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景海峰：儒学回归主流路还很长  需“共业合力”

作者：景海峰   柳理

来源：凤凰网（2015年12月9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廿八日己未

            耶稣2015年12月9日

 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教授

【导言】

2015年11月底，来自海内外的近百名学者专家齐聚深圳，就“儒学的历史叙述与当代重构”这一主题展开研讨，这是连续四年来，深圳大学就“儒学与当今社会”这一重大课题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学术品牌的重要发起人和组织者，是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教授。利用会议的间隙，这位谦和的学者接受了凤凰国学主编柳理的独家专访，两个多小时，话题从他的恩师、已故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聊到大陆与台湾新儒家之争，从儒学如何回归现代主流聊到国学教育在当下的发展瓶颈，景海峰教授对学界之关注，对儒学发展之思考，对国学教育实践的看法，谈吐之间温厚而不乏锐见。以下为访谈实录：

为什么说汤一介先生是“现代意识的君子儒”

凤凰国学：汤一介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众所周知，您与汤先生渊源很深，师从他有很多年，而且您三十多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国学的研究与传播，那么，您能否谈谈汤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的贡献和定位，以及对当代学人的启示。

景海峰：汤一介先生过世后，包括去参加他的追悼会的路上，我一直都在想他这一生，他在这个时代的典范意义。因为一个大学者，或者对所处时代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他总是有时代性的标志意义。我当时就在想，汤先生在这一辈学者里边是比较突出的代表，应该怎么去给他的特征做一个概括？当时想了三句话：

一是大变革时代思想转型的探索者。这是从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时代转换这个角度来谈的。因为汤先生在8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中，所做的很多工作都跟这个大的思想转变的时代背景联在一起。

二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领路人。这是从他所从事的专业来看的。汤先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儒释道，传统国学，包括后来主持《儒藏》编纂，他的学术主业就是传统文化。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做出的贡献，又跟整个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潮相关联。

三是他个人的品格特征，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君子儒。这可从两点理解：一是他研究儒家，知行合一，从他身上能体现出中国传统儒家的人格色彩，对治学为人的理想有一套价值标准和要求，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但毕竟在今天这个时代，他又不是所谓士大夫的那种状态，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是一个学者，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儒学研究者，所以第二点就是他具有现代意识。在他身上，把“君子儒”和“现代”这两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地进行了结合。从他身上，能体现出这两点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做到的一个比较好的理想融合，既有传统的君子之风，同时又能与时俱进，而不是只追求传统的复归，因为汤先生是有很强的现代意识的，他的学问体现了这种现代的精神和价值。

后来在乐黛云先生主编的《跨文化对话》辑刊中，我本来想用“君子儒”这个题目，但乐先生觉得这个传统的意味浓了点，后来就用了我另一个演讲的题目，叫“汤一介先生的学术与时代精神”，这就是现代描述了。这篇纪念文字刊登在最新一期《跨文化对话》中，文章标题也作为整个汤一介先生纪念专栏的一个通题。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强调汤先生的人格与我们传统的联接，当然他是一个现代的、有时代感的学术带头人，但在他身上，那种气质跟现在的很多学者不一样，是令人景仰、令人神往的这种气质，这实际上跟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用“君子儒”这个概念更好。这是汤先生过世之后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往往按照纯现代意识的职业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你是大学教授，按理说你只要完成大学教授的角色要求就可以了。而道德上的意义实际上是附加的，与职业角色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就与中国传统的所谓“士”或“士大夫”角色有个断裂，实际上也是一个时代的断裂，这就造成了一种困惑。比如说今天从事教育工作的，一般的老百姓对教师职业会有比其他职业更高的附加要求，也就是说对其道德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你教书育人，你讲的东西可能你自己还得去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你得做出个榜样来。这些意识是跟传统有关的，但今天的现实情况是，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分离状态，而且从现代或西方对这个职业的标准看，它也并不讲求这些。中国传统士大夫或从事礼乐教化的人则不一样，他得知行合一。所以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困惑。那么我讲的这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君子儒”，就是想把这个问题稍微再强调一下。汤先生在这方面应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所以在学界，在大家的心目中，他受人尊敬，受人景仰。

