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的“思想避难”（杨晓华）

几乎与新文化运动同时,中国的“国学复兴运动”也开始起步了。所谓“国学”,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社会学,就中国几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来看,国学又是以孔子代表的儒学为主体文化的民族传统文化。从上世纪20年代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提倡“保存国粹”,到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以及两年前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中国的“国学复兴运动”已走过80余年的历程了。我们从众多忧思中国传统文化生存处境的学者中选取一位,以点带面,揭开中国人的“国学梦”之一角。

张祥龙先生看上去是一个面容白皙、气定神闲、坐下来可以与你进行平静对话的读书人。但在他冷静的学术话语下,却凝结着汪洋恣肆的浪漫、纵横捭阖的想象、严峻的批判和深重的忧患。他受过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激励,受过西方文学的熏陶,飘洋过海,精研西方哲学诸家源流,对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和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的学说用力尤深。但是,如今他最为充分的学术自信,却延伸到了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维护和梳理上,他奉儒者的经典话语为为人处世的圭臬,着对襟布衣,在攘攘闹市之中,独得一方天地,与古往今来神游交契。

2000年,当他第一次把“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构想公诸于世的时候,舆论哗然,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更多的人则陷入了思考。

把儒教文化的“物种”保存起来

张祥龙先生常常提起他和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的师生缘。贺麟先生的妻子和张祥龙的母亲有同窗之谊,24岁的张祥龙,得以带着对哲学世界的无穷好奇,聆听这位东西融通的大师的言简意赅的讲述。在贺麟先生的推荐下,他还懵懵懂懂看完了生平遇见的第一本哲学著作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张祥龙认为,这个缘分是他后来迷上中国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张祥龙迈进了中国的思想文化重镇北京大学。在他自愿选择的哲学系里,冯友兰、贺麟、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洪谦、张岱年等东方文化研究的大家都曾执鞭讲学。这种浓厚的中国氛围对喜好哲学的他来说,无疑是一场思想的洗礼。

1986年到1992年,工作了几年后的张祥龙赴美国留学,强烈的文化对比,激发了他对异域文化的强烈兴趣,丰富多彩的宗教仪式,频繁的宗教活动,普遍的宗教热情,包括阿米什人维护自己信仰传统、抵制现代文明的长期实践,都直接刺激着他的情感和思想。他真切地感受到自身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禀性,他愈来愈体味到儒家文化的独到和深刻。1992年张祥龙获得博士学位,他选择回归之路的原因是我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才是我的精神家园。

他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担任了教师,但是他遗憾地发现,学生们对海德格尔感兴趣,对中国古学却了无兴趣。中国传统价值处在危机中,中国儒学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氛围日趋离散和消沉,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西方的现代化和市场哲学日益成为了中国人的主流话语。对于钟情于儒家哲学价值探究的张祥龙来说,这是空前孤独的精神境遇。

生存还是毁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曾在中国历史上连续寄托了无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要义和生活方式就要濒临灭绝吗?

由于全球化和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潮流方兴未艾,儒教的“上行路线”,即将儒教推进到“政治权力中心”,是绝难达到目的的。儒教的“下行路线”,即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团体法人,包括开办书院、社区建设、慈善济世、恢复孔庙的宗教功能等,也很难取得大的作为。

这样,儒教的存在形态就只能别求他路,不如找一条“中行路线”,这条路线的要义在于:专注于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源头性的特质,让儒教获得活生生的生活形态,由此焕发出儒教的潜在生机。具体的方法就是,复活已经被严重破坏的家族、家庭关系,让儒教的礼、德教育生存于这种关系之中。

“为什么在培育和发展出了一大系列的新稻种、新麦种之后,还要保存野生稻麦的活种呢?”

