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10日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何干

 

 

 

 

今年9月28日，按公历推算，是孔子2556年诞辰。由官方主持的大型祭典，以山东曲阜为中心，在全球联合举行。中央电视台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现场直播。出席公祭的各级官员和各界人士，祭拜如仪，盛况空前。祭辞则以一种欣逢盛世的情怀对以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表示衷心的颂扬。

 

如此高调的官方祭孔活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去年的祭孔已经开始有了官方的性质，但规格要低得多。

 

在这个剧烈转型的历史时刻，这一事件很自然地被解读为具有文化以外的意义。

 

还在孔子诞辰的前一天，徐友渔即在媒体上对第二天的公祭活动表示了质疑和不安，认为举国同庆、全民公祭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嫌，于宪政和法理不符。

 

第二天，也就是祭典当天，鄢烈山接过徐友渔的话头，在大众传媒上表示否定祭孔的目的，并怀疑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真诚，批评康晓光以“儒教”为“国教”的主张，认为康晓光、蒋庆等人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在故作惊人之论。

 

近年来，在涉及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在面对儒学，或者国学，儒教，或者国教的话题时，形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话题。共同的问题，不同的主义之间，往往尖锐对立。

 

原本，这些不同的主义都“在野”，局限于思想范围的操练，谁主沉浮尚属未定之数，也说不上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但是，渐渐地，主流社会对它们的认同度明晰起来。批准成立国学院；允许公民个人以国学、儒家和儒教的名义公开活动；6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成立”，国家宗教局局长出席挂牌仪式；直到公祭孔子。一个平等争议中的知识分子话题遂出现明显分野，“儒教”似乎已经引入主流社会，其地位也已经得以确立。这一开端十分引人注目。

 

而在主张以“儒教”为“国教”的保守主义学者中，以蒋庆和康晓光走得最远、最坚决。蒋庆偏居贵州山区，少有发言，惟年轻而活跃的康晓光的言论最富于刺激性，被引用和被争议最多，成为反对者的重点目标。在鄢烈山以前，学者张耀杰批评康晓光的文章，标题就叫做“妖言惑众，以笔助孽”！

 

　　儒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东西

去年11月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对康晓光的专访。一个多星期后，康晓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讲，阐述了他的新保守主义的基本观点。近年来，康晓光写下了《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再论“行政吸纳政治”》、《中国：九十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论合作主义国家》、《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国特殊论：对中国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等大量的保守主义政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是这些论著的提纲挈领的版本。

 

在这次激情演讲中，他首先给出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判断。康晓光新保守主义是直接从对现实政治的剖析入手立论的，他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内在运行机制有过详尽的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业已形成一种“精英联盟”，并且处于“精英联盟”的稳定时期，这一稳定带来了事实上的繁荣，也意味着对一部分人的剥夺，造成了广泛的不公，“‘精英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这一部分的康晓光，尖锐而激愤。

 

而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超越经济目标去确立新的政治体制。要实现这些目标，康晓光认为，不能走民主自由政治的道路，因为“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有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因为它不一定能帮助实现社会公正，“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因为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到头来还是一套谎言”。要改变中国的现状，更好的方案就是“仁政”，“用儒家的政治哲学规定中国的政治”。在此基础上，康晓光描绘了“仁政蓝图”。

 

康晓光以他鲜明的观点站到了新保守主义者的前列。

 

康晓光说他对社会的批判超过了很多自由主义者。他自嘲道：“有人说我是被‘御用’的，扯蛋！谁会喜欢我？”同时，他强烈的保守主义言论也被视为另一种激进，他查看了网络上的反应，是“叫好的少，乱骂的多”。

 

而各方面对他的看法，康晓光一再强调，说好的说歹的，各种荣辱毁誉，对他来说，都没有影响。

 

至于祭孔，其实早已悄然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仪式”了。只是在此之前，这类活动进入不了传统媒体的视野。去年，康晓光就去曲阜祭孔了，并且献上了祭辞。今年祭孔，他当然是高调支持，并且亲身参与。不过，不是9月29日，他是10月2日去曲阜的，他属于“民祭”。他们这一帮“民祭”的都是10月2日去的，9月28日的“公祭”没有他们。

