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桂榛著《先秦儒家“性与天道”论考原》序言

作者：郭齐勇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原载于《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荀子研究”专栏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

             耶稣2015年12月

林桂榛博士《天道天行与人性人情——先秦儒家“性与天道”论考原》一书是在其同题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全书分三章，各论孔、孟、荀的“性与天道”论，每章四节，共十二节，另有附录材料若干，四十余万字，体例简美，脉络清晰。是书实非“稻粱谋”的应景之作，乃作者近十年来苦心孤诣、匠心独运所得，创见迭出，堪为“六经责我开生面”之作。作者素以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勉励自己，学术成绩斐然。

在林桂榛的博士论文印制本的“创新点”里（亦见本书“创新要点”部分），作者自述了九个方面：①关于道与天道的真相；②关于孔子天道论真相；③关于孔子人性论真相；④关于思孟五行论真相；⑤关于孟子沟通天人的性道论；⑥关于北宋江望的孟子性善论批判；⑦关于“弓－荀”学派及其天道论；⑧关于《荀子》“性恶”为“性不善”；⑨关于荀孟分歧及孟子的杨墨论等痕迹。——或有人疑作者于创新点自列过多，但通观其文及所作论证，我以为作者所列并非名不符实之妄拟或自夸。

以先秦儒学思想史脉络及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现状观之，林桂榛此书之创新可归结为三大方面（分别对应于本书三章内容）：其一是对孔子天道论的辨正，通过爬梳古文献（包括出土古文献）描绘了一个精通天文与历法以及其天道论寄寓于其晚年易学思想的孔子，将孔子天道论揭示为基于日地天体运行规律及相应气候、生态效应的“阴阳五行”式天文学天道论，并旁及孔子接于《尚书》“习与性成”等的血气心知、积习成性式人性论（本性、习性有别而有关）。这个揭示或辨原的核心是对“易”、“阴－阳”等字义以及孔子晚年易学面貌及传授至商瞿子木、馯臂子弓之易学谱系的澄清。

其二是对孟子天道、人性贯通论的辨正，通过辨析孟子将天道予以伦理化及人性予以德性化加本体化以及将仁义礼智圣五种德性往天道历数性五行论的附凑比拟而建构起伦理五行论并自树新五行说伦理天道论，将思孟天人论揭示为伦理化、本体化甚至是神秘、崇高化的天人贯通论，还原了思孟儒学心性道命玄思中将善美伦德在人亦在天的本体化及本体化天命、心性在“圣”的精神自觉中获得贯通融会及精神自足的思想旨趣。这个揭示或还原的核心就是对中国原始“五行”论的破解，从而再现了思孟新五行论创说的最关键性的思想意趣与学说理路。同时，本书对孟子性善论的得失多有系统的发掘与辨正，并创新性地释证了《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章这一重大疑案。

其三是对荀子人性论的辨正，通过钻研《荀子》文本及义理，发现了荀子论善恶间、习性本性间的差别及材质与性能间的关联以及荀书“性恶—性朴”两论断的矛盾，提出荀书唯一说“性恶”的《性恶》篇之“性恶”字眼系荀书首次整理编校者即西汉末年刘向因汉代泛滥“善－恶”、“性－情”、“阴－阳”对说及配说思潮而误校了《性恶》篇驳“性善”之行文中的“不善”字眼，提出《性恶》篇并非是要以“性恶”驳“性善”并立“性恶”论，而是以“性无善”、“性不善”驳“性善”并自立“性朴”论、“习伪”论，并旁及了与血气心知、材性知能人性论相贯通的荀子阴阳五行天道论的天文学真相及与孔子、子弓等易学的关联。

上述见解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甚至震耳发聩的，甚至有些骇人听闻，但观其作为结论依据、来源的详博论证则知其见解并非属凭空臆想、言之无据。林书的研究不仅视野宏大、骨线坚明以致有如上见解，而且起论、立论尤为细微精湛，有以小博大之法之效。譬如章一对“道、易、阴、阳、时、行、性”诸概念的溯源与辨正，章二对“五行、德、圣、情、才、故”诸概念及学说的溯源与辨正，章三对子弓身份的精确考辨与对荀子《天论》的天文天象解析，对《荀子》“性恶—性朴”的立说矛盾与《性恶》篇“不直－不善”、“性不直－性不善”等修辞及驳论语气的敏锐把握与深入辨析，这些都是林书的立论基础或基点。在基点方面，林桂榛博士充分发挥了其小学、朴学工夫，以字学与考证为先导，以宏大问题澄清或厘定为归宿，考镜源流，辨析谜白，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所得独树一帜。