   汤一介先生（左五）与深大国学所参与《儒藏》项目的同仁在一起

凤凰国学：您师从汤一介先生有多少年？

景海峰：如果从我本科上的第一门课算，应该是从1980年开始，大三的时候。后来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他指导的，读研究生又师从于他。1984年秋，汤一介先生在深圳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打出的第一面“国学”大旗），我第二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过来了。

凤凰国学：您从学于汤先生的时候，他的教学方式很严吗？

景海峰：他不是那种严师，他比较温和，待人特别宽厚。当然在学术上他一丝不苟，每一个环节的具体细微的要求，他都会做到。但处理方式上不是那种严厉的。

凤凰国学：大师有很多种风格，比如有金刚怒目型的，也有春风化雨型的，那么汤老师属于哪种类型的呢？

景海峰：汤先生应该是属于春风化雨型的，不光学生，还有同事以及社会上的人士跟他打交道，对他的印象都是非常温和、彬彬有礼的，都是与人为善、替别人着想的那种类型。

凤凰国学：但我们说这种“君子儒”，或者“士大夫精神”，总是除了温厚的一面，还会有个性的一面，尤其对现实的不平或者文化的乱象。

景海峰：所以儒家精神里面，绝对不会不讲原则，不会是像孔子所批的“乡愿”的那种柔顺。而是一种柔中有骨、柔中有刚的形态，他有他的尺度和原则，而且这种尺度和原则就体现了士大夫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勇担道义。在这方面，汤先生改革开放后在那种学术研究的环境下，便做得非常突出。

1983年汤先生等人开始筹办中国文化书院，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一种文化复苏的状态，还有很多“左”的遗风。他在那种环境下甘愿来做这个事情，特别是为文化大讨论的兴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的时代主调是文化复苏，是思想解放，有各种流派出现。汤先生的中国文化书院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但又不是完全复旧，不是90年代以后学界趋向于保守的那种状态，而是开放型的，是考虑如何在打开国门之后跟外部世界进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所以那时候他请来的一些人，做的一些活动，都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进行的，是一种现代视域下的学术复兴，同时保有对传统的敬意和弘扬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主调。这在那个时代很难得，一方面要开放，要和西方有交流和互动；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复兴起来。这中间遭遇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一言难尽，所以做这种大事光靠“温厚”能应对的了吗？

儒学还很边缘陆台没必要形成对峙

凤凰国学：关于最近比较热闹的大陆与台湾新儒家之争。这次争论衍生出了很多新话题，比如站在学术之外来看这场辩论，不少局外人就说，你们儒家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在内部争得这么一塌糊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景海峰：这个说来话长，因为整个过程我也没有发言，但实际上我可能是了解比较清楚的人之一。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熊十力的，而且80年代早期中国文化书院对“新儒家”的介绍和传播，实际上是带了一个头，像《梁漱溟全集》就是由中国文化书院组织编的。汤一介先生和武汉大学的萧萐父先生发起整理熊十力的著作，后来编了《熊十力全集》。而梁漱溟、熊十力都是“新儒家”的开山式人物，也是现代所谓“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当时他们的著作都不怎么流传，一般人很难见到，最早来整理他们著作的就是中国文化书院，是汤先生他们组织的。在当时，我的研究生论文就是做熊十力的。所以说在大陆包括郭齐勇等，我们是最早专门研究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这些“保守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对“新儒家”的问题或学术脉络，应该是了解比较早的，所研究的领域，包括写的一些东西，都与所谓“新儒家”这个话题有关。

今年年初，李明辉正好在我这儿开会，他说澎湃的记者对他进行了一个专访，可能会引来一些麻烦，果然不久这个话题就被有些人炒起来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可能激起了一些浪花，引起了一些争论，引来了一些反思，反思里面有非议也有称赞，更多的是不予置评的态度。而不介入、不插嘴，并不代表大家没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愿说或不便说罢了，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就这个事情而言，在整个新儒家的研究当中，在两岸三地的儒学研究互动或者新时代儒学的推进中，只是一个小事件。

大概十年前，2005年秋，在武汉大学开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时，方克立先生提出“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当时他本人没来参加，提供了一个相当于贺信加发言稿的东西，里面说到要重视对“大陆新儒家”的研究。而此前一年，2004年，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年”，标志之一就是蒋庆在他的阳明精舍请了几个人，做了一个文化宣言活动，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出现的一种标志，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当时出席会议的很多学者对这个话题可能都不以为然，大家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只觉得是一个新奇的说法。就是因为大陆研究儒学的这些学者，对蒋庆的一些做法，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事情，但是经方克立先生这么一概括，好像是给了一个学派或者思潮已经成型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当时不是很认可这个说法，也没有特别去理会，或许也没有多少人把它当回事。但是这封信等于抛出来了一顶“帽子”，后来有人就借着这个话头把文章一直做下来了。

