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竹（以下简称“王”）：张先生，您好，您是和合学的提出者，您也通过多部著作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详尽而丰富的阐述。这里，我想问的是：从古今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关系上讲，传统的哪些思想构成您和合学的思想背景和资源？

张立文（以下简称“张”）：首先，“和”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很丰富的资源，而且出现得很早。《尚书•尧典》在说到当时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样协调彼此关系时，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思想。另外《诗经》中也有“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从“和羹”，即多样性的融合来讲“和”。《周易》当中这一思想体现得更为突出，《乾•彖传》就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就是说，天道变化，社会与时偕行，原有的政治、经济关系和人的等级地位都发生变革而有冲突，就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现实的性命，各正其位，各得其所，这样才能“保合太和”；只有“保合太和”，万物才能够生长，万国才能都安宁。后来的思想家都把“保合太和”作为一个重要思想来弘扬，故宫有三大殿，叫太和、中和、保合。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道理就在这里。和合一词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国语》保留了当时比较原始的思想资源，在《郑语》中提出 “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商契是商代的祖先，他能了解民情，因伦施教，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百姓和睦，皆得保养。这一思想是西周末年郑桓公为周幽王司徒时，与史伯纵论如何“成天地之大功”，使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以及如何协调人与天地、社会的冲突，使和合社会的建构得以实现时，史伯所言的。史伯所列举的人物中，除商契外，还有“虞幕能听协风，以成物乐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以及“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史伯认为这些人才能“成天地之大功”，而周幽王为什么不能的原因就在于他不是以“和”的思想来治理国家，而是用“同”，中国思想史上从此便有了和同之辨。史伯接着讲为什么“和”使国家兴盛，而“剸同”会使国家灭亡，也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那什么叫做“和”呢？就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就是他与他的平，他者与他者之间是平等的互动者，相异而融合、和合成新事物、新方案。也就是说，他与他之间不是服从的关系，不是一方主宰另一方、一方吃掉一方。这种思想同西方的一方吃掉一方的二元对立是不同的，比如美国打伊拉克，把它吃掉就不是“和”。那么“和”怎能生万物？就是“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关于“杂”，韦昭解释为“合也”。这和西方的思想不太一样，西方本体论思想基本上都是一个上帝的变种，不管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后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基本上都是一个绝对统一的东西，以这个东西作为世界的本原，然后产生其他事物，而这个绝对的东西是唯一正确的，是全知全能的，我们掌握了这个东西就等于掌握了真理，与此相反的都是异端或者要批判的，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西方的二元对立。中国不然，它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东西造万物，所有不同的事物尽管是相对、相反的，但相反才能相成，才能生万物。剸同即是指唯一的、相同的、绝对的东西，是不能化生新事物的。《周易•革•彖传》中就有：“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因此中国从思维上、从语言的源头上是主张多元、多样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思想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海纳百川，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宗教战争，犹太人到中国来可以被同化，清代整个满人基本被汉人同化的原因。在中国的有些寺庙里，儒释道三教的教主都在里面，这是其他宗教寺庙里面看不到的。 

王：“和合”二字最早出现于“商契能和合五教”这一句中吗？

张：是。从这一句看，和合一开始是作为一种调整人和人关系的重要思想提出来的，但是又不限于此，我将它总结为五点：一是要熟悉天地自然和社会矛盾冲突所在，依据对象的本性，加以协调，达到和谐；二是要顺其自然，尊重天地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则，达到和谐；三是万物高下，高下而有差分，差分而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万物各行各业并育而不相害，和乐繁荣生长。四是增强人类的生产能力，播种百谷，培育蔬菜，丰衣足食，人人富裕；五是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百姓和睦，皆得保养，以建构和合的社会。当然人和人的关系是基本的，它调整好了可以影响社会的安定，如果人和人的关系处理不好，整个社会也不得安定。而人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就是家庭，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重视家庭的原因。比如说五伦，父子、夫妇、兄弟，然后由父子推到君臣，由兄弟推到朋友，五伦关系就是这样推出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这么来的。《左传》昭公二十年，有段记载齐景公与晏婴讨论“和”与“同”的对话，晏婴把“和”的思想引用到政治上，是一种政治智慧。他认为一个君主提出的意见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够合理的地方，那么对一个臣子来说该怎么办呢？不能因为君主说好就说好，君主说不好就说不好，那就剸同了。应该是君主认为行的而其中有不行的，臣子指出不行之处，而使其行更加完善；君主认为不行而其中有可取之处的，臣子指出行的方面而去掉不行的方面，这就是“和”，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词叫政治文明。

