说的，他永远都是一个边缘人。

 

可这个边缘人最近却很火，现在在网络上的搜索量已经快赶上那个同名的歌手了，这多半要归功于热播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因为陈明正是这部电视剧最初的倡导者，而且在一片反对声浪中为施琅其人其事挺身辩护。

 

估计以前大多数人知道施琅都是因为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很多人认为施琅降清攻打台湾，镇压郑成功的后裔，是汉奸，而这部电视剧却肯定施琅，所以他们都认为认可施琅的陈明也与汉奸无异。虽然骂声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但陈明并不烦恼，他说他不怕和所有人为敌，因为他坚信自己是对的。

 

采访陈明的地方是人民大学附近的一个茶馆，之所以在茶馆，是因为陈明现在没有家，他住在一个朋友家。离婚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前妻，只身出户。北京的房子实在贵得离谱，一个月只有2500块工资的他是买不起房子的，所以他打算从社科院调到一所大学，因为那所大学能给他一套房子。

 

那天的沙尘暴真的很厉害，从朝阳赶到海淀，我已经满身都是土了，陈明比我近，但他也好不了多少。

 

拍照的时候，陈明很配合，和摄影记者开玩笑，还摆了几个自己喜欢的动作。采访大概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是老相识了，但很多事情还是第一次听他说。

 

　　茶馆的环境很好，是陈明选的，他说他常来这里。那天下午没什么人，很安静，音乐自始至终都轻轻地响着。

 

 

 

如果说当代思想界有什么共识和交集的话，那就是骂陈明了。这和央视热播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有关。

 

原因是陈明在他自己的原道网站“儒学联合论坛”上无意间说的一句话，当时大家在论坛上讨论施琅正很激烈，陈明于是跟帖说“这部戏最早还是我建议拍的呢”。陈明说：“我对那些批评的观点很不同意，所以就跟了这么一句话，说明我的观点，没想到随后就引来了各方面的批评声。”

 

但实际上，陈明除了提出这个题材之外，并没有真正参与电视剧的改编，陈明说：“当时有一家影视公司的朋友来找题材，问到我时，我给了他三个建议，一个是杨家将，一个是再生缘，另外一个就是施琅。后来他们找到了《威震台海》这本书，选定了施琅。辗转两年后，终于在央视看到了《施琅大将军》。其实我就是那个推车者，等车启动了以后，就没我什么事情了，至于那车怎么走，走到哪里，都与我无关，也不是我说了算的。”

 

陈明认为，虽然施琅这个人物先投降清朝，后来又反清复明，再后来又投降清朝，攻打郑成功的后人，从个人气节说确实并非无可争议。但我们今天面对这个历史人物，“应该把施郑两家的恩怨跟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区分开来，把施琅的私德与收复台湾的事业区分开来，把康熙作为国家的代表者与满汉的冲突区分开来。毕竟，历史是发展的，民族是不断融合的，文化是开放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今天，满汉之分并不存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思考问题也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满汉对立的立场上”。

 

可是这些毕竟只是陈明的个人想法，现在民间的批评声非但没有停歇，反对阵营而且还在扩大，陈明说：“我现在是四面楚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儒家都在骂我，但我仍旧坚持我的观点，我有我坚持的理由，我非常自信，等他们拿出有分量的文章后再去回应。”

 

学者的质疑当然是理性的，但网友的骂声就不那么好听了，什么难听的词都有，陈明说：“连我去世的爸爸都被牵连了，这些网友基本上没有什么观点，有的人根本就是谩骂，这个我无所谓，也不会生气，但却有些悲哀，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可能也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说明大多数人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有些悲哀。”

 

 

陈明小学和博士都是极好的学生，可上中学时，有一次被认定在老师笔记本上写了骂老师的话。因为不忍心爸爸陪着自己写检查，陈明只好违心地认错。

 

陈明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城乡接合部的地方，他说那里既可以受到城市的教育，又有乡村上山捉鸟下河摸鱼的乐趣，鲁迅小时候很羡慕闰土的生活而不得，他却可以轻松地拥有，所以他身上到现在还保留着许多野性的东西。

 

陈明本来有一个哥哥，可是两岁的时候不幸夭折了，所以后来出生的他就成了家里的长子，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很多偏爱，而姐姐和弟弟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他姐姐是外婆带大的，弟弟是托付给别人带的，惟独自己，是父母亲自带大的。

 

陈明说他上学两头最好，就是小学和博士都是极好的学生，但中间的却是坏学生。陈明上小学时是全校最好的学生，在他毕业的时候老师给了他非常高的评语，以至于进了初中后，“所有的老师都想见我，看看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但到了初中，陈明却完全变成一个坏学生了，而且还被记过一次大过。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陈明说是缘于一起冤假错案，他说：“有一次，不知道哪个同学在我们老师的笔记本上写了‘××老师大草包，鸦片烟鬼’这么一行字，结果老师觉得和我的笔迹很像，结果他拿我的作文本去对笔迹，一来一去就认定那行字是我写的了。”