 

在“民祭”典礼上，康晓光面前放着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他做了《儒化：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讲，继续发挥他的“儒化”主张。

 

对于媒体近日对他的批评，他认为：一是情绪化的多，不通过分析；第二点是，问题不在祭孔不祭孔，有的人是在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观点，“不是在骂我”。他说，“我感觉要是美国政府来祭孔，他们就不会骂了！”

 

“他们反对我的主要是‘国教’的说法。我是2002年就提出了，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坚持认为，宗教对于一个社会是重要的。儒学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种学问，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东西，经世济用，广义的宗教。”

 

 

与绝大多数文化学者不同的是，康晓光是从现实事务中走出来的。这种历练对于成就现在的康晓光显然是很重要的。由于这里既有经历，同时也涉及很多思想层面的内容，采用他本人的自述比较忠实——

 

1986年大学毕业来到沈阳农业大学，报道的第二天就参加扶贫去了……开始接触贫困问题。1990年到了科学院，科学院跟广西是对口帮扶，号召和鼓励科技副职，我就报名去了。在广西呆了一年……

 

回来以后，写了那本《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这本书到目前为止，在农村贫困研究方面，应该说还是最好的。

 

当时中国的扶贫战略一个是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一个是扶持当地的贫困人口。两个目标始终是混在一起的，指向区域和指向贫困户的目标不分开。扶贫政策是到县的，钱到了县里怎么用，上面就不管了，在中央看来，钱拨出去了，但实际贫困人口的受益连百分之十都到不了。我当时来来回回地跑，对于扶贫的运行，特别是知道了那些精英们，掌握权力的，掌握财富的人，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把一切的好东西都揣到自己的腰包里，体会是很深的。所以，我们明确地提出三个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变，由以救济为主向以开发为主转变，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其中特别强调扶贫到户。始终喊这个口号，在会议上，电视上，媒体里，不遗余力地喊。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收获是意识到做事之难！

 

现实中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的时候，那种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而扶贫恰恰是从强者那里拿到一些资源，把它交弱者。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康晓光有两件事情，被遮蔽在日益高涨的国学和儒教话题背后。一件是扶贫工作，另一个就是他的一份“特殊的国情报告”。特别是后者，康晓光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获得了广泛的注意。事情得从2003年7月说起——

 

当时他正在忙着为一项“城市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撰写总结报告，远离京城的四川省成都市发生了一个社会事件：一个3岁的小女孩，只有一个单亲妈妈，6月4日，妈妈把她锁在家里，独自出去了。后来，妈妈因在商场行窃被扣留，又因吸毒被强制戒毒。17天后，这个无人过问的女孩饿死在家中。这就是著名的“李思怡事件”。期间，她的妈妈曾多次提出家中有3岁的女儿，要求安顿好再接受戒毒；也曾跪地哭求警察；在押解去戒毒所的路上，她用头猛撞警车车门。但这一切都没能改变李思怡的命运。办案警察没有按规定给她们家、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送达《强制戒毒通知书》，知情的住地派出所没有采取行动。

 

这个家里一贫如洗，李思怡甚至没留下一张照片，陪伴她的只有一个已经褪色的绒熊玩具。

 

康晓光关注了3个月后，再也坐不住了。11月10日，他只身来到成都。

 

一个月后，一本惊世骇俗的专著——《起诉》，印出来了。

 

他把他原定的研究报告方案推翻了，这本书接续了那个贫困研究课题，重点放在追问道德义务和制度失灵。

 

“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康晓光提醒读者，他没有遵循冷冰冰的学术规则，使用了愤怒的诗性的语言。

 

“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康晓光写道。他以这本书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道德等层面为李思怡案“起诉”，并透过李思怡的悲剧检索当前社会弱者的生存状态，提出了“我们共同的责任”。

 

这部书稿在“考验了中国出版界的良心”之后，终以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特刊”的名义，由康晓光自费印刷了3000册。

 

康晓光说，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想太多，但后来回味的时候，觉得非常值得，对他的一生都很重要。他甚至说，别看我做了多少事情，写了多少书，我一辈子有这一件事情都心平气和了。

 