“和”的思想被老子和孔子所继承。孔子述而不作，他吸收了《周易》的思想，并有发展，他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志和尺度。和而不同是君子的人格，也是君子的道德，同而不和则是小人。还有一句是我们经常引用的，“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是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的。礼之用，以和为贵，先王都以这个作为最好的道德，在孔子的思想中，礼实际上是外在的表现，是等级的制度，维持社会的稳定，一定的礼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没有礼，手和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礼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当然也有法，但当时的礼比法还要重要。礼的作用，它的功用，要到达什么目的，就是“和”。

王：但是不同的学者，对“礼”、“和”、“仁”的关系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学者就不同意用“和”来概括孔子的思想。

张：孔子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要达到社会、人的一种和谐，实际上就是“和”的问题。如果从“仁”与“礼”这对范畴来看，当然可以说仁本礼用，但“仁”与“和”不是这种关系。孔子“仁”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社会的和谐。儒家的思想为什么会在一个王朝获得政权以后越来越受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强调团结稳定，就是不要乱。法家就是要乱，斗争才能夺取政权。儒和法比较起来，儒更强调“和”，这是思想逻辑使然。除了法家以外，道家和墨家都强调“和”。道家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把“和”仅仅看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从生成和本体上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事物、从整个宇宙的生成来看，三生万物，三就是多样的，万物是阴阳所构成的，这样的冲气就是一个“和”。

王：他和孔子所讲的“和”有什么不同呢？ 

张：当然不同了，他是从事物的生存、根源、根据上来讲“和”，开创了本体论、形而上传统。孔子主要是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讲的。孔子是从人道讲“和”，而他更多是从天道、本体来讲的。

墨子也认为和合是治理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原理、原则，是家庭、国家、社会不分裂的聚合剂。他说：“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臭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他认为，国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不相爱”， “兼相爱”，天下就能和谐而治。 

由“和”的思想就可以看出中西思想的不同：西方的思想从泰勒斯的水、赫拉克里特的火、得谟克里特的原子等，都是实体的，不可入的，具有绝对性；中国的思想则是多元的、可入的，又是包容的。

和合思想强调冲突的多元性、矛盾的多样性，主张生生，《周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天地万物的变化、国家制度的变迁，中国古代讲变化都是和生生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只有生生才是可以不断发展的，所以说生生是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

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您就开始讲和合，是较早讲和合的学者，我想请教的是，这两个字分别是什么意思？

张：在上古汉语系统中，“和”字有两种左右组合造型。一种是从龠禾声的“龢”，最早见于甲骨文，它的本义是指从三孔（或六孔、七孔）定音编管内吹奏出来的标准乐曲，以便调和各种音响。另一种是从口禾声的“和”或“口禾”字，最早见于金文，其本义是指音声相和，旋律合韵。“合”字是上下组合造型，从“ ”（“合”除去“口”之外的上半部分）从口。在甲骨文和金文里，“合”字像容器与盖子合拢之形。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合”的本义是“合口”，即覆盖的意思。“合”字的总体意象就是：广泛采集众多元素，汇合纳入口中，覆盖发酵，酝酿出新生态。《周易•文言》讲，“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国人把天看成是有道德的，人、社会当然也是有道德的。人道与天道是相符合的，因此社会有规律性，制度有次序，不能朝令夕改，人和人之间也有次序，要是没有这个次序就乱套了。到孟子的时候，这一思想就更近一步发展了，他把“和”看成什么呢？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人和，是和天时地利是相对应的，人不和的话，天时地利再好也不行。构建和合社会不是单一的社会问题，而是天地人关系的融突，融合和冲突。孟子还讲到“和”的内在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那就是恻隐之心，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不管认不认识这个孩子，都会救他，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地位，更不是为了讨好孩子的父母，而是一种内在的心理本性使然。这一本性的基础是牢靠的，不是外在的，外在的东西是法律，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但是这个呢，它是内在的本性。还有一点，孟子看到了当时社会动乱，百姓生活贫困不堪、难以教化的原因，那就是没有恒产，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如果要使社会稳定，就要使每个人都有恒产，以维持社会的安定，达到和合。这里孟子所讲到的两个方面，一是心理的基础，一是物质的基础，这为“和”的思想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王：这些资源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吧，那么和合思想达到成熟是什么时候？