 

被冤枉以后，老师把陈明叫到办公室，让他承认错误，写检查。陈明当然不肯承认，于是就用写检查的纸笔写申诉书，结果却引来老师更大的不满，就把他爸爸叫来，陪着陈明写检查，这一招最终管用了，陈明说：“我实在不忍心我爸爸跟着我受委屈，就承认了。”就这样，陈明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处分：记大过。

 

这件事情对陈明的性格影响非常大，那就是爱憎分明，受不得一点委屈，陈明说：“有人对我好，我就千百倍回报他，要是有人冤枉我，我就连杀了他的心都有。”

 

 

有一次，大学的食堂卖排骨，可不停有人插队，饿得心浮气躁的陈明眼看买不到排骨了，一气之下就拿饭盆砸到那个插队学生的脑袋上了。

 

考入大学的陈明依旧不是个好学生。那时候食堂的伙食真的很差，吃不到肉，有时候，一块排骨就足以引发一次事端。陈明说：“有一次，食堂卖排骨，好多人排队，有一个老生就插队，本来排骨就少，我又饿得心浮气躁，眼看着排骨越来越少了，这时候还有人插队，我一气之下就拿饭盆砸到那个插队学生的脑袋上了。当天晚上，那个老生带着一帮人来寻仇，结果被我的几个同学给劝住了，最后我请人家吃了顿饭了事，后来我们还成了朋友。”

 

陈明说他小时候最佩服两种人，一种是老师，一种是军人。可是中学的冤案让他对老师完全改变了看法，虽然他大学上的是师范，但并不喜欢这个专业，他上课的时候看得最多的，不是教科书，而是两本辞典，一本《哲学辞典》、一本《政治经济学辞典》，这两本书对他后来的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毕业后的陈明被分配到一个工厂的技工学校教书，在那里，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办起了一个诗社，那一年恰好碰上九星连珠——太阳系九大行星排成一条直线，于是他们就出了一期诗刊，名字就叫“九星”，没想到“九星”两个字给他带来一场麻烦，陈明说：“当时有人说‘你们名字叫九星，难道是想超过五星吗？’那以后我也心灰意冷了，离开那个学校，开始专心考研。”

 

陈明说他在最后的读书时期才回复到一个好学生的身份，这得益于他的博士生导师，当时有人向导师打报告说陈明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午睡觉、下午踢球、晚上打牌”，结果导师说他根本不管陈明每天在做什么，只关心陈明的论文写好了没有。陈明说：“老师对我好，我就加倍努力，老师对我不好，我就没兴趣学习了。”

 

 

《原道》是一本一年只出一期的纯学术刊物，从一开始就几乎流产，但陈明还是自筹资金把它坚持办了下来，并且受到了很多好评，可是陈明觉得这种坚持其实也是耻辱。

 

从1995年开始，陈明就一直主编一本刊物——《原道》，这本刊物让陈明觉得有成就感，但也让他觉得耻辱，有成就感是因为《原道》毕竟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儒学阵地，而耻辱则是觉得在偌大一个中国，做这么一点文化的事情竟然这么难。

 

《原道》的创办和坚持确实很难。陈明说：“当初流行下海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都下海了，有几个也确实赚了点钱，后来他们凑了点钱，想办一份刊物，请我来当主编，我答应了，就立刻开始着手准备，找到了书号，然后就开始约稿，很多很著名的学者比如李泽厚、朱学勤等等都答应了给我写稿。”但矛盾却在这个时候产生了，陈明和几个出资人的理念完全不同，陈明想办一个思想性学术性的刊物，可是他们却不同意，最后双方只能散伙。

 

出资人走了，剩下的“烂尾楼”留给了陈明，而这时候，约的稿子来了，陈明说：“那就像个火球一样，烧得我热血沸腾，于是干脆一狠心，想着砸锅卖铁把这期出了，出完了拉倒。”在这种心态下，陈明又找了几个同学，大家想尽办法凑钱，自己找出版社，自己找印刷厂，自己搞发行，把第一期《原道》出来了。

 

可没想到，第一期《原道》出版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学者都称赞这本刊物办得好，就连大众媒体也开始关注。这让陈明又拾起了信心，决心把《原道》办下去。不过信心毕竟不能当钱来用，作为一本纯学术的刊物，《原道》只能自己出钱出版，尽管每年只出一期，但这一期就需要好几万。这对于没有任何研究经费的陈明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陈明说：“《原道》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这十一年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想办法，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先后换了七家。如果说我有两根白头发，那么一根半都是为这个事情白的！这么大的一个民族，做这么一点点文化的事情，竟然这么难，我觉得这是一种耻辱。”