康晓光分析道：“对于弱者的救扶，制度也有，机构也有，人员也有，经费也有，但是，当人们真正需要的时候，像李思怡这样的人需要的时候，一个都没用。最关键的是人没人味儿。整个道德伦理全都把穷人抛在社会之外。我认为这也是二十多年改革以后，到今天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不仅仅是李思怡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最后，康晓光联系到了儒家思想。他说，“李思怡正好跟我女儿一般大。这个对我的刺激特别特别大。我看到我女儿就要想起李思怡，想到李思怡悲惨而短暂的一生，我就心如刀绞。这件事情使我对儒家的理解加深了不少。我真正体会到同情心，一种完全非功利的东西，体会到什么叫推已及人，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本身是认为人有亲疏远近的，但它并不是说，人就只关心自己亲近的人。所谓‘忠恕之道’嘛，‘忠’就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嘛，‘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通过这个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弟’，把仁爱普及到整个社会，最终达到一种大同世界。”

 

 

康晓光是一个争议人物。说不清楚有多少非议是他独特的个性和脾气招来的。

 

当他遇到“道不同”，不与你为谋的时候，他才没有耐心跟你浪费时间呢！他说话的方式基本上可以称为直来直去不加修饰。当他拉着他天生的长脸讨论问题的时候，仿佛他面对的只是问题，不是人。

 

今年8月，由文化热心人士信力健先生出资邀集的持不同文化观点的学者们在武夷山开讨论会，称为“武夷论道”。来的都是各有建树的学者。在这个会上，康晓光是最年轻、最坚定的保守主义学者，其他持不同看法的学者分别比他大10至30岁左右。

 

康晓光发言不多，但他有3次发言令人印象深刻。第一天上午，在朱熹故居，盛洪讲完开场白，秦晖发言了，袁伟时发言了。康晓光接着说话。他的话立刻令人面面相觑。他冲盛洪说：“这是一个什么会？什么人都搞在一起，这种讨论什么用都没有。我们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再来跟大家讨论，现在建设性的东西还不多，还不到与各家各派碰撞的时候。这种形式的论道希望是最后一次。”盛洪赶快圆场，说讨论不一定要谁说服谁。

 

下午的讨论袁伟时在发言中提到蒋庆。康晓光接过话说，你不了解蒋庆，不要这样说。最后一次是一天晚上，轮到康晓光主持讨论。袁伟时在发言中又提到蒋庆，照例是这样开头：蒋庆先生不在，但他在这里，我也是这样说——这一次，康晓光的耐心全消失了，他更生硬地批评袁伟时，没有读蒋庆的书就不要这样说话！73岁的袁伟时立即回敬道：我读过。而康晓光就没有兴趣主持讨论了，请盛洪代劳，盛洪则一副长哥当父的样子接受下来。当然，后来康晓光为自己的态度道了歉，但康晓光总算让大家领教了他当仁不让的脾气。

 

这就是康晓光。没有人会怀疑他不加修饰的个性。他势必要为他直来直去的脾气和不时流露出的智力上的优越感付出代价，在许多场合失去别人在第一时间喜欢他的机会。他自己也应该明白这一点，只是他不以为然。他说他喜欢独来独往，从来不参加各种年会学会，除非是同仁会，武夷论道这种“打乱仗”的会很少参加。

 

在武夷山，康晓光这种当仁不让的个性，还有一次表现。那是登山的时候，一位帮助会议做后勤的中年女性挎着一个包，康晓光注意到那个包的重量了，他请求她让他来。该妇女坚持认为那是她的义务。而康晓光差不多是以面对袁伟时一样的不可辩驳的神态请求着。相持之际，康晓光的表情也跟在讨论会上面对对立的问题时一样难以缓和。

 

2003年秋天康晓光在成都的出现，是李亚玲报道了李思怡事件之后的又一次感动。

 

在去成都调查李思怡案之前，康晓光在北京给李亚玲打过电话。后者那段时间已经感到压力，不想再说这件事，也害怕再听那种一开口就泣不成声的电话。康晓光套了一阵近乎，没管用。李亚玲说，你来了我不会见你。

 