这是因为新种虽然在产量、抗倒伏方面很先进,但不可能将它祖先的所有优势都吸收进去。恐龙在动物世界中曾经繁荣一时,但是天时一变就灰飞烟灭,先前弱小的动物如哺乳类倒是大行其道了。

“老天爷”或者“上帝”,以单向延展的时间的流动,给生命的存在和演变制造了不可超越的“无知之幕”。面对“天命靡常”的世事,只有广为储备,与时俱变,才有可能长生久视,拥有十足的元气和根本的安全保障。

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也是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更加复杂的机制和特点。谁也无法预测,将来哪种文化形态可以很好地为人类提供生活的智慧和生存的方式。对我们的民族而言,这种曾经主导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思想文化体系和相应的生活方式,仍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性和优良的创新潜力,仍可能为当下和未来中华民族的生存馈赠极有价值的思想和存在之道,它理应像珍贵的自然的生态一样,受到国家的保护。

经过思辨之后,张祥龙萌生了这样的念头:为什么不能像自然保护区一样建立文化的保护区呢?让儒家基于血缘关系的耕读传家的文化在保护区内得以很好的保存和发展。

与现代文明对话的“理想人间”

“这不是乌托邦,这是真实的人间生活。”张祥龙说。乌托邦是空想,儒家的现世生活是存在过几千年的历史真实。

这种文化保护区在进入实际运作之前,必须进行严肃的学理的梳理和澄清。在技术上、政治上、生存形态、社会结构、生活结构等方面把一切问题剖析透彻。还包括对世界上已有的类似的生活方式,如美国的阿米什人、过简朴生活的人群,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这是对人类生活形态的新探究。

无论希图自足的愿望有多么强烈,这个保护区和现代文明处于相同的时空中,它们之间还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张祥龙认为,这样一种文化保护措施,必须得到官方的认可,这是先决条件。既然我们在政治上可以实行“一国两制”,文化上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样做对增加国家的国际感召力也是十分有利的。

在初始时保护区和现代文明的关系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起码的法律保障、安全保障、简单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储备等,但是一旦正式开始正常生活,就尽可能地切断与现代文明的联系。

为了保障文化的纯洁性,保护区也应建立核心区、缓冲区和边缘区。边缘区是和外界容易接触的地带,可以同外界进行物质的交换,但要做好防护,保持相当程度的隔离,出入境需要特定的审批。缓冲区可以接纳某些参观。核心区,是绝对不能受到外界的干扰的。

保护区对年轻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这里完全满足符合人性健康的需求。对青年人进行良好的教育并组织他们外出体验,可以让年轻人更多地感受到现代文明的严重弊端。

在这样的保护区内,会不会出现大量的反叛行为呢?张祥龙认为可能性很小,因为原初居民的选择是慎重的,比如农民,要求必须是祖辈有重视家庭家族关系的传统,家庭关系也比较单纯。维持文化认同的教育也是强有力的,以保障保护区人民的道德底线。

保护区的安全防务是依托于国家的,保护区在任何情况下完全忠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社会出现非常态的情况下,保护区以自己的非暴力主张和中立主义姿态来避免威胁。保护区不充当现实世界的政治权力中心的角色。

这样一个人口在一万到四万、人际关系和谐自然、社会生活宽裕方便、道德风尚淳朴优良、文化艺术新鲜多彩的儒家社会,就构成了和现代文明世界的对照和对话。

张祥龙愿意终身努力去实施这样的保护区方案,他认为自己从小就有践行理想的品质。

现在,人类的“进步”正在打开一个又一个瓶塞,放出管不住、收不回的妖精。因此,一个遗传学、神经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电子技术、生殖技术、太空技术支撑的“后人类”、“超人类”世界,有可能把人类导入更加茫然无措的荒谬境地。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张祥龙认为,真正的道路是“与时偕行”,适度地利用科技,从而保住“父母生养、延续民族、传承人类、归宗地球之身”。

这正是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深远意义所在。“在未来的一百年、两百年内‘保护’,将会比‘发展’更能打动人,更能召唤起做一个大写的人的崇高本性。”张祥龙说。

刊发于《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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