张：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和合思想最辉煌的时候是先秦。后来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以后，过分强调大一统，到汉代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是与和合思想不太符合的，在一段时期内，和合思想比较潜层地沿续下来了，但并不是说没有任何表现，而是在各方面有具体的贯彻：汉朝的和亲，唐朝的文成公主嫁到西藏，是化解民族矛盾的一种办法，也是“和”在民族关系、外交上的运用；医学中的相生相克，阴阳平衡，辨证施治，也使“和”的思想在医学中得到了体现；中国的典章制度中的文官制度，六部互相制约，达到了一个动态的平衡，是中国政治制度中“和”的因素的体现；在农业中，讲与天地四时合其序，每一年从春天播种，到秋天收获，都要靠风调雨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懂节气、农时是不行的。《吕氏春秋》上讲，什么时候砍树，什么时候不砍树，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体现。这一思想可能有些人不同意，你们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其实你们破坏自然特别厉害。中国是从农业文明来体现天人合一的，其实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才真正是大规模的、致命的。

和合思想发展到宋明时期，又有了它独特的诠释。我们知道唐代蕃镇割据，经过五代之乱，整个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和信仰体系逐渐失落、沦丧，所以，宋明儒士都具有高度的忧患意识。唐代佛教兴盛，当时记载，民间藏书，十之八九是佛教的书。在当时宋明理学家看来，佛教是外来的，他们要把中国传统的东西恢复起来，所以当时张载就有一个很大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正蒙•太和篇》，专门讲和。朱熹在注释《周易》的著作里，也发挥了和合的思想。朱熹的理学，讲到人是怎么来的时？提出人实际上是气和理的和合。但另一方面，宋明时期的哲学家都有其本体论的思想，这是受儒释道三教融合结果的影响。要么认为理是万物的根本，要么是气，要么是心。任何本体论的哲学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排他性，而与“和”所承载的真正的内在精神是不相符。所以到后来，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所以我的和合学，没有一个实体论的本体，而讲和合起来。

王：和合学提出近二十年了，对和合学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部分接受者更有之，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状况中，退一步讲和合学至少是一种解读方式，而且您的这种解读从时间上是最早的，近二十年来实际也对学界和其他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您这种解读方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张：我们曾提出许多文化整合的方法，这些方法都受其背后价值观的支配。我讲的和合学是化解现代人类共同面临五大冲突和危机的原理；是21世纪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由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和合可能世界建构的现代中国哲学；是继先秦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三家之学，以及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学术思想哲学理论新形态。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他把释、道都融合在儒里面，创造出“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体系。和合学也是一样，和合思想虽然古已有之，但以和合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并建构出一个理论新形态，则是一个创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一再强调的是，中国哲学的创造必须回到源头，和合学也回到了源头。先秦诸子百家的核心话题是道，天道、地道、人道；两汉讲究天人之际；魏晋讲有无；隋唐讲佛性；宋明讲理气心性。同时每个时期围绕核心话题有相对应的文本，比如说先秦时期就是五经；两汉时期董仲舒讲春秋学，他的文本是《春秋公羊传》；魏晋时期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隋唐是佛经；宋明是“四书”，“四书”是将《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后来随着程朱理学地位的不断攀升，以至到官方哲学的地位，“四书”的地位越来越高，超过了“五经”。