康晓光还是去了成都。给李打电话，回答说，在上班，没时间。他说，是我求你，我到你上班那里去见你。李那段时间最怕有人为这事到单位找她，立即回答说，不要来，来了也不见。傍晚，他到了李亚玲的报社楼下，再打电话。李出来了，叫他上车，说，好吧，你住哪里，我送你回住地。康一路求情，李无话可说。送到住地，该下车了，他坐着。突然，他哭出了声来，孩子似地哭诉：“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啦？”到此，李亚玲只得放弃顾虑，给予了可能的配合。

 

　　李亚玲说，康晓光是她见过的“最像孩子的大男人”。

 

 

在反贫困领域中，最严重的问题也许不是人们惯常关注的“资金不足”、“人手不够”、“制度不完善”，而是即使有了钱、人和制度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学者康晓光现居北京中关村，与李思怡生活在相距遥远的两个世界里。一本黑漆漆封面的册子《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将两人联系起来。今年1月，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出资印刷了3000册，春节之前给600多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各寄了一本。康晓光说，不写出来，他无法解脱。

 

 

从2003年7月上旬开始，康晓光从互联网上跟踪这一被媒体和公众普遍归结为“警察渎职的偶然事件”。作为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他的关注没有停留在警察身上，而是走向纵深：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她？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他们对李思怡之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康晓光：首先，李思怡的直系亲属负有责任，其他亲属、朋友和邻居在道义上有帮助她的责任。除了这些“传统的”责任主体之外，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民间组织也负有这种责任。就中国而言，这些责任主体包括：民政部门（特别是儿童福利院和负责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机构），官方社区组织（街道、居委会或家委会），相关的官方权益保护组织（设在政府的委员会、妇联和共青团），父母所在单位，还有形形色色的民间慈善组织。什么样的情况该由谁负责，《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都有具体的规定。这样，应该对李思怡负责的人和机构就成了我的调查对象。

 

2003年11月10日，就在李思怡案开庭审判的10天之后，康晓光来到成都，进行了7天实地调查。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他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安排调查，完全借助私人关系，迂回曲折地寻找知情者。

 

他会见了主审法官、公诉人以及见到过李桂芳的两个记者，还走访了李思怡所在社区的家委会（四川人对居委会的通常叫法）、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走访了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他的直接采访对象还包括：李思怡的邻居、家委会主任、政府官员，以及外围的出租车司机、宾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和航空小姐。但他无法找到李现在的居所。康晓光说，这是最遗憾的事情。

 

记者：调查一定很难。

 

康晓光：确实不太容易。那天事先没联系，我直接去了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领导全不在。后来来了一位女警察，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给了她证件和介绍信，她一看就嚷嚷起来，中国科学院的管这事干什么。我也生气了，大声对她说，你管我是什么单位的干什么，我是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这件事不行吗？她吃了一惊，然后扭头走出值班室，再也没进来。

 

经过艰苦的努力，康晓光看到了一家新闻单位采访涉案警察和李桂芳的录像，看到了警方现场拍摄的照片、现场勘查报告以及尸检报告。警察在现场拍摄的照片令他此生难忘，柜子里的衣服都被翻出来，摊了一地……人们分析，饥饿的李思怡为了寻找食物翻遍了她力所能及的一切。

 

采访中另一些遭遇更让他难以释怀：在政府机关，在法院，在家委会，在派出所，在社区，在宾馆的电梯里，在卖报亭边，在出租车里，在饭桌上，康晓光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李思怡吗？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感想？你打算为此做点什么？”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有点印象，孩子死得惨，没什么打算。”一些人一无所知，但也不愿意多问几句。这种冷漠还表现为：无论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神通广大的记者，还是声名显赫的学者，几乎都不愿意为他的调查提供帮助。

 

 

记者：看了李思怡的报道，你真的流泪了？

 

康晓光：这还能是假的吗？有些东西是伪装不了的！悲惨的事情见得够多的了，但是这件事还是令人心如刀绞。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女儿和李思怡一般大。我发现网上也是这样，那些反应强烈的，都是有一个差不多年龄的女儿或孙女、外孙女。

 

