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

作者：郭齐勇

来源：本文根据《社会科学报》网站讲座实录整理而成，载《人文天下》2015年10月刊，总第58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初八日戊辰

            耶稣2015年12月18日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

一、熊十力生平简述

熊十力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国学大师，他出生于1885年，1968年病逝，其一生颇为传奇。熊先生天赋甚高，他在父亲的好友何柽木先生那里读了半年私塾，后游学乡间，没有再接受其他正式教育，自学成才，一生刻苦钻研学问。他早年参军从政，1917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从事哲学研究，苦读佛学、儒学，35岁之后弃政向学。熊先生为自己改名为“十力”。“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熊先生晚年颇为孤寂，“余年七十，始来海上，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逾十祀，绝无问字之青年，亦鲜有客至”。熊十力先生与梁漱溟、马一浮并称为“现代三圣”。

二、重建儒学“本体论”

熊先生的学术思想，随着他的年龄增长而不断发生转变。熊先生早年批判六经，中年趋向佛法，后来以《周易》为主研究中国文化的传统。熊先生的哲学跟其他人的哲学不一样，有的人讲完了哲学，言行不一，但是熊先生不一样。熊先生所讲即所做，他是用生命践行哲学。熊先生是中国哲学的继承者，他的生命和他的学问是连在一起的。

熊先生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抗战困难的四十年代，他重建儒学的“本体论”。“体”或“本体”，就是最终的根源与根据。他把中国人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联系起来，通过讲“本体宇宙论”或者是“宇宙本体论”，重建了本体（物质与精神世界的根荄与根据）。熊先生将研究视角拉回至王阳明和王船山，以二王之学，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熊先生评价中国的学问“吾学贵在见体”，那么“见”的是什么体？“见”的是哲学的本体、良知的本体。

儒学特别重视的是五经、四书，这些学问都是以仁爱、仁义之体为中心，同时，这也是熊先生的生命的体验。熊先生的“见体”，就是要体验仁心本体，这个本体既是宇宙的根源，也是道德的生命，它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熊先生从儒家哲学的思想资源里挖掘并重建“大本大源”。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明示本体”，哲学是“以本体论为其领域”。生命本体是生生不息的，同时这种宇宙生命本体也是道德的本体与主体，体现的是道德的自主性。人的生命的创造活动、道德自我完善的活动过程，也就是本体及其实现的过程，即是人的最高本质。这就是熊先生所谓的中国哲学，是与生命、生活相关的哲学，它涵盖了天地万物，主导着自然宇宙。熊先生在这里强调的儒学之“本体”，尤其是心学之本体，不是超绝的本体，而是合天地万物，即人的精神生命与道德意识的运动或感通，人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能够浑然成为一体。

熊先生在“本体论”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体用论”。“体”即前面所说的生命的根据、良知本体、仁心本体，而“用”是指开出来的文化世界与宇宙等。人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连接的环节是“用”。所谓“用”，按照中国哲学传统的话语来讲，它是一种功用或工夫；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讲，它是一种道德实践、道德修养。所以，良知、本体、修养以及实践，就是熊先生所讲的工夫和本体、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体用哲学，一方面主张尊生、明有、健动、率性，强调用、物、有、坤的层面，呼唤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知识理性，另一方面重建我们道德的尊严和人格的尊严，及中国文化的生命。

熊先生大谈本体论问题，尤其是把儒家哲学的内核——内圣之学中所探讨的心性关系问题、道德哲学问题、人的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终极寄托的问题，加以系统化、体系化，从而在中国儒学史上第一次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标志他的儒家哲学体系。

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

三、儒家哲学本体论的特点

第一，以西学作为参照，反对把本体当做是离心而外在的事物。西方的本体是物质的本体、自然的本体，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乃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有作为外缘的、离开主体客观独存的实体。熊先生的儒学本体论则不然，他反对“凭理智作用”，向外界寻求或建立本体。他把万物本源和人的本性打通了，即为“不二”说。熊先生将宇宙本体内化为心性本体，并对“天人合一”“孔颜乐处”“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的人生境界作了本体论（即道德形上学）的论证。

第二，以佛学作为参照，主张《周易》形上学的生生不息、尊生健动学说。熊先生的本体论，既重立心性之本体，也重开本心之大用。根据他的“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学说，由即流行即主宰的本体开出了“翕辟成变”的宇宙论，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人生论。要之，熊先生关于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奠定了现代新儒学之道德形上学（或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基础；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体用不二”的架构，成为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

四、源于《周易》的哲学新观点

熊先生说：“吾平生之学，究探大乘，而通之于《易》，尊生而不可溺寂，彰有而不可耽空，健动而不可颓废，率性而无事绝欲。此《新唯识论》所以有作，而实根柢《大易》以出也。”由此可见，受《周易》大化流行、生生不息观念的影响，熊先生的哲学有“尊生、彰有、健动、率性”四义，他所提出的“体用不二”“体证本体”“即体即用”及“翕辟成变”等本体宇宙论，皆可溯源于《周易》“生生之谓易”之观点。熊先生于《周易》之中汲取新观点，借鉴《周易》尊重生命之义来补充王阳明之说。

