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大学的启示

作者：刘毓庆（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5年12月11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初一辛酉

             耶稣2015年12月11日

凡是不带偏见，平心静读过《左传》《国语》的学人，都会为其中所记述的贵族群体的“君子风范”所折服。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就曾盛称周代君子“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美，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1页）。这对于在进化论观念支配下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如果我们探究一下春秋人材生成的教育背景，便会发现大学教育对于人格培育不可忽视的意义。

大学是一个民族传承自己的文化与文明、造就高层次人才的基地。故凡是一个有文化承传的民族，都无一例外的把大学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因而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华夏族便开始了大学教育，当时称之为“成均”。如《礼记·文王世子》郑玄注引董仲舒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周朝全面继承了五帝与夏、商二代的文明成果，建立了健全的培养人才成长的教育体制，创造了“郁郁乎文哉”的辉煌。就其教育理念而言，培养君子人格始终是第一要义，故道德教育便成为根本，行为和技能教育只是其枝叶而已。《周礼·地官·师氏》说：师氏以“三德”“三行”教诸侯卿大夫之子。“三德”指“至德”（中和之德）、“敏德”（勤劳）、“孝德”（尊祖爱亲）；“三行”，指“孝行”（亲父母）、“友行”（尊贤良）、“顺行”（事师长）。显然“三行”也是与道德相联系的三种美好品行。“周代文明”的最大特征是“礼乐文明”，而礼乐教育自然便成了重要的科目。“礼”是行为规范，直接与人的德性相联系；而“乐”，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娱乐形式，但在周人那里，则是一种精神修养的手段和才能。故《礼记·文王世子》说：“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恭敬而温文”便是君子人格的体现。

孔子讲学图

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培养理念，贯穿于周代的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中。所不同的是，大学教育更多了一层为社会担当的内容。小学教育重在完善自我，做一个身心健全的人，而大学教育则要培养一批能够“化民易俗”、引领社会风气的人，也就是君子。《礼记·学记》说得十分明白：“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换言之，学校教育不只是成就个人，而同时还承担社会责任。周朝的大学教育，无疑是精英教育。学生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贵族子弟，二是地方推荐的优秀人才。根据《学记》记载，教育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至七年，主要学习并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志趣爱好、敬业精神、关系处理、学习习惯、亲师交友等方面的品德和知识，如果合格，便是“小成”。第二阶段是两年，要求能够“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也就是说，知识能融会贯通，行为能临事不惑，这叫“大成”。有了这样的能力，就可以承担起“君子”应承担的责任，“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这就是“大学之道”。在《礼记·大学》中提了“大学之道”的三大“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即悟道明理，是学习修养要成就的自身功夫；“亲（新）民”即推以及人，是“大成”者应有的社会责任；“至善”就境界言，是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说，大学培养的人才，一是要有健全的人格和洞彻事理的才能，二是要有化民易俗、引领社会风气的抱负，三是要有至善至美的目标追求。为这一宗旨的实现，《大学》又提出了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在里呈现出的是一种高尚而伟大的天下胸怀，体现了周代大学教育成己成物、风化天下的伟大精神。也正是这样的大学教育，成就了周代贵族为后敬慕的“君子风范”。

周代大学教育所依存的价值体系由于载记于经典之中，因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影响着国家的人才培养和千百万学子自我实现的目标追求。尽管中国长期的科举制度，人才培养的经费支出主要由家庭来承担，但莘莘学子并未因要回报家庭而舍弃“修齐治平”的理想，未能忘记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抱负，这已经成为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代代相承。这一切虽说随着近代的社会大变革与西洋式教育模式的推广已成为过去，但却给民族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面对当下大学教育，周代的大学教育理念与精神，引发了我们深刻的反思。

大学是社会的大脑，它储存着人类数千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智慧。其职责不外有三，一是承传数千年文明智慧以及由此智慧产生的价值体系；二是应运人类的智慧资源，为人类的未来作出思考，引领人类社会沿着幸福、健康、快乐的道路向前走；三是用人类积累的智慧造就“新鲜血液”，即培育身心健康的的青年才俊，使之在社会的新陈代谢运作中起到积极作用。《学记》《大学》所说的“知类通达”“化民易俗”“明德”“亲民”，正是对大学作为人类大脑功能的强调。而中国当下多数的大学如何呢？