我的理解，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偶然事件。方先生当时是什么心态？这只能从之前的思路去看，从他以前批评罗义俊、批评蒋庆的那些文字，包括90年代初开始，陈明办《原道》时，方克立先生的那些批评，从这些脉络来看，他当时肯定不是从褒扬的意思来提出这个概念的。因为这个思想过程，这个问题的演进，是有前因后果的，并不是突然就冒出来这么一个话头。方先生在这前面是一个批评者，而且是很严厉的批评态度，突然到2005年写了这么一个东西，而且还用了“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这个概念肯定不是褒扬的意思。但是这个词后来一经炒作，就跟方克立提出时的初衷不是一回事了，很多人说这是有些人把它接过来做了变调，“自我加冕”了。

所以我是这么看的。当然，从蒋庆、陈明他们的一些文字看，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也有他们的一些特点，比如谈儒学如何复兴，尤其是如何在这个新的时代恢复它的主体性等等。因为过去儒学是“封资修”，是被打翻在地的，后来只是说给它平反，然后给了一定的地位，但它始终在主流文化当中处于边缘的状态。尽管现在“国学热”的势头越来越盛，但从总体的地位来讲，儒学还是比较边缘的。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要恢复儒学的主体地位，大概是这个念头比较强。我觉得现在儒学当然还是边缘的，从整个现实的状况来讲，从文化教育的主流基调来讲，从它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整个社会的信念和思想状况来讲，它肯定还是一个边缘的东西，肯定不能说它已经是一个主流、主体的身份。

凤凰国学：大陆和台湾的“新儒家”学者之间发生的辩论，从见诸媒体的各种意见看，是不是也折射出两岸在儒家现代性方面的方向有很大分歧？这是当下发展儒学的重点吗？

景海峰：实际上从“五四”之后，“新儒家”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保留儒学的时代地位，就是要争思想地盘。因为当时有被扫地出门、彻底否定之虞，那就要说明儒学还有存在的价值，还有它的时代意义。所以说新儒家的起点，就是要对抗全盘西化、对抗彻底否定儒家或者彻底反传统的那种潮流，要给儒学做一个时代意义的阐释。当时像梁漱溟、熊十力这些先生，他们就是先要肯定儒学的这种时代价值，探讨其存活的可能性，然后再来寻找那些能跟时代潮流相结合的方面，比如科学、民主。儒学在这种严酷的时代条件下，状态和地位慢慢在发生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比较艰难的，大概这几十年，特别是90年代以后，才慢慢地得到了恢复，大家比较多地从正面来谈、来肯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时代转向。

那么今天，我觉得它还是要面对一个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因为在今天，儒学绝对不只是在中国文化特有的这种境遇之下，来考虑传统与时代如何结合的问题，如何解决所谓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实际上每一种文明形态、每一个民族—国家，可能都面临着这些类似的问题，这不光是中国所独有的，也不光是传统儒家如何向现代转化的路径问题，不能只是简单设想回到儒学本身去思考。实际上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儒学有不断演进和变化的可能，而未来的走向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不是说可以按照我们的设定就能完全控制的。

刚才讲到的新儒家的问题，在1949年以后、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已经没有这个接续了，也没有这种说法，过去走这个路的学者，他们的工作大部分都改弦易辙，大部分都不是按照这个路径来做了，只是把它做成文献的研究，个别的有一些创作，但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影响。港台地区因为特殊的环境，可能跟三、四十年代的新儒学传统有一定的延续，甚至接着往前发展了。到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才有儒学的重光，当时中国文化书院的工作基本上是一个复苏的状态。后来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深化，互动的加强，实际上新儒学的问题已不只是1949年之后港台所独有的东西了，大陆的儒学也在复兴。而在这个过程中，大陆接受了很多港台儒学工作的成果。尤其是像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物，对大陆的儒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互动和交流，其实是一个一体化的状态，对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中国经济崛起后的新的文化格局产生了影响。在这个新的格局之中，当然有过去港台所积累的一些资源。