就我感兴趣的问题而言，本书的论证是成功的。譬如本书对“不可得而闻也”的孔子天道论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与辨析，爬梳了《易传》尤帛书《易传》以及其他散见于先秦两汉文献（含出土文献）中的孔子言行录，披沙拣金、博存众家、网罗遗逸、会通融贯。以本书页49-50所集《论语》、帛书《易传》、《孔子家语》、《孔子世家》、《论衡》、上博简《中弓［仲弓］》所记孔子12条语句看来，孔子精通天文与历数当是无疑的，譬如北极枢机、黄道运行、四时交替、阴阳损益、万物生杀及历差、岁差等，譬如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的节气知识与气象预测等。孔子的这种天文天象学认识与《左传》以天文天象言“天道”及“推天道以明人事者”的《易传》天文学天道论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左传》、《易传》的作者与孔子或孔子之学多有关，其中的思想也与孔子多有关甚至明确记载了孔子的易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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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书第一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精通天文与历法的孔子形象，辨正了孔子并非于“天道”未达或未言，辨正了孔子持天文学的阴阳五行天道观，发中国思想史、中国科学史研究所未发或所未详发，令人大开眼界。辅之以本书第二章于“五行”论的破解以及第三章于“子弓”身份的厘定，子贡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疑案当已水落石出：一则《论语》里孔子重礼乐教化或教养，颇有孟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及荀子“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之义；二则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所谓《春秋》、《周易》二学“非凡及门者所得闻……文章者，诗书礼乐之事；性与天道，则易道也”，孔子天道论在其易道论中；三则孔子易道论在其老年好《易》中，此前“不可得而闻”完全正常。故而帛书《易传》载子赣（贡）于老年孔子之好《易》的不解之问，恰恰透露了孔子天道论在老年及子贡对孔子老年易学天道论的不解。

《史记·货殖列传》曰：“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精商业与辞令外交的卫人端木子贡少孔子31岁，孔子73岁殁时他32岁，他不是能受与历史上已受孔子易学精髓的弟子，受传孔子易学精髓的弟子是少孔子29岁的鲁人商瞿子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说他“特好《易》，孔子传之，志焉”，《论衡·别通》说“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昔有商瞿能占爻卦”。商瞿子木的历史形象或儒学贡献于秦汉时学者而言是清晰确凿的，从《孔子家语》、《史记》等有关商瞿不出妻且40岁后得五子及商瞿40岁时曾以“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过”之语劝30岁的齐人梁鳣勿责妻出妻的故事看来，商瞿与晚年孔子交往亲密（孔子六七十来岁时商瞿正值三四十岁之壮年），且商瞿家庭当比较殷实，不仅好《易》善占，而且个性淡定仁慈，有知识、定力和远见，无疑是受孔子易学的佳才。

再从司马迁《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所记孔子易学由商瞿子木到汉初的传授谱系及《太史公自序》所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易学受源来看，商瞿子木、馯臂子弓是孔子易学的第二、三代传人，而迁父的易学老师杨何是孔子易学的第八代嫡传且是当时西汉易学的总源，且司马迁所述孔子至西汉的儒家易学学者主要分布在环绕今山东中部山地的古兖州、青州、徐州一带（唯两人不在此域，此范围与荀子至齐以后的主要活动范围一致）。从帛书《易传》记孔子晚年与弟子对话中称“二三子”、“门弟子”以及“子赣”等看来，帛书《易传》中前四篇（《二三子》、《系辞》、《衷》、《要》）当出自商瞿子木、馯臂子弓一系之学者，它们记录了孔子晚年谈话中传出的易道思想或阐发了孔子晚年的易道思想；而帛书《易传》中《缪和》、《昭力》两篇所称“先生”、“子”更可能是商瞿子木之后的易学学者，《张政烺论易丛稿》（2011）推之为秦或汉初人。李学勤先生《周易经传溯源》（1992）则将帛书《易传》都推为楚人所传，并认为荀子易学源自馯臂子弓。于豪亮先生在给帛书《周易》经传文字释文时（1984）则将《系辞》、《二三子》、《要》、《缪和》、《昭力》等推为战国晚期所作，今参以《史记》等所记易学传承谱系可知帛书《周易》传文与楚人子弓之学或有密切关联。以荀子易学天道论及司马迁天道论看来，荀子、司马迁与《易传》易道思想或《易传》所录孔子易道思想是吻合的，这恰恰证明司马迁所述孔易谱系之不谬。——于此，林书考原或详证了孔子易道哲学的精髓及孔子易道哲学的传承大貌，顺此易道哲学或天道论源流而下，清晰描绘了与子思年代大体相当的子弓所居中而架构的一个“孔子－子弓－荀子”儒学谱系，先秦儒学大易、大道思想在此书得到呈现。

