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2005年，岁在乙酉，金秋十月，平和书院创办人洪秀平先生，赴深圳拜访蒋庆先生，请教兴办书院事宜。谒先生于深圳彩田公园彩云轩，轩中绿荫曲水，茶香沁人。先生病体尚未全愈，然仍就时下书院建设及儒学传承诸问题，谈二时许。后学闫俊安、心兰陪坐，心兰录音并整理。）

 

 

 

洪：早就希望能有机会拜访蒋老师。心兰、俊安到平和书院已一个月了，我计划吸引一批学子过来，我们也制订了一个计划，但就是缺乏老师来讲课。我们一直希望蒋老师能到平和书院来讲课。

 

蒋：前几天北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打电话来，说要采访有关书院的情况，他说现在是“书院热”，我也不太清楚。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发现这段时间，民间确实是兴起了好多书院，但有些书院虽然兴起民间，然名实不相符合。如果我们要用书院这个名称的话，就一定要符合书院的实，要名实相符。现在我们发现，有些书院没有符合实。传统书院，它要符合几个要件，第一个，肯定是民间性质的，不是官办的，因为它不是官学。这体现在它的经费、财产、建筑、主持书院的人员，如山长，都是民间的。还有，它的讲学内容也是民间的，也就是说，私人性很强，谁办的书院就讲谁的学问，阳明办的书院就肯定是讲阳明的学问、陆象山办的书院就讲陆象山的学问，张敬夫在岳麓书院主持的时候，也是讲他自己的学问，这就是说书院的私人性很强，你是什么学派，就讲什么。又比如明代，朱子学是官学，但书院讲的朱子学是民间儒者或学者自己理解的朱子学，不是朝廷规定的朱子学。它的内容是民间性的，这是最基本的特征。第二个，书院的主要功能是传道，不是传授知识。但并不意味著书院就不重视知识，因为儒家的道统，在长期的历史中也变成了知识，经书从孔子整理后，无数人注解，就变成了知识，讲道的纪录通过后人整理编纂也变成了知识。因此书院有传授儒家文化知识的功能，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传承儒家的道统。对于知识的保存、传授，主要责任在政府，因为它有这个条件和资源，古代的书造价是很贵的，民间收藏有困难。所以书院主要的功能是传道、弘道、讲道。而书院所谓讲学，也是讲“道”意义上的学，即经学、道学、心学等，而不是讲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即纯粹知识性的学。现在兴起的“书院热”，好多书院就不是这样。有的书院，不是民间兴办，是由政府给钱，维持也靠政府。比如现在的岳麓书院，就不符合古代书院的性质，它不是民间办的，是政府办的，经费来源是政府。还有它讲学的内容，刚才我们讲到，书院主要是传道，然后才是在“道”的意义上产生对“道的知识”的传授。现在岳麓书院办的活动，有些是世俗性的学术活动，如办有关期货的班，与儒家文化无关的议题也拿到书院来讲，就不合适了。还有文学家办的书院，他们都是文学家，有地位，有声望，有资源，也办起来了书院，但他们的兴趣都在文学方面，举办的多是涉及文学的活动。传统的书院讲“道”不讲文学，文学属于“游于艺”的范围，与书院所讲的“道”与“学”不属同一层次。古代民间有专门研习切磋文学的组织，如诗社、文社等，但这不是书院，书院是严肃的具有神圣性的讲儒家之道的道场。

 

洪：广州有个东方英文书院，是讲英语的。

 

蒋：那不是书院，他们是学香港的，名不符实。

 

洪：香港有个新亚书院。

 

