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百凇】回儒开启了伊斯兰教在华夏世界生根发芽的全新局面

栏目:儒回(伊)对话
发布时间:2015-12-18 09: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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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百淞

作者简介:刘伟,字百淞,西元一九八二年生,河南灵宝人,苏州大学中国哲学博士。从事儒家思想研究,习行儒学优秀传统,著有《儒学传统与文化综合创新》《天下归仁: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等。



回儒开启了伊斯兰教在华夏世界生根发芽的全新局面

原标题:在自觉、互动和对话中传承回儒精神

受访人:刘百凇  

采访人:马文军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端庄书院”微信公众号dzwy2009(2015年12月18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初八日戊辰

            耶稣2015年12月18日

 


 



编者按:

“大陆新儒家”学者访谈,作为端庄书院新“回儒对话”的系列活动之一,我们近期邀请了三位“大陆新儒家”学者,对他们分别进行访谈。今天,我们刊布安徽工程大学讲师刘百凇博士的专题采访,刘百凇博士是一位80后儒学新秀,学养深厚,意境高远,他从理性思辩的角度,讲述明清回儒的“文化自觉”,以儒家的视角,将伊斯兰哲学与儒家哲学内涵加以比较,探讨了一个颇为引人深思的深层意义上的文化命题——回儒精神,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将它刊发出来,宣告回儒的对话立场,追溯回儒的文化传统,让当代人聆听明清回儒的心声,以期引起读者及理论工作者的关注与审视。

 

  


刘伟,字百淞,西历一九八二年生,河南灵宝人。苏州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现任安徽工程大学讲师。从事儒家思想研究,习行儒学优秀传统,专著有《儒学传统与文化综合创新》、《天下归仁: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等。

 

马文军:最近十年国内儒学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气象,从书院、祭孔等活动来看,儒学确实发展得很恢弘、很蓬勃。但与此同时,媒体对儒学的报道立场、以及知识分子对这样一些与儒家相关新闻的评论,有时候又是持批判立场的。您是怎样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儒学真的迎来黄金发展期了吗?

 

刘百淞: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儒学似乎迎来了发展机遇。大量的书院、私塾、民间读经组织浮现在人们的视野,开始发挥社会动员的力量。儒家经典文本被拆成零散的读物,与佛老文献混杂,糅合了大量的民间信仰的成分,悄然进入儿童和成人的阅读范围。一些体制内的专家学者,原先从事儒学研究,在业界赢得了相当高的声誉,由于世潮润及己身,也出现了明显的态度变化——从研究儒学转向信仰儒学,甚至不遗余力地传播自己重构的儒学信仰体系。

 

从表面上看,儒学在现代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浮现出复兴的征兆。其实,这些都是“虚热”的表现。为数众多的儒学从业者并不一定都是儒者。致力于儒学研究的人员并不一定具备儒家的素养。质言之,儒学研究、民间读经、祭祀孔子……一系列文化符号频繁出现,夹杂着市场经济的喧嚣与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层层剥开,最终能找到几位敦实力行的儒者?这恐怕需要我们洗耳拭目、察言观行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喧嚣的文化炒作并不能着实推进儒学发展,更无法迎来儒学发展的黄金期。儒家的本职工作是“正德,利用,厚生”,而不是颜习斋厌恶的高谈阔论、虚乏无力。

 

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学热”带动了各种样式的披着儒学外衣的社会行动。先将各自动机悬置不议,如果将儒学视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重要手段,汲汲于利润和效益,那么侈谈儒学复兴将无异于梦呓。如果儒学依然是专家学者及其学生的科研对象,日益远离百姓日用,忽视现代平民的生存境遇和切身感受,那么它将继续朝着“博物馆化迈进”,直到无法全面进入社会生活。

 

质言之,儒家现在亟须做三件事:一是回到经典文本的语言,不能再用西方世界的学术标准肢解自家学问;二是切实践履,重新展示礼乐的魅力,让世人看到儒者能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萌生诚挚的敬意;三是走出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进入大众生活,为道德教化创造社会根基和组织结构,与民众同甘共苦,改善世道人心,而不是文山会海、自说自话。

 

马文军:今年十一月,端庄书院在北京成立,我们以回儒精神为根基,谋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以期回儒思想在现代乃至未来中国能有一个大的发展,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刘百淞:平心而论,我对端庄书院的理论探索报以礼敬和赞美,对回儒精神的重光充满了信心与期待。目前,儒家并没有完整的社会组织,信仰体系依然残破不全,社会行动的感召力微乎其微。但是,有一批仁人志士秉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在世俗化的浪潮中坚守圣贤的道义,力量薄弱,声音细微,但不容忽视,不可小觑。德不孤,必有邻。回儒群体的再次出现是历史的转折点。这需要我们以历史的眼光进行分辨,以正信的勇气不断奋斗。明清之际,中华大地涌现出许多彪炳青史的回儒,他们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勤勉好学,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回儒带来的不是刀剑,而是和平;回儒显扬的不是纷争,而是喜悦;回儒禁止憎恨与断绝,主张孝敬父母、接续骨肉、和睦邻里;回儒带头行善,鄙弃作恶。从学术交流层面讲,许多回儒精通“五教”,以“天方之经”和圣训协调差异,为文化综合创新做出巨大的贡献。时过境迁,真理不变。身处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多元文化的迅猛发展,端庄书院坚守认主之道,坚忍力行,不失时机地发掘回儒的智慧源泉,不仅能够使自身蒙益,而且可以促成儒学复兴。这是我们最想收获的丰硕果实。

 

 


马文军:您是从何时起开始关注明清回儒的思想的?您如何评价明清回儒的思想史其义?