于孟子的“性与天道”论，本书尊重了徐宗泽神甫（1866-1947）所谓“有人类即有宗教，宗教者言受造之人与造物之主在伦理上之关系；因而信从神默启之道理，遵守其诫命而奉事之”及严复（1854-1921）所谓“中国言道德礼义本称天而行，但非由教（宗教）而起耳”（俱见本书153页引）的论说，抓住了先秦儒家思孟学派以伦理言天道、人性及以伦理天道说天命、心性且将天命、心性在伦理上予以贯通的思想学说特征，经考辨和体悟各种思孟文献后指出：“孟子标举‘性善’说的根由不是人性的经验归纳或实证，而是伦理型天道的超越性体验与天命信仰，这种宗教性天道精神是《尚书》及商周的观念传统的一种残遗或变种，此种‘天’层面的立说与信念才是孟子整个‘性与天道’论的关键，才是孟子标举‘性善’与‘天命’及努力去推崇和张言天人相贯的关键。”（见本书摘要）这种见解是允当和精辟的，是知孟子“性善”理路及“此天之所与我者”立场的，此与王国维《论性》一文“故其性善之论实由其乐天之性质与尊崇道德之念出，而非有名学上必然之根据也”之见解同，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一书“宇宙在实质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形上学原则，人性就是这些原则的例证”之解说同。

我在《再论“五行”与“聖智”》一文曾说：“思孟五行是具有终极信仰的、以天道为背景的‘天人聖智五行观’，蕴涵着深刻的道德形上学的思想，其枢纽是‘聖智’。与‘聪明’相连的‘聖智’是一种‘神明’、‘天德’，是对‘天道’的体悟或神契，是体验、接近超越层的‘天德之知’。”（本书154-155页已引）思孟文献以仁义礼智圣等为“性”且谓仁义礼智圣之德“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以及“德犹天也，天乃德也”、“道也者，天道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圣人知天之道”、“圣始天，智始人”，如此人德天道化、天道人德化及人德性命化、性命人德化。从“耳”之“聖（圣）”与听闻有关，与“聪”有关，圣是聪于知天德天道，智是明于知人德人性，故作者云：“思孟学派认为五德为‘性’（形于内）则是‘德’，而此‘德’即是‘天道’；如此以‘仁义礼知圣’为性（形于内），就实现了天人的伦理沟通或伦理共生而天人一体，由心性直达高远天道，故《孟子•尽心上》‘知性知天’、‘事天立命’、‘尽心存心’云云。”（见本书132页）

本书第二章破解了原始五行说的天道历数本义，进而破解了思孟新创伦理化五行说的用意及来龙去脉，此更足澄清或证明孟子天人论思想体系的伦理内核或伦理架构，并揭示了思孟不同于商周政治神学或民俗神祀之神灵化天论也不同于弓荀学派之天文学天论的天论特色，揭示了神灵天论、伦理天论、天文天论在先秦儒学的分布脉络。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第三大部分，作者又将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所不敢提及的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章作了一个彻底的文字疏证，证明此“故”字是本、本初、本原之义，即《孟子》他处所谓“本故”及《荀子·性恶》所谓“性故”义，指出此“则故”是“效法本初”义，指出此章“则故而已”、“以利为本”、“恶智于凿”、“苟求其故”正与《孟子》“性善”论下“禹之行水”、“牛山木美”、“顺杞柳之性”、“求其放心而已”等设喻之论吻合。此解决了黄彰健、裘锡圭等众多学者所关心的《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章究竟何义的问题，将孟子顺性法本之性善论的理解与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庞朴先生《帛书五行篇研究》（1988）曾说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的发现证明了《孟子·尽心下》“君子不谓命也”章“圣人之于天道也”句当作“圣之于天道也”，说《五行》篇“解开了思孟五行说的古谜，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林书在天文历法史专家陈久金先生的成果基础上详证原始“五行”说是天道历数概念并揭开思孟以伦理五德比附天道五行及后思孟的邹衍又以水火金木土五材比附天道五行的学说真相，就也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了。而林书第三章对《荀子·性恶》之“不善”字眼的校正，那更是卓见、奇论；若林书于《性恶》篇的校勘是正确的，那么将改写中国哲学思想史中有关荀子的定论或常识。

