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和合(王心竹)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10-03-17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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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竹

作者简介:王心竹,女,西元一九七二年生,甘肃武都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曾任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现任职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际儒学院副院长,兼职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著有《理学与佛学》等。



人,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不仅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而且是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但从学理上讲,唯有哲学具有从总体上把握“人”的能力。哲学正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扬弃的矛盾本性的直接显示、表征。正唯此,它也就成为人达到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就是人学。

在我国,人学自70年代末以来在理论界得到了持久而广泛的关注。究其原因,不仅有历史与现实的背景,而且有着理论与实践的要求。就历史背景而言,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和挫折,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失常和错位,给人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痛苦和伤害。反思历史,对人的问题的关注自然就成为一个焦点。而学术理论界长期以来对人的问题研究的忽视与偏见,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的片面理解和某些错误认识,又使得对人的问题的理论研究几乎成为空白,这构成了人学兴起的理论要求。从现实背景来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可以说,没有人的现代化,现代化就失去了其真正的内涵和意义。这无疑是人学在当代中国成长和发展的现实依据。

同时,人学在中国的兴起也与国际上的“人学热”密切相关。就西方哲学的传统来说,自普罗泰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来,对“人”的探讨就没有离开西方哲学家的视域。尤其是上个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发达工业社会带给人的压抑和失落感动摇了人们对于理性、科学技术及工业发展的乐观憧憬,理性、科学技术与工业从某种意义上被当做人性异化的根源。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人的命运和前途,从而形成全球范围的人学研究的热潮。

阅读先生的《新人学导论》,深感这一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背景时时贯穿其中。先生一方面通过对近五十年来人学研究的匮乏与扭曲的深思,另一方面通过对自古至今中西人学理论的深刻体察,以及人自身成长史――人从动物世界解放出来、从宗教神学的束缚奴役下解放出来,以及从现代机器的控制下以及生态危机的灾难中解放出来――的回溯和反思,提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认为这是人在两次自我发现――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社会性动物”、恩斯特•卡西尔的“人是符号的动物”――之后的第三次伟大发现。这一论断,不仅使人真正进入自由的境界,而且开启人学观点的新历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一种哲学观点要真正走向全面深化,其一必须在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上有所创新,其二,必须强化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而“人是会创造的动物”这一新观点的提出正好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来说,先生突破了中西哲学的界限,在每一章、对每一个问题都从中西哲学两方面进行论证、分析。在通常的观点看来,中西哲学史上,人的问题虽然都是关注的焦点,但其实视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先生却能在二者之间游刃有余的相互论证,并且使其成为自己观点的有力论据。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来说,全书始终贯穿着对现代社会的深深忧患,可以说,“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的观点的提出,是时代精神的需求。正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心灵的异化,以及现代中国人们对传统与现代关系认识的纠结不明,才使先生思考传统与现代、传统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关系,才得出“现代的中国人是传统的中国人的延续和嬗变,同样,现代化的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传和发展。”(张立文:《现代新人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从传统走向未来,通过对传统的条分缕析,得出超越传统的卓见,这一思维路向和张先生几十年深厚的中学根基是分不开的。

在《新人学导论》之前,先生还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两部著作,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三部著作,加上后来的《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恰恰体现了先生治学几十年来思想发展的大致脉络。《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体现的是先生所认为的:“哲学的外貌就是哲学的体系,哲学的骨骼就是哲学的范畴。而体系和骨骼,正是哲学的逻辑结构。”在这本书中,先生指出中国哲学有其内生的规则和演进的逻辑,并将中国哲学范畴分作象性(直观性思维)、实性(客观性思维)、虚性(主体性思维)三类。他指出不同于西哲学倾向于演绎思维,中国哲学更倾向于意象思维,是一种独特的哲学,从而驳斥了“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

从1980年代起,国内兴起了 “文化热”,人们借 “文化”逐步接近和探讨现实存在的政治思想理论问题。在“文化热”中,不仅大量的西方文化典籍被译介进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但也一些人往往把社会现实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阴魂不散”;不仅不敢直面社会政治现实,还常常让古人来承担今人的罪责,可谓“荆轲刺孔”。面对这种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先生于1989年出版了《传统学引论》一书,提出了传统的三条内在逻辑结构规律,即纵横互补律、整体贯通律和浑沌对应律,阐明了传统在变异与整合过程中融突创造的机制,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价值观念系统、心理气质系统、经验知识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的作了全面的梳理和概括。可见,《新人学导论》正是《传统学引论》一书思考的深入和继续。他认为,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不仅不能使中华民族快速进入现代文明,反而会加剧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甚至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结构性振荡。同时,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思想家,他指出不能搞西方考古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学,而应坚持中国传统学的进路。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的传统保持温情和敬意。

