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耶诞”

作者：重言

来源：经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十八日戊寅

           耶稣2015年12月28日

对于愿意进一步思考的人，这句老话值得推荐：“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无论是讨论“耶诞节”该怎么过也好，区分宗教信仰与消费主义也好，我们的最终指向都是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突破媒体与商家布下的帷幕，理解宗教面具下的资本力量，理解礼物温情背后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这种不平等可能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危机。只有充分理解消费主义的逻辑，才可能真正抵御消费主义的冲击。

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两个“耶诞”，一个是耶稣基督唱主角的“耶诞”，一个是耶诞老人唱主角的“耶诞”，或者说，一个是宗教信仰的“耶诞”，一个是消费主义的“耶诞”。过去每到西历12月25日前后，中国大城市的“耶诞”狂欢总是会引起一些非基督徒的不快。今年中国群众的手机朋友圈里更是出现了新的情况：两个“耶诞”自己开始掐架了。

先是外媒挤兑中国。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2月19日刊登题为《中国人过圣诞只有礼物不忏悔》一文，说“耶诞”在中国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金钱和狂欢的节日，过节的都是些无知的年轻人。（见人民网《英媒称圣诞在中国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金钱和狂欢的节日》）

西方媒体话音未落，自己便又遭到了罗马教皇的怒斥。12月24日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耶诞”弥撒仪式上，教皇方济各“怀着悲痛万分的心情”，公开指责西方民众沉醉于节日消费与享乐之中，而这并不符合耶稣的本意。（见观察者网《西方民众庆圣诞教皇却斥责人们陶醉于消费和享乐》）

古罗马“农神节”

故事到这儿还不算完，又有较真儿的中国群众详细扒了扒“耶诞节”的历史。群众发现“耶诞节”其实起源于古罗马的“农神节”，人们就是要在这一天吃喝玩乐庆祝新年的到来。而许多所谓“耶诞节”的基督教传统，其实也都起源于异教徒。即便是今天习以为常的耶诞树、耶诞糖果、Merry Christmas也都是近代的发明，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最令人崩溃的是，今天那个深入人心憨态可掬的耶诞老人形象，其实是被1931年可口可乐公司的一则广告固定下来的。（见破土工作室《毁三观的圣诞史》）换句话说，耶诞老人的“耶诞”传统，本来就是跟吃喝玩乐和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以上三段新闻其实并不直接相关，分别来看似乎也算不上非常震撼，可一旦将三种声音并置在一起，则能咀嚼出深长的意味。中国人很少会受到两个“耶诞”内部打架的困扰。但无论哪一个“耶诞”，对于中国来说，都不是那么容易消化的。

耶诞在中国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结果。中国义乌600家工厂承担着全球60％“耶诞”饰品的生产，这些外销的饰品只要有少许在本土销售，就足以在各大城市形成可观的视觉冲击。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改开之后，反帝反霸的“革命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现代化史观”所取代，西方的节日习俗，也就被许多国人作为“现代化”的符号而广泛传播（这种观念本身当然是图样图森破，在欧洲，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少，每年都有大量教堂被废弃，信仰伊斯兰教的越来越多，但这不等于欧洲就不现代了），而官方也乐得将此作为自身“开放”的标志。

过去传教士和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相伴而行，但现在既然是中国人自愿传播西方礼俗，“反帝反霸”的老话语就不容易使上劲了。这时候，文化保守主义话语的兴起，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提供了一种批评资源。2006年内地也发生过名校十博士联名发文抵制“耶诞节”的事件。而今每年关于“耶诞节”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讨论亦是不可胜计。总的来说，这些讨论努力揭示，耶诞老人的“耶诞”不可能与耶稣基督的“耶诞”相剥离，基督教信徒纪念耶诞当然无可厚非，但非信徒在追随这一礼俗时，应当意识到其背后预设的信仰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差异。

但也有一些论者认为，中国主流社会过的“耶诞节”是耶诞老人的“耶诞节”，不是耶稣基督的“耶诞节”。中国人发明了“平安夜”吃苹果，耶诞老人吹萨克斯风等西方人闻所未闻的“新民俗”，这种消费主义态度恰好能把“耶诞”的宗教内涵掏空，某种意义上是瓦解了基督教对中国传统的冲击。因此，就应该吃喝玩乐过“耶诞”。而外媒和教皇的“怒斥”，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有效性。

不过，消费主义绝非百利无害。消费主义既然能在西方瓦解基督教的传统，当然也能在东方瓦解中国自身的传统。消费主义是资本的马前卒，也是历史虚无主义得以滋长的民间基础。它的敌人不是任何具体的宗教和文教，而是一切宗教和文教中的礼敬之心——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在资本主宰的时代，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官方这厢宣称要代表“先进文化”，那厢忙着给超级电商站台，以求给正在褪色的GDP数字增加一点亮彩，而不顾物欲横流在多大程度上挖空“先进文化”的基础。