所谓“体用不二”论，首先是指本体具有唯一性，即心体、良知本体是唯一的；其次是肯定本体的能动性和变易性，肯定本体与功能的一致性。真实的世界的存在，不只有存在论，还有价值论、本体论，熊先生把三者贯通起来：一个本体，良知本质，既是宇宙的心，也是世界万物各自具有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本体；既是宇宙万象的本原，又是我们反求自识的绝对真理。本体显现为大用，本体不是在现象之外，也不是超绝的，它内在于具体的事物中、具体的人中。熊先生哲学本体论的最高范畴充满着人性，具有人格特征，是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情感的统一。这个本体充满着活力，具有最大的功能。由此观之，价值真正之终极根源只在每个人的本心。只要除去私欲、小我的束缚，圆满自足的生命本性或宇宙的心就具有极大的创造性，足以创造世界和改变世界。

熊先生常以众沤（水波）和大海的比喻来说明体和用的关系。每一个水泡，都是一元的大海的本体的所具有的东西，全体为它所自有。每个水泡都是整体大海的显现，这个大海就是体。本体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无待与有待、不易与变易、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主宰与流行的统一，本质与现象的统一，整体与过程、绝对与相对的统一。

“翕辟成变”论是熊先生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也是“体用不二”论的逻辑发展。“本体现为大用，必有一翕一辟。”“翕”和“辟”是实体的功能：“翕”是摄聚成物的能力，由于它的积极收凝而建立物质世界；“辟”是生命，即是心灵，是宇宙精神，生化不息，能量无限，恒创恒新，自本自根。“翕辟成变”强调的是“变”，强调改造物质世界和改造社会。因此，熊先生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其实还带有一种强调实践性和实践能力的方法。

熊先生还提出了量论，他虽然没有把量论写出来，但是他在《新唯识论》《原儒》里有所提及。他提出，我们不止要有科学的真理，还要有哲学的真理。科学有科学的领域，但是科学不能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人类如果只要科学，而不要“反己之学”，那就会带来很多弊病，就放弃了万物发展到最高级的人类的内在生活，抛却了自家本有的主体性和道德人格。熊先生认为比较哲学之理和科学之理，哲学之理应该是更高的东西。

另外，熊先生也区分了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是现象认识，注重用实测、神经系统来解释心理现象，但是不能够解释仁德、仁义之心、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而哲学的心理学则为涵养人的内在德性之学，仁、义、礼、智是我们对完美的人格的追求，人类的主体性、创造性，要通过反求自识、默识，来提振本体，所以，中国传统儒、佛、道等各家学问应该归属于哲学的心理学。

熊先生是一位世界级的天才哲学家，他有更高的哲学的智慧，他的“量论”之中有三个关键词：量智、性智和涵养。“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故，故说名量智，又名理智”；“此间‘性智’二字，实近同于前述的良知、本心，为人与生即俱的认识真理的能力，在宇宙论中，即是万有的本原，也是吾人所以生之理”；至于“涵养”，即“性修不二”，因为主体的性，本性、工夫的修养是统一的，天道和人道也是统一的，所以熊先生要强调中国人的修养、学习，要强调天性的一种养育，后天的学习、辅助天性，所谓“继善成性”，通过修养工夫成就人的本性。

五、道德理想主义的形上学

从本体论出发，熊先生的宇宙论、人生论、人性论，充满了能动的创造的特点。熊先生本体论上的睿智，有助于彰显人类终极存在的意义世界重建人的道德自我。另外，熊先生的本体论也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形上学。

熊先生讲到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本体论，他指出在整个中国文化的低迷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与精神丧失了，中国人一味崇尚的是西方人的皮毛的东西，西方的真正的好东西没学到，外国真正的精义没有学好，而且我们很多的“文化健将”，一味地糟蹋自己的文化，糟蹋自己的文明。这种情况下，熊先生要彰显人的终极的存在的意义——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人的自尊，重建中国人的价值，为中国寻找失落了的民族精神，来寻找失落了人类的类的本性和个体的真我，解决人类的、族类的、个体的存在危机，反思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重新回到大本大源上来。

六、结语

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先生评价熊先生哲学：“以《易经》为基，阐发内圣外王之道，实为我国哲学主流，不为佛染，不被西风，而是回到了儒学，非旧囊新酒之比于是。”“其影响之于中外，未可限量也。”熊先生对我们的启发是很大的，没有精神的民族、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脊梁骨的，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精神、中国的哲学，它有内在的东西，我们并没有把它拯救出来、洗汰出来。经过对西学、印度佛学的学习，熊先生对佛学非常精通，也了解西学的真意。他的领悟力超过了很多大学的讲堂教授。他对儒学有批评、有借鉴。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发掘得越深，我们本土的价值越丰厚，我们所吸收的西方的、外来的真东西就越多。

今天我们看熊十力先生和他的哲学，发现他的哲学非常有趣，绝不是为了哲学而做哲学。他还对五四以后的中国做了一些思考，不过他做的是哲学的思考，而不是讲的文化的现象。他将这些思考提升到哲学层面来讲，他用“本体论”“体用论”等重构儒家哲学；他所著的《新唯识论》，其实也是对反唯识学的，是重建良知本体的。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