 

刘百淞:我从小居住在回族聚集区,充分感受到了伊斯兰教对回族生活的深刻影响,许多场景至今难以忘怀。大学期间读过一些苏非主义的书籍。2005年开始系统学习《古兰经》、《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对伊斯兰教有了初步的认识。2008年我开始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将大量精力放在研究方孔炤、方以智的易学思想,其间涉及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学者的论述,有一天我突然被“贞夫一”的义理困扰了,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这里所说的“一”是“数一”,还是“独一”。这个“一”与“于穆不已”又是什么关系?类似的问题一下子浮现出现。许多同学喜欢套用《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的模式,生硬解释,令人疑惑。方孔炤、方以智对“一”的理解与释教的解释存在明显差异。于是乎,将相关史料手书成册,每天揣摩。偶然之间,遇到深圳大学的问永宁先生,听到他在讲述王岱舆与刘智的学术差异,我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似乎对“真一”、“数一”和“体一”有所感触,当下向问永宁先生求教,顺带陈述了自己的疑问。问永宁先生循序善诱,阐发奥义,让我有了拨云见日的感觉。后来,问永宁先生从深圳寄来一本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和《希真正答》的合订本。我如获至宝,悉心学习,许多问题迎刃而解。撰写博士论文之余,我翻阅苏州大学图书馆中的回儒著作,敬佩他们的学识和素养。

 

在我看来,明清回儒开启了伊斯兰教在华夏世界生根发芽的全新局面,增进了异质文明的互信与对话,更有助于儒学的自我完善。在传统社会中,儒学遭遇各种歪曲与冲击。明清之际,儒释道三教之外还有“愿教”与“跖教”,二者对儒家构成极大的冲击。“愿教”就是乡愿的虚伪言行,足以泯灭德性,混淆是非;“跖教”就是肆无忌惮、鲜廉寡耻的赤裸宣教,足以败坏世风。二者交织在一起,诱发形形色色的“以物配主”,致使社会失序,生民涂炭。回儒的信仰、学术和社会实践为儒学自新提供借鉴。

 

马文军:“认主独一”是伊斯兰的核心理念,而通常人们对儒家学说的印象是“敬鬼神而远之”或者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回儒集大成者刘智却说“天方之经大同于孔孟之旨”。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表面上的对立以及刘智的阐述?

 

刘百淞:过去,学界惯于从西方学术的话语体力讨论“儒家属于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这样的话题,看似严谨的论证都难免陷入困境。因为这样的讨论都是以偏见作为剪刀,剪裁儒学史料,再将支离破碎的儒学史料塞入特有的模型之中,进而贴上有神论或无神论的标签,以供批判研究。现在,我们必须从儒家经典的义理结构讨论鬼神问题。儒家主张的“敬鬼神而远之”,非常值得我们玩味。首先,儒家从阴阳二气的角度讲鬼神,鬼为“归”,神为“神”,一变一化,姿态万千;其次,儒家巧妙地接续了先民的鬼神观念,以“敬”的态度对外先民精神世界进行约束,为“神道设教”奠定社会心理的基础;最后,儒家没有将人事与鬼神打成两截,而是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以免百姓陷入无休止的迷信和虚妄。孔子不谈论“怪力乱神”,正是慎重的表现。反之,如果百姓沉迷于鬼神信仰,受到“怪力乱神”的左右,那么整个社会将会沦为多神教的领地,昊天上帝的崇高与至大就会遭到湮没。伊斯兰教反对“以物配主”,反对多神教,都有助于儒家廓清各种民间信仰和淫祀的干扰,确保儒学体系的完整性。

 