但有没有所谓“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之别，我觉得在早期可能有这个概念，因为当时是有个“港台新儒家”。就像那时所谈的“港台文学”，因为它是个封闭状态，三十年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大陆完全不了解，对这个陌生的东西，给它冠一个港台之名，所以当时就有个“港台文学”。我们也把海外的新儒家叫“港台新儒家”，这些概念是有特定时代的含义在里面的，有它的合理性。但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互动与交融，现在再去强调这个“港台新儒家”，然后对应着又制造出来一个“大陆新儒家”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意义和当初就不一样了，有点怪怪的用意在里面。这明显是在强化这两个概念的对立性，有点有意为之的意思，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对峙感。这显然跟80年代初，学术领域对港台地区的那种自然概括是两样东西，不是以前那个概念的简单延续了。

所以，对所谓“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这样的炒作，我是不太赞成的。我们要思考，这究竟对推动儒学的复兴有什么意义？大陆与港台当然有差别，三十年的分离所形成的隔膜感，包括今天台湾地区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文化现象，它的关切和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所面对的问题、所表达的关切，那肯定会有差别，这是难免的，这种地域之间的区别是自然的。当然，那三十年或者今天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背景的差别，所造成的隔膜更多，对文化的投射或者说割裂的影响就更大一些。但如果强化这个，都打区域牌，最后这个论题里面的主角——儒家究竟是什么？难道儒家只适用于这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就是另一副面貌吗？我们要强调儒家的共有价值，儒家思想有很多普遍的东西，它的价值理念，包括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来弘扬儒学、复兴儒学，应该更多地思考面对整个世界的普遍的东西。而过分强调它的区隔性，甚至人为制造出尖锐的对峙感，好像儒学刚有个好苗头就打起来了，那你到底是在复兴儒学还是在给儒学抹黑？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学术推进工作，包括面向社会大众的宣传普及工作，应该致力于这些方面。我想台湾的学者也在想这些问题，怎么样把唐（君毅）牟（宗三）时代那些比较枯燥的、比较玄思的形态跟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因为在（唐牟）他们那个时代，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思考这些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也没有现实的条件，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做普及工作。今天有这个条件了，台湾的学者也在做推广普及的工作，在做所谓培植“草根性”的工作。那大陆的儒学研究也是一样，除了在大学做学术研究之外，很多推进儒学的学者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比如办书院，做民间推广活动等。大家都是这个思路，才可以将儒学真正扎根于中华大地，在未来的新文化建设中发挥它特有的力量。如果非要说你们那个是港台新儒学，我们这个是大陆新儒学，我觉得没有必要性，没有必要在这个过程中先划出一个彼此相斥的范围来。

儒学回归现代主流路还很长学院派与民间派需“共业合力”

凤凰国学：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已是天下共知，这让很多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感到兴奋。您觉得他上来后这一系列弘扬传统文化的举措，会促使或者刺激儒家回到“主流”吗？

景海峰：中华文化复兴，跟治国方略的主体意识还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复杂，所谓的“主流”有几个含义在里面。

一个就是说，回到过去儒家所具有的那种社会政治与生活的角色，这是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一种幻想。因为你从现实的或今天的世界格局来看，尽管有很多国家形态，它是向所谓的民族主体性回归，民族文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比如说要“以儒治国”，或者说要让儒家成为一个指导性的思想，那肯定是一个幻想。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所谓“主流”的意思，可能就是学术主流的态势，或者是学术中心的地位，或者说以儒家的价值原则来设计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在学术形态里面，儒家成为一个带有某种主流价值或主流态势的存在，或者对未来的新的文化架构，它能起到一种引领或是主导性的作用。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说像第一种，要恢复到历史上的那种儒家角色和身份是不可能的。因为尽管它不像有些国家形态那样政教合一，但是那种儒家它是与君权高度结合在一起的，它在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当中是具有威权性的。君主专制时代的那种儒学形态不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浮现出来。如果仅从学术层面或是民族文化复兴的主体意识来看，它具有某种中心的地位，或者说它的价值能够发挥某种指导作用，这是有可能的，当然这还有发展的空间。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90年代的传统文化复兴大潮之后，现在还没有走到一个好像是到了顶点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潮流还在继续往前推进。大家还在探索这个路应该怎么走，走得更顺畅，走得更好，大家都还在探讨。