 

有一次一个朋友问他：《原道》还在出吗？然后是一句：怎么像做贼似的？“听得我几乎晕了过去！”陈明说。

 

 

陈明觉得人大国学院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可是他们做的却根本不是真正复兴国学，于是他自己也办了一个，不过对前途他不敢乐观，能说的只有尽力。

 

2005年，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这让大家兴奋了好久，也引起了陈明的注意，但观望了一段时间以后，陈明觉得人大国学院做的大多是考据学和语言学的事情，这不能说不是国学，但这和他们当初宣扬的差得也太远了。陈明说：“人大占有着那么好的教育资源，又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可是他们做的事情却太不符合他们的身份了，我觉得他们更多地是在捞取一些资源，根本就没想真正复兴国学。”

 

除了不满之外，恐怕陈明还有些羡慕，他不满的是人民大学并没有好好地去做复兴国学的事情，而羡慕的却是他们拥有的那些教育资源。在去年年底，陈明和广东的一个民办教育集团合作，也办了一个国学院，陈明任院长。但这个国学院的规模和力量实在比人大国学院差远了，这一点，陈明也很无奈，他说：“我们办国学院，就是准备在民间做普及的工作，就资源上来说，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和人大国学院比。现在我们的投资方也是很有些犹豫，商人重利，没有回报的事情他们肯定是不会做的，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但即便如此，陈明依旧还是很乐观，他说：“我所做的事情我只能尽人力而听天命，所谓‘道之行否，委之天数’，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如果要丧斯文，就不会让人明白什么是斯文；天既然让我们明白了斯文，我们就应该去扶助它，维护它。）

 

 

一

 

认识陈明很偶然，大概在半年多前，有一次需要采访一个国学方面的专家，便经人介绍找了陈明，那次电话采访很顺利，对于他自己的专业，陈明很愿意和别人交流。采访结束的时候，陈明忽然和我说，他们在广州有一个儒教的论坛，让我也一起去。

 

不久后，我们就在广州见了面。刚刚见面的时候，我甚至不能相信我面前的就是陈明，我以为是介绍的人说错了。因为面前的这个人让我完全感觉不到一丝学者的气息，更不要说什么大儒的风范了，确切地说，他更像一个精明而干练的商人，精神饱满。

 

二

 

作为一个湖南人，陈明口音明显地带着湖南腔，而且他的语速很快，不过他却能让你听得很明白，这是一个奇特的事情。我想，这和他用词的准确和语气的干脆很有关系。

 

陈明说，在中国他是湖南人，而出了中国，他就是中国人。陈明说他见过很多在国内很有名的教授学者，可是一旦出国，就会变得很猥琐，脸上永远都带着谄媚的笑，说话都磕磕巴巴，他最看不起这种人。

 

三

 

影响陈明最深的两本书是《水浒传》和《约翰·克里斯朵夫》，他说他喜欢水浒英雄的义气，喜欢那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气概，喜欢那种大秤分金小秤分银的豪爽，但同时他又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那种优雅和高贵。

 

张抗抗曾经写过一本《作女》，陈明说他自己就是一个作男，一个永远精力过剩想找事情做的人，这样的人不成大器就成囚犯，幸好，他还没有成为囚犯。

 

四

 

陈明这些年来做的事情基本都是个人行为。在社科院这么多年，他没有申请过一个项目，没有拿过一分钱经费，所有的收入就是一个月2500块钱的工资。“我永远都是一个边缘人，就是在社科院，我也是很边缘的，以至于到现在，才是一个副研究员，这个职称，还是拖了5年才评上的，原因就是我办《原道》，他们觉得我的思想很偏激。”

 

可他不在乎别人骂他，也不在乎受到冷落，他说生命是苍白的，快乐是自找的。

 

五

 

陈明说他现在有两个遗憾：一个是当年下乡的时候让姐姐去了，自己留下了。姐姐一个女孩子，因为下乡受了很多苦，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不该；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离婚给孩子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很内疚。

 

六

 

陈明没有偶像，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他一个也不佩服，因为每个人都是历史造就的，所谓“各自因缘际会”。他唯一欣赏的就是谭嗣同，他欣赏谭嗣同那种献身精神，明明能走却不肯走。

 

　　1998年，在谭嗣同就义100周年的那一天，午时三刻，他正站在谭嗣同的墓前，而午时三刻，也就是行刑的时刻，那一天，陈明在谭嗣同的墓前待了好久。到底想了些什么，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萧条异代，100年后的陈明和一百年前的谭嗣同，在那一刻，他们或许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