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活的《论语》 做《论语》的知心人——杨义先生《论语还原》读后

作者﹕蒋金珅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7日 10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初六日丁酉

            耶稣2015年11月17日

《论语还原》杨义 著      中华书局出版

《论语》作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和论纂孔子言行而成的著作﹐一直被奉为儒家的经典﹐历代校勘﹑注疏﹑集解﹑考证的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如今杨义先生皇皇百万言的《论语还原》﹐是《论语》研究中从古至今未有过的大手笔。《论语还原》是杨义先生继《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和《韩非子还原》之后﹐又一部诸子还原系列著作﹐也进一步实践自己开创的以还原方法研究先秦诸子的新理路。

一

本书是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以来又一次以现代学术方法全面对先秦诸子进行的研究。从“古史辨”派到“还原系列”相距近百年时间﹐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战国秦汉的文献材料﹐并在总结学理基础上系统性地解决先秦诸子问题。“古史辨”派以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成体系性的对古史﹑古书重新考辨﹐推进了学术思路更新﹐也存在疑古过度问题。随着战国秦汉简帛新材料的陆续出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喊出“走出疑古时代”。可是走出之后﹐又该如何继续前进﹖这是新世纪先秦诸子研究必须要思考和解决的治学理路问题。以《论语还原》为代表的还原系列综合运用了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方法﹐建立起一整套以“缀学”﹑“迭学”和“整学”三种“方法综合”为核心的还原研究法﹐在走出疑古时代之后开辟一条新的研究理路。从碎片化的史料分析﹐到全息性的还原双构是杨义先生带来的学术范式转型方向﹐为新世纪诸子学﹑经学和古典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论语还原》全书设置内编﹑外编和年谱编三大板块。内编解析《论语》编纂的篇章学﹐揭示《论语》何以是如今这模样﹔外编剖析七十子后学的学术脉络﹐全方位展现孔学的文化地图﹔年谱编考订孔子和《论语》的历史编年﹐还原儒家早期的生命形态。内编﹑外编和年谱编的分野实质上是对孔子言行材料的分类处理方式。内编处理《论语》文本本身﹐外编处理《论语》之外的材料﹐年谱编对孔子言行及《论语》流布编年。这三编互相照应﹑补充和支撑﹐共同呈现出一部“活的《论语》”。发现“活的《论语》”﹐本质上就是厘清《论语》成书的生命过程﹐层层剖析《论语》编纂背后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篇章政治和价值取向﹐也意味着以编纂者个人的生命化的编纂过程﹐而不是以神圣化的经典文本来看待《论语》这部书。这是认识到战国秦汉书籍的文化特性﹐并非据此做出简单的真伪判断﹐而是要走向过程性辨析的学术思路。杨义先生对《论语》文本的过程性辨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语》成书的三次编纂过程﹐二是《论语》篇章的编排逻辑。

二

谁是《论语》的编纂者﹖历代莫衷一是﹐说法不一﹐往往是根据《论语》中只言词组推定某个弟子或再传弟子参与编定﹐既无法衡定参与编纂的时间﹐也不能厘清具体编纂的人员。杨义先生在全面细读《论语》文本﹐考察其中的弟子地位和篇章结构的基础上﹐确定《论语》第一次编纂在孔子初卒时由仲弓牵头﹐子游﹑子夏协助﹐奠定《论语》最初格局﹔第二次编纂在三年守心孝后﹐由有若主持﹐子夏﹑子张﹑子游等少壮派弟子参与﹐确定二十篇左右的框架﹔第三次编纂在曾子死后不久﹐由乐正子春﹑子思等曾门弟子负责﹐最终形成颜渊﹑曾参一系的道统脉络和篇章模样。第一次编纂﹐由仲弓﹑子夏再经荀子而通向汉儒﹔第三次编纂﹐由曾子﹑子思再经孟子而通向宋儒。杨义先生通过以礼解经和篇章政治剖析﹐使《论语》编纂者及编纂过程这个千古难题几乎可以成为定谳。《论语》既然是精心编纂而成﹐那么三次编纂中博弈和调适而成的最终文本﹐蕴含着他们怎么样的编排逻辑﹖历来多认为《论语》编排杂乱无章﹐而忽略了编纂者的思维逻辑。杨义先生将《论语》二十篇分为“上论”十篇和“下论”十篇﹐“上论”多述孔子言行﹐囊括学﹑政﹑礼﹑乐﹑仁﹑道统﹑志行﹑学源和礼仪等孔学重大命题。“下论”多述弟子言行和其他历史场合﹐从更宏阔的角度认识孔子的思想。杨义先生对《论语》篇章编排逻辑的解析﹐实质上是体悟出《论语》是被七十子及后学作为传承道统工具﹐是有所为而作。

三

 《论语》中的孔子是编纂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所呈现的孔子﹐并不是孔子文化地图的全部。理解《论语》之外孔子言行材料﹐是全面认识孔学的关键。溢出《论语》之外的孔子言论材料散布于礼书﹑《孝经》﹑诸子书﹑《春秋》三传﹐《韩诗外传》《新序》《说苑》《孔丛子》《孔子家语》以及出土简帛。杨义先生将《论语》之外的“孔子曰”材料纳入研究视野﹐不仅需要强大的学术勇气和魄力﹐而且需要清晰的研究方法和理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对传闻异辞的真伪之辨﹐条别“孔子曰”材料在不同地域﹑学派和阶层之间流传的原委﹐寻找孔学的生命痕迹﹐从而梳理出儒学发展的文化脉络。由此曾子传道系统和《孝经》﹑大小戴《礼记》﹐子思之学和《中庸》﹐子游南国风采和《礼运》﹐子夏经师之学和《诗经》《易》《春秋》﹐子张之儒的学术品格﹐《孔丛子》和《孔子家语》构成的孔府之学﹐《论语》之外的弟子论等多个方面都在杨义先生抽丝剥茧的分析中﹐一层一层地显露出来。条分缕析﹐乃见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脉络﹐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这就是杨义先生所说的“四个打通”﹐即“打通经传﹐打通孔子与七十子及其后学﹐打通孔﹑孟﹑荀﹐打通孔府之学与孔门之学”。“四个打通”将《论语》内外所有的孔子言行材料贯穿起来﹐说明《论语》中的“子曰”并不是一条条无针对性的泛泛而论﹐而是具备历史语境的生命体悟和哲学理思﹔《论语》外的“子曰”并不是一条条无关紧要的传闻异辞﹐而是具备参照价值的后学忆述和孔府档案。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杨义先生对大量的简帛材料进行通检和辨析﹐这是他的“第五个打通”。这也是杨义先生在年谱编中重新对孔子和《论语》进行编年的根底所在﹑意义所在﹐其对大量孔子之言的历史现场的复原﹐注入生命的感受﹐实在是趣味盎然﹐令人叹为观止。

 杨义先生对《论语》内外材料的处理恰如其在书中反复提及的“古陶复原”这个比喻﹐一方面清理掉历史沉积下的“神圣化”或“伪托化”的思想尘埃﹐一方面在分析文献碎片的历史层次后进行缀合性复原﹐如此拨开历史迷雾和前人陈说﹐细心呵护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还原一个真正的《论语》﹐千载以下而做《论语》的知心人﹐所谓“人生乐在相知心”是也。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