蒋：新亚书院介于传统书院和现代学校之间，不是传统的书院。这是资源的问题。钱穆这些老先生，他们是想用中国文化的精神，创办真正弘扬中国文化的书院，这是他们的理想与愿望，但在现实中他们办不下去，他们只有理想没有资源，要办实际的事就需要资源。而有资源的人合作办学的动机与有理想的人的动机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那些资助办学的人要办成学校，就是世俗的进行国民教育的学校。这样一来，新亚书院就办成了学校，它要在社会上招生，要考虑学生的就业问题，要培养世俗社会需要的毕业生，学生毕业后要上大学，这就进入了国民教育体制。不过新亚书院初建时还是很纯正的，能够在夹缝中秉持中国文化的理想教育学生。但后来建立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新亚书院合了进来，在科层制的西式大学中就很难坚持中国文化的教育理想，最后钱穆先生被学校当局气走，新亚书院的中国教育精神就不复存在了。梁漱溟先生在四川重庆办勉仁书院的时候，他当初的理想就是要办成宋明儒式的书院，他年轻时就是这个理想。那时已是抗战后期，他要办传统的书院，但是他自己也是没有资源的，虽然他有名气。后来好多人支持他，但最后，支持他的人，不希望办把书院办成传统的书院，因为那些出资的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进书院读书，就希望把书院办成中学，梁先生就只好妥协，将勉仁书院分成两块：一块叫勉仁中学，一块叫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就是国民体制教育，就是现在的学校，学生从学校出来是要找工作的；勉仁文学院实际上就是传统性质的书院，自由讲学。最后，还是很艰难，没办法办下去。马一浮先生办复性书院，当时之所以和熊先生意见不一致，就是因为这些现实的问题：学生出来怎么办。马先生说传统的书院，是不管出路的，不管找工作的，熊先生说这些实际的问题书院还是要考虑，这些现实的问题还造成了两位先生的不和。复性书院最后因为国民政府教育当局违背不审查书院教学的承诺，也因为书院不接国民政府教育当局的审查而费用无着落，最后没法办下去。如果当时国民政府不存在的政策上的压制，如果有社会资源，复性书院肯定可以办下去。当时复性书院靠国民政府给钱，马先生说书院是方外之学，不纳入国民体制教育，具体说来就是书院的教材，国民政府不能干涉审查，当时国民政府答应得好好的，结果办了一段时间，国民政府违背承诺，要来审查书院的教材，马先生气坏了，就决定不办书院了。

 

洪：清华国学院是不是也是想将书院与现代化的教育相结合？

 

蒋：没有，清华国学院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办的，基本上是汉学的方式，不是传统书院的方式。

 

洪：那四个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除了陈寅恪其它不算儒家吧？

 

蒋：广义上都算，这要看是哪种儒家了，儒家里面也是分好多流派的。我们说广义的儒家，凡认同儒家价值的，都算儒家，这很复杂。梁启超，在晚年算儒家，他早年晚年儒家色彩比较浓，中年走了歧路，晚年以后才回归儒家。这几年中国大陆出现了大家都想办书院的热潮，这是个好现象。但是就要注意名实相符的问题。如果有书院的名称而没有书院的实质，那意义就不是很大。所以要为书院正名，但书院传统刚恢复时也不能求全责备，因为书院传统在中国严格说来已经崩溃快四百年了，进入清王朝就没有宋明儒式的书院了，我们希望以后能慢慢做到名符其实，按传统书院的方式来办书院。

 

洪：国内现在有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吗？

 

蒋：目前国内的情况我还不清楚。

 

洪：我办书院也是许多年前的想法。我感觉西方的大学制度是培养工匠的，上次到阳明精舍来后，就想看怎么和精舍有个互补。你那头是研道、守道、论道的地方，是不是还要有个传道、弘道的地方？

 

蒋：书院也有提高与普及的关系的问题。

 

洪：我觉得你应该带些弟子，这次去了曲阜，我看到相当一批人认同你的理念，而且都没见过你，都希望到你的阳明精舍来。但阳明精舍没有条件和能力来接待那么多人，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先小规模搞一个书院，可以接待二三十个人，先办起来。

 

蒋：应该这样，书院规模不在大，而在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

 

 

洪：但是我现在有了场地，缺乏师资。

 