康晓光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咸若”，那是1999年他和妻子在浙江绍兴大禹陵咸若亭的偶得。“咸若”二字取自《尚书》，意为“顺其性、应其时、得其宜”。当他每天与女儿吻别时，看着她玩那些“很少玩过两三天”得玩具时，另一个只有一个破玩具、“圆圆脸、大眼睛，梳俩羊角辫，嘴很甜”的小女孩便幽然浮现。

 

记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心痛、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学者，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非宏观的社会事件作为调研的对象呢？

 

康晓光：那段日子我确实没法干任何事，我总被这事纠缠着、折磨着。我妻子跟我说，你算是让李思怡给毁了。

 

我们在研究城市贫困的时候一直在问，什么是贫穷？谁是穷人？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是怎么花的？有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像再就业工程、低收入保障制度等一系列。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是：当这一切都有了的时候，为什么都没用？为什么最需要的人在最需要的时候，都得不到？

 

调查显示，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期吸毒，而且还贩毒，并因为贩毒被判了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她没有工资，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余收入来自偷窃、贩毒以及直接或变相的卖淫。没有报道说母女俩得到过民政部门的救济。儿童福利院也拒绝接收李思怡，因为她不是孤儿，她还有一个活着的妈。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想收养，也被她那吸毒的妈吓跑了。李思怡经常被锁在家里，经常挨饿，小小年纪就被迫隔着窗户上的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乞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证实，李思怡“发育一般，营养较差”。

 

康晓光：李思怡是穷人中最穷的，弱者中最弱的人，她完全应该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援助。但是，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在那些机构知情的情况下，她没有得到任何帮助！这件事比较极端，但它不是偶然。

 

我意识到，在反贫困领域中，最严重的问题也许不是人们惯常关注的“资金不足”、“人手不够”、“制度不完善”，而是即使有了钱、人和制度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要探究的，就是反贫困中的“制度执行失灵”问题。

 

记者：如果我辩解，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这户家庭的低保可能因为工作疏忽被漏掉了。

 

康晓光：不是这样，李桂芳包括她的邻居多次申请，都被家委会坚定地拒绝了。李桂芳父亲在世的时候，有509元退休金，当时由家委会主任王大爷代管。李桂芳每天去拿十块二十块的，可以买米买菜，但买不了毒品。她父亲去世以后，这笔钱没了。我当时就问王大爷，李家母女应该得到低保，为什么不给？他说怕李桂芳拿去买毒品。我说，你可以给她们办低保，然后替她们管起来，李父活着的时候你不就是这么帮助他们的吗？他无言以对。

 

这位家委会主任说，李桂芳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她只与那些社会渣滓来往。

 

她也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和邻居来往。

 

在康晓光的调查中，有一位大娘意见很大。她说居民提出李桂芳应该得到低保，但是王主任以其吸毒为理由不给她申报。群众不满，多次反映，但是王主任就是不给申报。大娘说李思怡就是王主任害死的，她的推理是：如果李桂芳有钱就不会出去偷东西，如果不出去偷东西孩子就不会被锁在家里，李桂芳也不会被警察抓走，那样的话，孩子就不会死了。大娘还透露，这件事发生不久，王主任就“下台”了。

 

记者：这里面是否包含了社会的道德判断，因为她行为不端，所以不给她呢？如果李桂芳仅仅是个下岗职工，她和小思怡的命运肯定不会这样。

 

   康晓光：弱势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问题人群，像刑满释放人员。这些问题人群的贫困，很多是由于本人的过错造成的。这样的家庭，你要不要管它？问题还在于，这些家庭里还有无辜的人，李桂芳吸毒，但李思怡并不吸毒。

 

现代家庭是生育和消费的单位，非常脆弱。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大单位，当一个人在幼年和老年不能通过劳动养活自己，而所在的那个家庭又弱到没有能力承担的时候，社会就有责任来保障他。对现代国家而言，得到救济是公民的权利，救济别人是公民的义务。这是现代公益和慈善的区别。

 

记者：看来，在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弱者、该不该得到帮助的时候，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附加条件。

 