多数大学已不再考虑文明、文化的承传问题，而是变成了具有企业性质的“文化服务公司”。被定性为“科学”的西方两百年文明，取代了被定性为“封建”的中国两千年文明。经济指标追求取代了德性培养。敬业的校长关注的是大学排名所获得的“扩招”优势与经费来源支持，因此拉关系要经费成了其主要业绩。教师考核以及职称晋升，不是看敬业精神和教学投入，而是项目、经费、专利、成果转让、论文等等的数量和级别，大部头的著作不算数，因为在全国高校排名的指标中没有这一项，那怕大著在业内引起巨大反响，若没有获奖作支撑，那也等于零。对于新入职的教师，要先签一张合同书，明确说明：三年内若完不成指标任务，对不起，请走人。用管理企业的方式管理学校，已成为一种新概念。“竞争发展”“科技创新”“教育产业”变成了现代大学的新理念。

多数大学已不再考虑引领社会、“化民易俗”的问题，而是要紧紧跟着社会走。提供技术服务和人才岗前培训，成了大学在经济竞争发展中的突出优势。故不惜赤裸裸的以赢利为目的，在所谓“总裁培训”之类的名目下，收取高额学费。为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产品开发项目，使学校企业获得“双赢”，在所谓“资源共享”的思想指导下，于荒野中建起了一座座“大学城”，在这里进行文凭批发和科技成果的集中转让与交易。殊不知学校乃是一个区域的文化中心，它所散发出的文化气息，直接影响着周边居民的生活信念与文明建设，特别是影响着居民子弟的学习热情与理想追求。而现在，大学城的周围蜂拥而至的却是商人，包括出售假文凭者。大学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高雅品质，变得俗不可耐。更不知道应运五千年智慧为人类当下发展的前景、人类继续生存的出路作出思考。

多数大学已不再考虑人才培养问题，而是更换为对各项指标的追求。为了追求指标，从校长到普通教师，多少年来，跑项目，跑经费，跑获奖，跑博士点，跑重点基地，跑重点学科……有人开玩笑说，全国高校一个接一个的“跑”，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这种“跑”的背后，潜存着权力与学术腐败、大学生存环境污染等问题。在这污染的环境里，如何能培养出纯洁的心灵？再则，学校把本科学生看作“衣食父母”，多多益善，无限“扩招”，使得所有的高中生都有了上本科或专科的机会，千百万农民出于望子成龙的奢望，倾家荡产供孩子上学，当大学毕业后，却无岗可就，大多加入了“城漂”一族，给无数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教师把研究生看作雇佣工，把自己包揽的项目工程分派给学生完成，给学生低廉的报酬；研究生把老师叫做“老板”，老板给钱我干活，给少了则背后骂娘；校方充当监管者，明确规定没有科研经费，不许带研究生，不管你是文科还是理科；博士生变成了学校交易的对象，三篇C刊论文，换一张博士文凭，C刊之外的任何成果皆不能替代，因为不能为学校的排名作贡献，至于C刊论文之难度、延缓毕业对学生就业之压力，统统不在考虑之例。而所规定的论文级别与数量，只有少数极优秀的学生才能完成。曾有一学校一次除名了七名博士生，原因不是他们没有完成毕业论文，也不是他们学习不努力，而是八年了没有完成发表论文的指标。面对这种情况，最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学生不得不找关系，出黑钱，用非正常手段联系刊物。而一些刊物也将此作为生财之道，有水平没关系、没银子也休想发表。学校只讲效益，不讲道义；杂志只认利益，不管道义；学生为了利益，舍弃道义。还没有出校门，灵魂便已污染。这样的血液输送给社会，如何能期待改变社会不良风气呢？这样的环境，如何能培养出有“君子风范”、有“化民易俗”理想的才俊？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普通民众都感叹“人心不古”，难道大学没有责任？

当下的中国大学教育，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何改？向何处改？周朝大学教育的理念，是否可供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