过去的儒学，如果单从政治层面着眼，它基本上是退出历史舞台了。就是从晚清之后，它跟现代民主国家的架构和基本的政治原则都分离了。这些完全是“另起炉灶”的，跟儒家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层面就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博物馆的东西，作为一堆历史材料来进行整理，它不是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指导意义的文化形式。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慢慢地这种心态有了扭转。儒学不光是一种历史文献，不光是一个历史陈迹，它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建构当中依然有它的价值呈现和转化的可能性。这个意义就是从“死灰复燃”变成“蓬蓬勃勃”，文革的时候，儒学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它完全是负面的价值、是前进的包袱，那现在给它平反了，恢复了研究和表达的合法性，但怎样使它转化成我们今天生活中具有生命力的思想源泉，这个路还很长。现在人们有这个意识了，也在做这方面的推进工作，但并不意味着儒学的价值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面已经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它还处在一种复原的状态，是恢复记忆的过程。

凤凰国学：那么在今天，你们做儒学的研究与传播，它的现代价值该怎么评估？

景海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儒学的负面印记太多，尤其是留在老百姓日常记忆里的东西，像我们这几代人，基本上是在反传统的教育和风潮之下成长起来的，当时流行的很多东西都是负面的。近些年通过儒学的传播，对前几代人的记忆慢慢在扭转，现在的情况已经在好转了。过去一提儒学都是标签化或者脸谱化的东西，都是不太好的方面。我觉得这个扭转的工作已经做了很多，也卓有成效。

但现在可能更为急切的是新一代，他们既没有原来的记忆，现在又面临着网络化、文化碎片化和浅薄化的大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带有传统根本性的、属于历史资源的东西，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得一席之地，来打动人心？我觉得这个挑战可能比刚才说的只是恢复或者扭转记忆来得更加艰难，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大。不光是儒家，包括整个植根于古典的精致文化，带有一种人文关怀和精神祈向的文化，都面临着一种共有的挑战。因为网络化时代它可能更多地关注和敏感于一些急功近利的、和现实生存有直接关联的东西，或者注意力在经济生活方面，而对稍微形而上一些的，或者儒学所讲的那一套东西，很难有切身的感受和亲近性。这种时代隔膜对下一代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跟前几代人还不一样，前面的人复原还有一个根由，有可以连接处，而对于新一代、“新新代”来讲，可能根本上对这些就是隔阂的，所以儒学面临的可能是重新置入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恢复的问题。

凤凰国学：您提到的“新一代”，现在有称之为"网生代"，就是伴随网络而生的一代。在这一代人的身上，跟他们讲这些，他们可能会有很大的隔膜。那么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上，有没有可能以碎片化来适应碎片化，或者说以快速化、实用性来适应这种快速化、实用性呢？

景海峰：我觉得现在面临的可能就是研究推广儒学、或者做跟儒学相关的事业，都要有一个分工的概念，有一个相互的包容和理解。因为各自要处理的问题或者方式，不会有一个统一不变的标准。可能过去对儒学的研究、弘扬、传播有比较一致的方式，应该怎么去讲，怎么去弘扬儒学，怎么样把儒学的这些精髓能把握住，那时候可能容易达成一个共识，在方式上有普遍的标准和要求。但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复杂度变强了，如果大家都说那个才是儒学，才是符合儒学标准的，可能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危机。所以我觉得在心态上要有调整，要适应，要承认这种多样性，承认“他者”。别人也在做儒学，不要认为儒学传播的方式只有一个标准，应该有一种包容性，这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文化的互动与互融，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的穿插、交汇、重叠是很复杂的格局，如果还用一种很简单的心态，一种排他性很强的心态来面对，显然不利于儒学在今天的重植，尤其是对下一代来讲，你的观念性太强，觉得只能这么去做、去说、去要求，最后那种反弹性、排异性就会被激发起来，反而不利于儒学的普及。

学院派现在有一种心态，就是所谓的严谨。这种一律化的学术标准，对学院派来讲是一种很大的、致命的制约，一旦有了这个观念，对很多东西是看不惯的，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我强调要有一个分工的概念，认定不同的角色，承认不同的方式，你可以坚持你的那种，我也可以坚持我的这种，但是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按照同一个路子来讲儒学。