从内容上而言,《新人学导论》一书既是《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和《传统学引论》的延续,又是《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一书思考的基点,反映了张先生在人学、文化学领域思考的不断深入。而《新人学导论》也正是在经过条分缕析的“自我发展论、自我塑造论、自我规范论、自我创造论”后,最终将笔墨落在了“自我和合论”上,并以此设定了人与人、社会、自然合一,人、人性、人格合一的人的最高境界,即生命超越境、知行合一境(真)、情景互渗境(美)、“圣王一体”境(善)和道体自由境,构筑了一个完满、完美、至善的人学世界。为《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一书对以上问题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埋下了伏笔,当然《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一书不仅仅是对《新人学导论》的深入,它作为一种文化战略的构想,视野要更为宏阔全面,更具有哲学形上化的意义,也更具有人文关怀。

《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是先生最用心、最用力的构想与创造,也是先生治学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从根本上讲,和合学是一种哲学思考和文化构想。它既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凝练和超越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又是中国文化人文灵魂、生命智慧、心性情感的延续,以及一种新的哲学体系的创建,更是解决现实人类社会冲突与危机的最优方案。

在这部著作中,先生认为现代中国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间)的挑战;二是西方文化的挑战;三是现代化的挑战。而回应这三大挑战的最佳、最优化的文化选择,就是和合学。和合学奠基于“三界六层”,即地(和合生存世界,宇宙模型)、人(和合意义世界,社会模型)天(和合可能世界,思维模型)三界和境、理、性、命、道、和六层之上,融贯于“八维四偶”,即形上和合维、道德和合维、人文和合维、工具和合维、形下和合维、艺术和合维、社会和合维、目标和合维及其两两重组的四偶之中,从而推出天地一体,和合创生,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基本结论。同时,和合学的提出,体现了核心话题的转向、人文语境的转移和诠释文本的转换。先生认为核心话题的转向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意义追寻及其理论升华,人文语境的转移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审美情趣及其艺术结晶,诠释文本的转换意味着主体精神的价值承继及其境界超越。

和合学合理地、道德地、审美地解决了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即以和生原理化解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以和处原理化解人与社会的冲突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和立原理化解人与人的冲突和由此引发的道德危机,以和达原理化解人的心灵的冲突和由此引发的精神危机,以和爱原理化解各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由此引发的价值危机。

总之,从《新人学导论》到《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先生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和鲜明。

 

后记:

这篇小文的主体部分写成于我读博士一年级期间。记得一次去拜访先生,先生送了我《新人学导论》这本书,回来后,便以很快的速度阅读了一遍,平心而论,阅读的并不仔细,但心中的震动很深,遂写下了两千多字的读书笔记。

先生的女弟子不多,而我和先生又隔着近四十年的距离,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吧,现在回想起来,在学校期间,先生连一句严厉的话都没有说过我,只是每次见面都说:“要多读书啊。”而我总是傻傻地笑,先生便会认真地说:“真的,真的。”

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先生的情景,是一个傍晚,那时我已决定报考先生的博士。此前,我已在人大读了七年书,当然是见过先生的,但只是远远地看,没有说过话。循着我的敲门声,先生打开了门,热情地说:“欢迎,欢迎。”落座后,先生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后,便向我谈起了学习中国哲学的艰苦:要花大量的时间阅读大量的典籍。他说仅就这一点,足让许多人视学习中国哲学为畏途。先生大概以为他的话吓着了我,马上又说:“不过没关系,你可以请保姆帮你做家务的。”我当时心想,先生真是可爱啊。

毕业后,我工作的单位在郊区,只能在开会或教师节的时候去看看先生,是我天性的缘故,离开了先生,反倒能更自然地和先生亲近了,而那种亲近,与其说是师生间的亲近,不如说是一个晚辈对自己景慕、喜欢的长者的亲近。而我总觉得无论我的年龄怎样在长,在先生看来我仍然是个小女孩。又记得一次教师节,我们去世纪城的先生家祝他节日快乐,照例是先生请我们吃饭,吃罢饭,师兄师弟们都走了,先生陪着我打车。来了一辆车,我随手拉开前面的车门要上去,先生拉住我:“晚上了,坐后面吧。”坐在车上,先生温和的提醒、轻轻拉我的样子,总在我心中一遍遍地回放,就像自己的亲人。

今年是先生的七十大寿。 我本该写下更多的文字来历述先生的教导,但我还是决定以这初入师门的习作,和淡淡的回忆片断,作为我忝列先生弟子以来的记录。愿先生身体健康,学术生命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