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俯视政治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5-12-10 17: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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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作者简历:盛洪,男,西元一九五四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著有《为什么制度重要》《治大国若烹小鲜》《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经济学精神》《分工与交易》《为万世开太平》《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以善致善》(与蒋庆合著)《旧邦新命》(与宇燕合著)等。



俯视政治

作者:盛洪

来源:《原道》第26辑(东方出版社 2015年)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廿八日己未

             耶稣2015年12月9日

 

 

首先祝贺原道书院创立,非常能体会陈明二十多年艰辛的、持续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我非常高兴,因为原道书院是一个民间书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回头讨论刚才那个议题——政治儒学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儒学应该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思想体系或者文化传统,它可以涉及到方方面面,就像《大学》所说“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个方面都可以去做。也包括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个人跟别人交往,待人接物,也包括处理好家庭内的关系,同时可以治国平天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儒学这样一种文化传统,这样一种道德价值,进入到政治是非常自然的。

 

我还是比较赞同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当然他的一些具体设想我并不见得全部赞成。但我认为儒学要介入到政治这件事是要坚定不移去实践的。道理非常简单,如果这个社会要追求幸福,需要结成一个制度结构,到现在为止,古今中外所有的理论,除了极个别人以外,都认为还是需要政府的。政府的存在对于一个社会、人民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无视政府的存在,也不能放弃儒家的责任,说我们所有的美好理想全在政府之外止步。所以儒学必须要进入到政府,所以就有这样一种政治儒学。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传统儒家在政治上的成就是非常高的,它从汉以后,尤其汉唐宋三代的发展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政治资源。汉唐宋被称为“后三代”,在政治实践中,在当时世界上是非常领先的。到今天我们都要仰视那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唐宋积累下来的那些政治资源不仅是政治思想资源,而且是政治制度资源,包括各种各样的制衡制度。

 

我们今天讲好像制衡制度只是西方有,其实未必,今天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没有制衡制度是现在中国没有制衡制度。但是在汉唐宋,尤其唐宋时期,制衡制度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我们讲的太傅制度、史官制度、经筵讲席制度、谥号制度、台谏制度。我们今天回头看看这些制度,是相当完备的。它假设一个皇帝只是一个凡人,宰相或者行政机构都是凡人,这个社会都是凡人,政府也都是凡人,所以必须要经过一套政治制度的安排,使得个人的缺陷和弱点能够被克服,通过这套制度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决策机制。

 

所以我们能看到唐宋时期因为有政治制度的制衡,使得一般的皇帝能够做到大致的决策不错,犯的错误不会太严重。这套制度到了明代更凸显它了的意义,因为明代的昏君太多了,正是因为有这种台谏制度,所以才会纠正了这些不太好的政治领导人的缺点、错误,使他们犯的错误相对较少,对这个社会的祸害相对较少,而使人民受到它的好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根本不能回避,而且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说儒家这样一些道德价值,这样一些文化传统必须要进入到政治,而不是可进可不进。

 

政治本身有很多肮脏的地方,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政治之外还有儒家非常丰富的土壤——民间的书院。为什么今天我到这儿来要向陈明祝贺,我觉得办民间书院是儒家一个非常纯粹的传统,儒家好的思想是发生在民间书院的,不是发生在宫廷里的,宫廷里的那些儒家思想是被灌输进去的,他自己是创造不出好的思想的。政治利益会使政治中人有些偏颇,可能会污染到儒家思想,所以必须有民间的这些书院才能够使得儒家思想在一个非常纯粹的、民间的、没有政治污染的情况下发展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民间儒家文化传统,而且形成了一个士大夫群体,形成了一种士大夫精神。在一个社会中,我认为最值得敬佩的就是这个士大夫群体。我认为为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是这样一个儒家文化精英群体,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得我们说的那些制衡制度能够得以维系,不然的话,这个制衡制度就会垮掉。

 

而这种士大夫精神养成的文化是一种昂扬的文化,我们经常看到儒家进入了政府,尤其在君主制时代,好像他们是称臣的,那些皇帝是称君的,但是我觉得他只是在面对世俗政权的一种策略性表达而已,实际上他们在精神上是超越这些帝王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帝王再伟大,比如唐太宗再伟大,他仍然是放大了的私,他从谏如流是为了保证他李家的江山千秋万代,而儒家的这些士是称臣,但是他们精神上是超越的,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一家一姓,他们为的是天下,为的是苍生。所以他们在精神上是超越这些帝王的,他们有这样一种昂扬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来看儒家和政治是什么关系。引用余英时先生的一句话就叫做“道统指导政统”,他说儒家士大夫群体“代表道统的观念至少自公元前四世纪以来已渐渐取得了政统方面的承认”。我相信今天仍然是这样的。我们面对世俗政府,我们第一不要去说我们不跟你接触,我们不要说我们不介入政治。第二,我们肯定是俯视的,当你把你的统治权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就在俯视你,因为你只想到了一党之私,而我们是心怀天下的,是为天下人着想,为天下苍生着想,所以我给你提意见不是从我的私心出发的,而你执政是从私心出发的,我只是教你这个私心不要太短视,你的私心要长视一点。你长视一点,可能就和社会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有高度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还是主张政治儒学有它的合理性,而政治儒学不是被别人曲解的那种东西,就是把权力放在第一位的东西,政治儒学恰恰是用道统指导政统的这样一种关系。

 

(本文为作者2015年3月28日在“原道书院”成立会上的讲话,首发于《原道》第26辑。)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