凤凰国学：是的，“学院派”和“民间派”本应该拢在一起的，相互尊重包容。当然，这里面也有学院派和民间推广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问题很大的是，伴随着近年的国学热，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国学班、蒙学馆，也出现很多所谓的民间“大师”、“导师”，如果没有基本的标准，岂不是也很麻烦？

景海峰：民间社会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历来如此。在历史上儒家的中坚人物，宋明时代那些理学大师，他们也面临着这些问题，所以不管是“辟佛老”，还是对民间“杂祀”的排斥或者严厉批评，当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所以它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只不过我们这个时代对各种文化的理解与宽容，与古典时代那种封闭的、独尊的形态已不大一样了。它跟现代文明的特质是联系在一起的，相对比较包容，能够容纳各种异质的东西，众声喧哗，杂音相伴，反而可能是一种常态。因此要给它一些关注，或者说要懂得“承认”。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之下，对别的东西也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过去可能不大容易做到，但在现代的文化形态下，必须要这样做。不这样的话，等于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凤凰国学：但换个角度来说，因为鱼龙混杂，所以必然要有“以正视听”的东西出现。过去有一个词叫“卫道士”，您觉得今天的国学传播，需不需要一些“卫道士”以保持国学的纯度呢？

景海峰：学术的眼光和批判精神是必须的，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些东西无法分辨，他只能随着潮流被拨弄来拨弄去，顺着自己的兴趣甚至是欲望走。但作为社会思想的引领者、社会价值塑造的承担者，知识分子，或者说，所谓的儒家，应该是有自己的原则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精神的把握，应该比一般的老百姓要全面，因为他们的资源、他们对历史的了解与辨别，眼界应该比一般民众要开阔，从他们的社会身份来讲应该承担这种责任：一种引领和调节的责任。

随波逐流甚至是取媚的态度，显然不是儒家的正确态度。所以一方面应该宽容，不要什么东西都唯我独尊，不要有太强的排他性。那会置自己于孤立无援的地步，也不会见容于其他思想力量。但另一方面，并不是说要放弃原则，对社会上很多不符合儒家价值的现象，甚至是那些打着传统文化旗号的所谓“大师”们，应该给以严厉的批评。我觉得这二者不矛盾，但不能说始终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人家稍微一露头就去大加批判，就要“灭掉”，这也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凤凰国学：研究者能够主动承担大众传播的责任当然就更好，可以降低念错经、传错道的风险。不过研究与传播毕竟是有分工的，怎么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呢？

景海峰：我觉得还是要放在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看待这个问题，弘扬儒学毕竟是有分工的，不可能指望学者们都走出校门，都去做普及推广的工作，那就跟大学教授的身份没关系了。这跟中国古代不一样，古代是通贯的，今天社会的职业分工更细，角色分配很鲜明。大学教授他还是有一个本位的问题，所以社会上也不要过多指责大学教授，说你们都只是坐在象牙塔钻故纸堆。你不能指望学者们天天背一个书包到乡下、进社区去搞宣讲，那跟大学教授的身份也不相符。所以我有时候就想，这种两极冲撞的心理不能太偏激，需要相互的宽容与理解。有些大学教授也被逼得很厉害，常常觉得自己很惭愧，天天讲儒学，但跟社会的要求好像脱节。

儒家学者当然负有传播的责任。普及推广的工作，是应该去关注，但现代社会毕竟是一个职业分化、术有专攻的格局。不能一讲儒家，就说大学教授你不去做这些工作你就不是儒家。另一个方面，大学教授对民间的东西也要有一些理解，要有宽容的心态。如果按你自己的学术标准和严谨性去硬套民间的一些东西，一套就成照妖镜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一无是处。

我觉得研究与传播的角色划分很重要。因为儒学的振兴需要共业合力，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发挥到最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吧，有专门往里面加柴枝的，也有煽风摇旗的，从不同的角度使这个火旺起来。

凤凰国学：这中间还需要一个桥梁，在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之间。

景海峰：是的，这中间媒体的作用很重要。过去知识分子、士大夫跟民众之间是一种圆融的关系，知识人自己就可能完成教化传递的工作。但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传播渠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信息如何选择，如何处理，这太复杂了，一定要有好的纽带和桥梁，传媒在这中间起到一种相互间有效沟通和理解的作用。这个非常重要，你们国学频道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如果各个网站都有这种意识，把这种责任承担起来，那么大学教授跟民间的儒学爱好者践行者的互动就会通畅起来。