我们可以将儒学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大同小异”:(1)儒家认为人伦起于夫妇,将“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视为天道的基本内容,伊斯兰教力主婚姻的神圣性,《古兰经》三十章二十一节昭示:“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恋她们,并且使你们相互爱悦,相互怜恤”。(2)儒家主张“百行孝为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必须履行孝道。伊斯兰教主张孝敬父母,《古兰经》三十一章十四节昭示:“我曾命人孝敬父母——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他的断乳,是在两年之中——[我说]:‘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惟我是最后的归宿’。”(3)儒家盛赞孔子具备的“温良恭俭让”等美德,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和《圣训》中反复教导穆民应当具备美德。穆圣曾讲:“你们中最优秀者,就是品德最好的人”。《古兰经》七章一百九十九节昭示:“你要原谅,要劝导,要避开愚人”。孔子及其弟子怜悯穷苦民众,穆圣和其他先知也是如此。穆圣说:“不怜悯人者,就得不到安拉的怜悯”。(4)儒家主张圣贤在位,造福百姓,否则就以“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作为评判标准。穆圣说:“如果没有奉公守法,恪尽职守,到了复生日,那就是凌辱和悔恨”。(5)儒家强调担当意识,仁智勇被称为“三达德”,孟子也有“舍我其谁”的魄力,这些大丈夫的气概与伊斯兰教的“吉哈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动心忍心”与“坚忍”可以互通。(6)孔子与穆圣有着许多共同的美德。孔子“厄陈蔡”、一生颠沛流离,却能发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感慨。穆圣安贫乐道,一生没有接连三天饱食过大麦饼,却能告诫穆民“人们常说:‘钱啊,钱!’其实,他们从自己钱财上只享有三个方面:,只有吃进腹中的饭、穿在身上的衣、舍出去的财。除此之外,都将虚幻逝去而留作他人。”这是何等的智慧啊!

 

马文军:回儒的思想谱系肇始于明朝中后期,而胜于清初。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天主教耶稣会进入中国,代表人物利玛窦同样采取“以儒释耶”“以耶补儒”的方式来会通天主宗教和儒家文化。以天主教的经验作为参照,您认为,回儒与利玛窦的思想范式是否在形式类似的表面下存在着什么不同?

 

刘百淞: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非常注重对士大夫进行宗教观念的宣传,利用儒家经典中有关鬼神、上帝、祭祀等资源为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扫清文化心理方面的隔阂。利玛窦极力否定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学说,指出:“贵邦古经书孰有狎后帝而与之一者?设恒民中有一匹夫自称与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比肩地上君,而可同天上帝乎?”我们不难发现,利玛窦在坚持耶稣会的宗教信仰的前提下,悄然进行了一系列的话语调适,将“三位一体”的天主置换为儒家经典中的“帝”或“上帝”,进而假设儒家原先是信仰天主的,后来却不断地远离他,甚至背离他。可以说,这是耶稣会士故意设计的理论陷阱。这一计谋早已被方以智等人看穿。后者将目光转向了对儒家经典的全面解读,藉以排斥耶稣会士的曲解。

 

在《周易》经传中,“上帝”一词多次出现。例如,从《象》的记述来看,就有“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从《彖》的记述来看,就有“鼎,像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再者,从卦辞来看,《萃》所涉及的“王假有庙”属于祭祀祖先的情况。从《象》的记述来看,“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属于祭祀上帝的情况。因而,方以智引用《潜录》中论述,讲道:“《萃》以祀先,《涣》事上帝。儒者尊大原于穆之天,不得已而以人间之尊称表之曰“上帝”耳。谓天处色界者,指苍苍之天,而所以为天者高一等焉,表法也,犹“礼本于大一,分为天地”也”,可以看出,“上帝”只不过是对“苍苍之天”的称呼,而不像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后来明清之际出现的“索隐派”,所信奉的天主。

 

历史证明,耶稣会士以及后来的索隐派的曲解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位一体”的宗教理论无法兼容于儒家伦理。因为坚信“父父子子”的儒家无法接受圣父与圣子之间的混同,不能接受创造主化身为人,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更不能相信有人子号称自己是创造主的儿子,后来流义人的血,洗恶人的罪。如果耶稣会士转换口径,讲耶稣是先知,天主是天主,二者并非同一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大,世人应当洗净污垢,回归清洁,那么深受儒学熏陶的民众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这种讲法就变成了伊斯兰的口吻,耶稣会士和索隐派都无法接受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回儒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非常明朗,“认主独一”、“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尔萨是先知”等信条与儒家伦理并不产生冲突,也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今后,回儒应该在消除虚妄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净化社会风气等方面多做贡献,让更多的民众享受福利。

 

关于明清回儒的思想范式,通常的说法是“以儒释经”和“以回补儒”,这些做法都有其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以儒释经”有助于儒家文化圈的民众理解伊斯兰教的经典文本,消除以往的诸多偏见和无端猜测,为坚守主道提供助力。“以回补儒”有助于儒家摆脱多神教和民间信仰的干扰,避免出现“以物配主”的致命错误,更好地推进善世化俗的工作。伊斯兰的宗教信仰(伊玛尼)、宗教功修(伊巴达特)和美德善行(伊赫萨尼)能够为重建儒教提供参照。

 

儒家讲求“不愧于屋漏”。穆圣说:“善就是良好的品德;恶就是你内心忐忑不安,唯恐别人知晓”。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在局部地区呈现出强大的破坏力,如何彰显“笃信安拉,遵循正道”的真实涵义,如何践行“仁者不忧,智者不虑,勇者不惧”的教诲,依然需要我们戮力奋斗。

 

回儒,不仅具有光辉灿烂的过去,而且会迎来中华文化复兴的新曙光,更会在伊斯兰的正道上慷慨前行,蒙受慈恩。端庄书院,重任在肩,必将成为胜利者。

 

马文军,端庄网站长,端庄书院创始人。从事文化创意工作,习行明清回儒思想,当代新“回儒对话”的倡导者。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