以荀书辞章与义理言之，以秦汉思潮流变言之，我认为本书作者于《荀子》“性恶”复原为“性不善”的校勘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说荀子持“性恶”论的确只初见于西汉末年刘向及东汉初年王充之所记，有关西汉董仲舒的文献恰恰证明董仲舒的人性或人情性天生“质朴”论（其真实无伪的《贤良对策》曰“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春秋繁露·实性》则屡云“质朴”并曰“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正来自于他撰文所美的荀子（宋刻本《荀子》卷末所附刘向《孙卿书录》曰“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荀子后学西汉贾谊、陆贾之书及毛生取于诸子之书而作且与《荀子》多有重复的《乐记》等更可证明荀子性朴论（刘向的祖上楚元王曾从学荀子弟子浮丘伯，《乐记》“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在刘向《说苑·修文》则作“人之善恶非牲也，感于物而后动”）。《五行》篇的出土证实了清代段玉裁对《孟子》“圣人之于天道也”句基于前后文之义理的校勘推断（此早庞朴先生之校百余年），那么林桂榛博士对《荀子》“性恶”的校勘推断是不是也会出土秦汉文献以完全证实之呢？或许会有，或许永无，但这并不妨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探索，也并不削弱本书已有证据的证明力量。

林桂榛博士用了六年之久才写出本书并递交答辩，这并非是他文字写作能力不够或文字写作篇幅不够，而是他“自加压力、志在一流”所致，但他依然在博士论文跋语里表达了对本书的“不满意”之情。他的博士论文外审和答辩时受到专家好评，申请出版时也受到匿名审查专家肯定，譬如说：“该成果在继承前人和吸收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丰富的传世文献资料和大量的出土简帛资料，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提要钩稽，探赜索隐，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发前人未发之覆，睹今人未睹之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新意迭出，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该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优秀的学术专著……该成果创新点突出，科学性强，研究难度极大，学术价值高。该成果公开出版能为中国儒学史尤其是中国先秦儒学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思路……嘉惠学林升堂矣，入室尤有可望。”“本文……企图还原历史（思想史）的本来面貌，澄清先秦儒学开创阶段的天道性命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在全面梳理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对诸多问题加以论辩，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新鲜见解……论文史料详实，考辨精审，剖析亦相当透彻，可以说是一篇较为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而本书存在的问题，书末全真所附两份书稿出版匿名审查报告及三份博士论文匿名审查报告已作了陈述，读者无论是否同意之，都可查看并比酌。我未必赞赏荀子更未必赞赏荀子批评孟子，但我认为本书对荀子的研究和对孟子的研究是高水平和居前沿的，对孔子天道论或对《易传》的研究更是如此。

林桂榛博士现在正在进行《乐记》的专题研究，以“乐”（樂、楽）字为中心，全面新解《乐记》的“声”、“音”、“乐”概念及乐论义理。以我所见他的部分《乐记》文字与义理考辨论稿而言，他于《乐记》的研究也是颠覆性、独创性的，许多见解同样可谓震耳发聩或石破天惊。另外，他在本书成果或见解的基础上于《荀子》、《易传》都有专题研究计划，他于华夏文明中“龙”神之原形（闪电）以及“帝”观念之天文学背景（天枢）的文化史研究亦收集了大量古史资料，我相信日后他会于荀子、易传、龙神研究等拿出扎实而崭新的独创性成果，以飨学林。

林桂榛博士并不是一位纯粹向古而求、向壁而思的枯燥学究，而是富有思想活力或现实力。他于世间的礼乐刑政等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有求真知、求正义之诚，亦有兴于诗、游于艺之乐，他于世界化浪潮下中国本土思想的正本清源及转进复活更富有痴情。所以他于“五行”论、“性朴”论的正本清源以及对先秦儒家天文学天道论或天文学易道论的考原辨析，其实所继续的就是戴震心中的事业；他认为他将戴震于儒家天道论、人性论的“疏证”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无论他人是否理解或明白，其苦心孤诣如欲饮水冷暖自知，非俗人俗学可知也。

林桂榛博士也并非是食古不化或坐井观天之人。本书讨论孟子“怵惕恻隐”论时对欧洲近代思想家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巴鲁赫·斯宾诺莎等著作中“同情”论的援引，本书对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不时提起及恰当征引，本书引言部分对欧洲形而上学哲学思潮的熟悉及鉴别，以及他对日本古学派思想者著作的了解，说明他是一位开放的思想史研究者，是一位在努力会通中外哲学的思想者。他耗费十几年薪水的藏书以及对藏书（尤中外古籍）的不竭热情，更说明他于学术工作或思想工作的赤诚，他如此藏书、读书中求学而学、求仁得仁的亚里士多德式之自足态度，亦令师友或同行肃然起敬。

我曾任林桂榛博士在武汉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时的专业指导教师，我阅过他的博士论文，也知他的为人与为学。他现整理出版其博士学位论文并嘱余作序，此于公于私皆盛情难却，故撰如上评议以为序。是耶非耶，读者自可据本书等以审断之，斯《荀子·正名》所谓“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

本书及作者另一书《“亲亲相隐”问题研究及其他》仅是作者思考和研究中一个阶段或一个问题的暂结，我相信他会在“周虽旧邦”的学术、思想的道路上“其命维新”，这是他的愿望，也是我的期待！是为序。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