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积极的处世之道

作者：肖群忠 杨建强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中国教育报》2015年12月9日第6版

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成员个人的安身立命，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性格。深入挖掘并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处世之道，一定能为我国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宝贵的精神营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l2日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各种民族文化都有其特有的处世之道。所谓处世之道，就是一个民族在处理各种社会人伦关系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一套具有自身独特性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道德原则和规范体系。中华文化是一种人文性、入世性文化，因此特别重视对处世之道的探索，也形成了丰富而积极的处世之道。它是中华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因此，挖掘阐发中华民族的积极处世之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对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那么，中华文化积极的处世之道包含哪些特点和具体内容？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处世原则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积极处世之道的精神渊薮。一方面，效法行健不息的天道，刚健有为，生生不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气魄，勇猛精进，迎难而上；另一方面，效法宽广敦厚的地道，以崇德向善，兼容并包的广阔胸怀，怀柔远人，德化天下。这一处世原则既使得中华民族在积极有为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在波谲云诡的近现代革命浪潮中成为独立自强的民族国家，又使得中华民族以广博的胸怀在兼容并包中不断更新壮大，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

居安思危、与时偕行的处世态度

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深具忧患意识，忧患是一种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意识来自于“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在此，忧患意识表现为居安思危、“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反求诸己的责任使命感，正是由于这种忧患意识的促进发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与时偕行精神早就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因而，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就已意识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道理。无论是儒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通权达变之道，还是法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变法改革精神，都是这种处世态度的彰显。

执两用中、守经达权的处世方法

中庸是中华文化积极处世之道的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至高的德性，“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执两用中并非乡愿式的随意调和，而是执其两端而用于中，使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追求行事处世的合情合理，无过无不及。守经达权意味着既坚守道德原则，择善而固执之，又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随时而处中，最终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高明境界。这种不偏颇、不极端的健全理性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处世之道的显著特性。

积极入世、忠以为公的群己之道

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儒家文化积极入世的宣言。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倡导社会个体应以积极的态度在现实社会中立德、立言、立功，达至人生的不朽。而立身处世的第一要义便是修身，即先要在格物致知中涵养德性，学会自处、自立，通过道义的准绳规约自己的行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在自身德性完善的基础上，儒家文化认为社会个体并不是剥离于群体的孤立原子，而对民族、国家有不可舍弃的天职和本务，因而，“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最终目的。个体应有精忠报国、成仁取义的道德使命感，与国家、民族荣辱与共，同进共退。后世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发愿，以及明清士大夫“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使命感，正是这种积极入世、忠以为公的处世之道的表达。

亲亲仁民、爱敬他人的人际之道

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友善是中华文化积极处世之道的重要层面。“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不相爱”正是一切祸乱的起源，所以，无论是儒家的仁爱，还是墨家的兼爱，都强调以爱作为人际情感纽带的重要作用。与墨家不别亲疏、兼以易别的抽象之爱相比，儒家认为仁爱始于对亲人的爱，“爱由亲始”正是儒家仁爱“能近取譬”的切近可行之处。但仅仅将仁爱止于家族是不够的，而应将这种基于血缘亲情的爱人情感从家族推扩到全社会，即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亲”而达“仁民”。在推扩仁爱之情时要遵循忠恕之道的行仁之方，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建立于“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良性互动之中，即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如此一来，才能使全社会成为和谐友善的情感共同体。中国古代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种类相对简单，主要是“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的五伦关系。现代社会，在人际关系种类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下，更应倡导建立人际相敬相爱的美好情感，追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人际关系模式。

重义利群、守礼尚和的公义良序

中华文化历来高度重视“义”的公益追求与公理正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此倡导“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以及“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公益观，反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不公现象，强调在博施济众和患难相恤中，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各尽其性，各得其所。义不仅是积极性的行善积德、社会公益，而且也是公平正义的天下公理和得其应得的社会秩序。“义者，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义的根本在于维护公理公义，因而管子将“礼义廉耻”并举作为国之四维。义为礼之质，礼为义之用。各种公义和秩序必须通过礼的外在规范加以贯彻落实。“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润滑剂，通过礼的协调，社会成员才能互相尊重，彼此信任，达到“礼之用，和为贵”的效果，以维护社会群体的诚信友善，增进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度和幸福感。

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和平主义

中国文化历来是以和平主义的天下观念来看待并处理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而非以威压人、以势凌人。“国虽大，好战必亡”，崇尚和平、反对战争一直是中华文化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理念。同时，中华文化早就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及“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因而历来强调各个民族之间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也历来重视各个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交流互鉴，如丝绸之路的开辟、遣唐使的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和郑和下西洋等，这些都是中外文明交往的历史佐证。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寻求理解和认同的同时，更加强调以和平主义的处世理念来影响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形成。树立“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种和平梦、世界梦、大同梦，是中华文化的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创新。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我们一定要坚持义利统一、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为各民族国家共同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正是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这些积极的处世之道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成员个人的安身立命，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性格。深入挖掘并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处世之道，一定能为我国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宝贵的精神营养。

　　（肖群忠、杨建强，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