现代新儒学基本上接着宋明理学来讲的，它不仅核心话题都还在宋明理学的框架里头，还是理气心性，并没有脱离出来，而且基本诠释文本也还在“四书”的范围。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四十年代冯友兰等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科技的发展、整个世界的发展，完全不一样，因此现在得有一个新的哲学出来，中国得建构一个立足于自身传统的哲学。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哲学，没有主体性的东西，这个民族就不能立足。宋明理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深重的历史责任感。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这样的抱负和情怀，以传承、创新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为己任。和合与和合学义蕴的规定，正是对传统和合人文精神的继承，是对传统和合思想的转生，这个转生是一个创新。

就核心话题而言，和合学是化解目前人类社会冲突与危机的构想和方案。目前人类社会存在五大日益严峻的冲突与危机，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危机。化解这五大冲突与危机的方案，就是和合学提出的五大理念，即以和生原理化解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以和处原理化解人与社会的冲突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和立原理化解人与人的冲突和由此引发的道德危机，以和达原理化解人的心灵的冲突和由此引发的精神危机，以和爱原理化解各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由此引发的价值危机。就诠释文本而言，和合学诠释文本是《国语》，它既回到了源头，又有不同，诠释文本发生了转换。总之，作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和合学有其内在的逻辑根据和演替脉络。实现了核心话题的转变、人文语境的转移和诠释文本的转换，是体现时代精神的，是民族精神和主体精神超越的创新性标志。核心话题的转向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意义追寻及其理论升华，人文语境的转移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审美情趣及其艺术结晶，诠释文本的转换意味着主体精神的价值承继及其境界超越。

王：那么您能否进一步谈一谈为什么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呢？

张：和合思想之所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它具有：第一，超前性。先秦时期是一个诸侯争霸、社会动乱的时期，属于战争状态，所以孟子讲春秋无义战，很残酷的社会现实，他们能够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从社会制度的层面，从人的道德的层面，甚至是人性的层面，提炼出和合的思想，而且在汉代以后，这种思想能够在社会制度、生活的各个方面得以贯彻，从而培育了中华民族包容平和的精神，是很超前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社会必须要走向安定，这样人们才能安居乐业。孟子讲要有恒产，不然的话连生命都无法保障，所以《周易•系辞下》就讲“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尽管你有百虑、殊涂，但最终要同归、要一致。这个一致是什么，其实就是贯彻“和”的思想，所以这个思想具有超前性。

第二，完善性。当时哲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和万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轴心时代的哲学家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但不管是古希腊的水、火，还是印度《奥义书》所讲的地、水、火、风四大，以及埃及所讲的冷水，都具有直观性，都是从寻找万物背后统一性的根源来讲的，都不及“和实生物”具有完善性。“和实生物”强调事物的产生是多元融合的结果，《周易》中也对“和实生物”有详细的解释，“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天地氤氲，万物就慢慢产生出来了，男女媾精，就可能生出子女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类万物之情”，都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产生万物，事物的产生是由不同的事物融合产生的，男女、阴阳、乾坤，媾精、氤氲，生万物。

第三，合法性。和合思想所依据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深厚的文化资源，以及人内在的思维方式，决不是建构在一个空想的基础之上，有其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第四，理性精神。和合思想对事物的之间的关系作以他平他的处理，对各种事物都很尊重，尊重它的生存和条件，尊重差别性。而当时轴心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大多都不注意差别性，都强调绝对性和统一性。和合思想在对事物之间差别性的认识，对事物之间差别的体认中，确实贯彻着理性的思考，这也是和合思想的精邃所在。

第五，效用性。和合思想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所以我在《和合学概论》下卷从伦理道德、人文、经济、自然科学，以及管理学等具体操作层面对其做了剖析，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化，不管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还是在政治制度上、外交上、医学上，都贯彻了这种和合思想，它具有操作性，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起到了根的作用。

王：您详尽阐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和合思想的发展，并指出其何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指出和合学是对传统和合人文精神的继承，是对传统和合论的转生，是创新。获益匪浅，谢谢您。

张：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