此外，无论是消费主义的“掏空战术”，还是去宗教化的“民俗体验”，都无法避免一个结果，即一个特定宗教的符号在公共空间的出镜率远远高于其他宗教与文教。对宗教符号的熟悉，是走向进一步了解乃至信仰的基础。官方公共机构如果介入对特定宗教符号的推广上去，那就会给其他宗教的人士带来某种压迫感，不利于社会和谐。

有人试图从消费主义中挽救礼敬之心，这就产生了另外两种姿势。一种主张淡化耶诞的宗教色彩，同时淡化消费主义，强调爱、感恩、家庭团聚等现代中产阶级价值观念。这实际上也是西方官媒一直弘扬的“主旋律”。感恩的对象既然不是宗教中的上帝，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父母。笔者小时候也写过这种作文：发现夜里偷偷给自己送礼物的“耶诞老人”其实就是爸妈。然而这种感恩最多只是为消费主义戴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与其感恩一个作为消费者形象的“父母”——仿佛这些礼物都是上帝或“父母”凭空变出来的一样——还不如感恩一下这些礼物真正的生产者：工业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忙碌的工人。

另一种主张则要求弘扬传统文化，抵制外来节日。似乎是既抵御了外来宗教的冲击，又培育起对自己文化的虔敬心，两全其美，但其实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近年来无论是“国学热”还是“汉服运动”，很多都没能逃脱消费主义的暗算，沦为外在形式“仿古”的市场营销策略。另一方面，中国主流文化崇尚“即凡而圣”的内在秉性，使得历代中国王朝在面对各种宗教文化时，能够采取一个较为超越的姿态，不会像以一神教为主流宗教文化的国家一样，给予其他宗教文化那么强的压迫感。而传统中国基于农业时令的节日体系，也恰恰为各宗教人士的和谐共处提供了一个文化平台。原本可以做平台的，最后做成了冲突的一方，这并不是高明的做法。

我们还是要主张，信徒有过宗教节日的自由，非信徒也有“随喜”的自由（当然，党员是否“随喜”，还要看党的规定）。但首先要明确政教分离的原则不能动摇。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包括国有媒体）、公立学校等机构原则上不应由官方举办庆祝任何宗教性节日，不利用公权力突出特定宗教符号和信仰体系。以往有关部门在这一领域过于不作为，导致很多机构尤其是公立学校成了每年庆祝“耶诞节”的重要场所，而后者实际上是滥用公共性的权力传播了特定宗教符号。

其次，在需要介绍各民族与宗教的礼俗文化时，官方尽可能做平等和不偏不倚的介绍和传播。基督教-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借助“英语课”这一学科建制在全球获得广泛传播。其影响之广、之深，别种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概莫能比。对这一文化的宣传介绍当然是最容易、最就手的。但这实际上是“损不足而奉有余”，反而会加剧各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不平衡态势。这就需要我们的文宣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能够广泛学习，在介绍各民族、宗教文化时坚持民族平等、宗教平等原则。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庆祝耶诞是现代和先进的，而庆祝藏传佛教节日就是传统和落后的，至少，公权力的掌握者不该如此言说。

对于愿意进一步思考的人，这句老话值得推荐：“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无论是讨论“耶诞节”该怎么过也好，区分宗教信仰与消费主义也好，我们的最终指向都是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突破媒体与商家布下的帷幕，理解宗教面具下的资本力量，理解礼物温情背后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这种不平等可能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危机。只有充分理解消费主义的逻辑，才可能真正抵御消费主义的冲击。

福州歌剧院把“圣诞节”装扮成了“毛诞节”

当我们深挖耶诞节的起源与演变，将看似天经地义的宗教传统“历史化”之后，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并非是历史的虚无和废墟。正相反，看破恰恰是为了建设。“两个耶诞”的问题之所以变成一个中国问题，其起点在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所打造的信仰与政治话语体系的碎片化。这一体系在政治中至今仍扮演着仪式性功能，但官方长期以来既不积极用它来解释新的现实，也抑制其他人发展它，其结果就是造成生活意义的巨大真空，于是各种思想体系涌入，试图填补那些看得到的空隙。但由此也造成了有机体的新的功能紊乱。要面对“12月25日在中国”的话题，我们终究无法绕开如何纪念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的问题，无法绕开如何解释中国革命与后革命时代的连续性的问题。说不清历史的连续性，也就很难建立起集体的identity（同一性），我们就会继续在古今中西之争中继续撕裂下去。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