康晓光：对啊。2001年底，中央就规定低保要做到“应保尽保”，民政部制定的享受低保的唯一标准就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许附带任何条件。但是，一些地方在执行的时候，总是增加一系列附加条件，把一些符合国家救济标准的人排除在外。像有些地方规定，对用手机的、打麻将的、佩戴金银首饰的，都会报请民政部门取消其低保资格，据说目的是“杜绝救济懒人”。

 

在某些国家公务员的心目中，你必须家徒四壁、必须变卖所有家当包括结婚戒指、必须没有任何过错、必须终日辛劳还无法满足温饱、必须与一切现代文明提供的物质条件绝缘，才能得到他所掌管的、用全体人民的税收支付的低保金。

 

康晓光在成都团市委权益部采访时，一位领导沉吟良久说，“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确实缺乏权利意识和起码的同情心。”康晓光将“制度执行失灵”原因归纳为社会道德的普遍缺失、政府有些部门运行的强权逻辑和某些公共知识分子良知的缺席。

 

 

从那些渎职警察身上，人们感受到了寒彻骨髓的冷漠，连成都市政法委书记也用“冷血者”称呼他们。但是，冷血症状并不局限于个别几个警察。

 

记者：那些邻居都干嘛去了，孩子饿了肯定会哭，他们难道听不见？

 

康晓光：那是一个工厂的宿舍区，李家在一楼。我走访的时候注意了一下，邻居家都没空调。出事时是6月份，天很热，窗子应该是开着的，所以我想应该听得到。

 

我去敲过李家楼上的邻居家的门，开门的是个高大的男人，穿一身蓝工作服。

 

我问他，楼下的孩子在家里哭你能不能听到，他说听不到。我又问你们家平时给她家一些帮助吗，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各人顾各人，上班班上忙，回家家里忙，没有心思管别人的事。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冷若冰霜，口气粗硬，而且充满了不耐烦。

 

我在调查中，没有过多纠缠于“警察的冷漠”，而是去审视那些无所不在的无情和冷酷。

 

其实，像李思怡这样的家庭，就是李桂芳不把孩子送到孤儿院，社会都应该强制剥夺她的监护权。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法院和孤儿院把孩子当球来回踢，都不愿负这个责。

 

记者：写完这本书，你真的解脱了吗？

 

康晓光：心里是好过些了，但没有解脱。电话不断，从全国各地打来的，还有从法国、从纽约打来的。人们很激动。

 

李思怡之死促生了一个她个人的公益纪念馆和一个以救助儿童为宗旨的网站——思怡网（http：//www.lisiyi.org）。在她百天祭日，有网民宣布自己将在这一天禁食一天，所谓“我陪思怡走一天”；甚至有网民建议大家接力绝食17天，希望藉此唤起全社会的道德觉醒。这些提议未必“得当”，康晓光则认为，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维护弱者的权利，赋予媒体应有的权利和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是当下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两件事。

 

 

2003年6月4日中午，家住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李桂芳把3岁的女儿李思怡锁在家中，然后自己去金堂县“找点钱”。她在金堂县红旗超市偷窃两瓶洗发水时被保安抓获。随后被金堂县城郊派出所警察带回派出所。

 

在确认李桂芳吸毒之后，城郊派出所报请金堂县公安局批准，决定依法对李桂芳实施强制戒毒。在此期间，李桂芳曾多次提出其3岁女儿被锁在家中，要求先把女儿安顿好，再接受强制戒毒，但是无人理睬。她曾经跪在地上哭着哀求办案警察解决孩子的问题。被警车押去戒毒所的路上，在她寻死觅活用头连续猛撞车门的情况下，警察终于按照她提供的号码给她姐姐打了电话，但电话无人接听，警察也没有再打电话。押解李桂芳的警车两次经过她的家门，但是没有停留。办案警察也没有按规定给李桂芳的家属、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送达《强制戒毒通知书》。知道李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她的孩子被锁在家里的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这样，一个孤零零的小生命被遗忘在房门紧锁的家中。

 

17天后，2003年6月21日晚，在李桂芳的家中发现了小女孩的尸体。她仰卧在卧室门后，穿着红色T恤和绿底带白圆点的小背心，高度腐败的尸体上爬满蛆虫，头骨和颈骨外露，头发散落在地上，她的“胃完全排空，胃壁萎缩”……

 

    ——摘自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特刊《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