国学“上户口”有瓶颈深大策略是用事实突破名分问题

凤凰国学：从1984年创办起，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做了30多年，从国学人才的培养方面看，你们做到什么程度了？

景海峰：深大国学研究所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以“国学”命名的研究机构。当然那个时候也不是说汤一介先生有先见之明，预见到多年后会出现“国学热”。因为汤老师的父亲汤用彤先生那个时代，北大就有“国学门”，胡适他们也办过《国学季刊》。汤一介先生对国学的概念应该是由于家学渊源，这些线索和记忆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所以当时说要办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机构，他就想到了“国学”这个词，当然那个时候“国学”是不流行的，一般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国学”。

我们从2010年开始在本科筹办国学班，叫“国学精英班”，“精英班”这个名字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培养的一个目标。它面向全校二次招生，按照实验班、特长班的标准，实行小班教学、学术导师制，给了比较优厚的一些政策，包括经费等各方面。与普通学生相比，首先是对他们（国学精英班）的要求更严格一些，平时的课业也更重，课下的活动安排也比较多。另外对学生的关注度也很高，一般老师可能对学生下课后就不怎么管了，但“国学精英班”的老师对这些学生盯得比较紧，现在已经办了第四年，明年六月份就有毕业生了。这个专业带有教改或者说实验的性质，我们的课程设置完全按照打通文史哲这么一个方式，但不是文史哲的简单拼盘，而是另一个思路：以经典教育为主，辅之以文史哲的基础课程。还有“国艺”方面，即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会在教学、实习中安排跟国学有关的修身实践活动，比如琴棋书画，以及跟社会的接触等等。

凤凰国学：现在希望教育部开设国学学科的声音也很多，像郭齐勇先生就一直呼吁给国学教育“上户口”“发牌照”，您觉得开设专门的国学学科，现在的可行性大吗？

景海峰：就可行性而言，现在还存在相当的瓶颈。内部就是文史哲之间相互的融合与定位的问题。现在各学校的情况不一样，有些是依托在哲学，有些是依托在历史或文学，各自为政，或者是轮流坐庄，最后可能把这个专业内容弄得“东拉西扯”，学生也无所适从。

我们深大好在文学院等于是人文学院，文史哲在同一个教学单位，课程的安排、师资的调配等，都没有什么障碍。相对来讲，从体制上保证了它的完整性，运行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现在（国学专业）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文史哲内部的定位和理解问题，即“国学”到底是偏文献、偏历史，还是偏向于按中国哲学的系统，比如说，经学可能偏哲学了，而诗词歌赋等则是偏文学发展，这样内部就不统一，外人就更困惑了。像教育部就会觉得你们自己内部都不统一，内部意见还存在分歧。这个我觉得问题挺大。大家都用心良好，但最后效果是裂散的，这是内部的问题。

外部就是现有学科，在教育管理部门的承认度问题。因为国学专业跟现在的中文、哲学、历史等专业肯定难免有重叠，这是很难避免的，包括课程设置、学生培养目标，以及其他的环节上，肯定都会有一些重合，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也挺难的。可能外界会有一些质疑，说你已经有历史、哲学等这些学科，你再搞一个国学专业，重床叠架，意义何在？培养的学生和文史哲专业有何区别？他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些疑问。所以说来自外部的阻力当然也很大，包括教育管理部门，它要设置一个学科，当然就要考虑与现有学科的关系、相互的匹配问题。所以这个还要再想一些办法。

我们现在的思路是先做起来再说，至于名分、身份、“户口”这些问题，可能到时就水到渠成迎刃而解了。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有些东西一开始踢皮球推来推去，等到条件成熟可能忽然一下就解决掉了。我们现在就实实在在的做一个实验性的探索，这个路边走便总结，把一些摸索的事情先做起来。包括跟现在的文史哲怎么区别，自己先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贴个标签换汤不换药，那意义不大，既然要搞一个新的专业，就要有自己的特色，培养一些文史哲等一般学科不能培养的人才。总之，得先做起来，用事实来突破名分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思路。我们现在的课程设置，整个教学环节的安排，有意地跟文史哲专业保持一些区别，现在已经做了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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