蒋：我这几年还是比较低调的。只是去年，偶然深圳晶报一位记者自己跑到山上来作了报导，大家才知道有一个阳明精舍。一直到现在，我都没下山。去年因为那些媒体报导，好像以为我下山了，以前好多学生也鼓动我下山，其实我一直没下山。为什么呢？因为儒学这一百多年来受的磨难太大了，一个文化、一个教，最根本的还是他核心的学理价值，这个最核心的学理价值没有了，便复兴不起来。那些外在的形式，组织形式也好，教育形式也好，都是为了落实中国文化的义理价值，本身的意义不是很大，最还要的还是儒学基本的义理价值。这一百年来，儒学受到破坏最大的，就是其义理系统。书院建筑被文化大革命砸掉了，有钱就可以恢复； 1905年后被拿来搞成洋学堂了，那也没关系，以后只要有资金，也很容易恢复。现在政府为了旅游，不也恢复了很多古代书院的建筑吗？但这些恢复的古代书院的建筑中已经没有儒学的活的精神了，没有中国文化的价值了。就算现在政府愿意出钱恢复传统书院，谁来讲学呢？你就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才第一个想办讲学的书院，就遇到了这种问题，根本就找不到人来讲学。我们现在的情况，和汉代初年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可能比那时候还惨。那时候鲁申公还在，政府感觉到要恢复儒学，就赶快“安车蒲轮”到民间去把他们请回来讲学。那时候懂儒学的老先生们还在，虽然年纪很大了，鲁申公九十几岁了，但是朝廷请他出来让他传授《诗经》。伏生也还在，年纪太大了，实在来不了，朝廷就派人去他那里学，把《书经》及其解释记录下来，不要让文化失传。我们现在几代人过去了，我们中国还有鲁申公、伏生吗？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复兴儒学比古代艰难，表现之一就是没有硕儒老师。还有，我们面临的摧残，不仅仅是内部的政治动荡，内部的文化分裂，还有西方文化的挑战与霸权。这样的话，现在办书院师资就成了最大的问题。那么怎么办呢？现在确实应该着重培养师资。但这种师资和其它师资又不一样，不是说办个培训班速成班就能够解决，也不像你办个英语学校一样，几个月就可以很容易地培养出人材。学问的传承，不会那么快。高深的学问，特别是儒学，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荒江野老屋中一二素心人士慢慢商量培养出来的，不是市朝热闹之学，往往要花几代人的功夫，你看理学的形成就花了濂、洛、关、闽好几代人的功夫。其实我上网的时间也就是这两年，我就发现这几年像心兰这样信奉儒家价值的一批年轻人涌现出来了，他们有热心，有激情，有信念，有担当精神，而且活动能力也很强，我感到儒家后继有人，所以很欣慰。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快速流通的特殊时代，网络出现了，非常低的成本，非常快的速度，非常大的信息量。有了网络，志同道合的人就容易联络起来，互相交流，互相印证，也起到了书院的某些功能。实际上，书院的某一方面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时代，可以由网络来实现。但是，书院师友同门面对面交流的深厚情谊，以及辩难的机锋体验与当下有省的悟道喜悦，网络交流是做不到的，网络最多能够提供“理入”的空间（当然与书院相比网络提供的“理入”空间也是有限的），而网络不能提供“悟入”与“情入”的空间。所以，书院不只是儒家说理论学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证悟生命存在（悟道）与同道相互“印证”的场所。刚才还有一个书院的功能没讲到，就是印证。因为人学道，自己研究了，自己弄懂了没有，自己是搞不清楚的，需要师友之间、朋友之间相互印证，这样才可以发现生命悟道中的问题并坚定信心。一个人孤陋寡闻，信心很难坚持。所有的精神活动，都需要同道之间相互印证，传统的儒家书院，就有这个功能。现在中国文化崩溃以后，我们所处的状况，比古代还差，我原来的想法是要复兴中国文化，就要先复兴书院，但是现在发现，复兴书院，首先要培养师资人才，没有师资人才书院硬件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但问题是，师资人才不是一下子可以培养出来的。现在要办一个国学院，也找不到师资人才，连当初清华四导师这样的人才也找不到，更遑论鲁申公、伏生这样的经师硕儒了。清华四导师除陈寅恪外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儒者，传统儒者是像鲁申公、伏生、濂、洛、关、闽、阳明先生这样有鲜明文化传承与坚定道统担当的人。没有了这样的儒者，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与复兴儒家文化的最大困难。

 

洪：蒋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蒋：我觉得珠海这个地方适合搞文化。由你洪先生来做，有两个优势，一个是你有这方面的能力，有办学校的经验；第二个，你有热心和信念。书院不在大，不在你有多少的学生，有多少的资源，问题是你要起愿发心，同时要有基本的能力，没有基本能力也不行。我办书院是没有资源的，你办书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比我强。平和书院刚开始小并没关系，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信念，要心诚，第二个是要聚集一批朋友，象心兰他们这样对儒学有信仰的年轻人。第三个，要有长远的打算。开始小，资源少，就小规模办下去。现在培养师资，其实就是自己学习，要自己在儒学的道路上学习，自己培养自己。比如象心兰这些人，想拜我为师，我都没正式同意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师道已坏，恢复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师道恢复后再说。还有，这个培养是个很长的过程，现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儒学，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一派，每个人在网络上都可以发言成为一家。现在要学儒学的人，比古代又有些麻烦，选择上的麻烦。在古代比较简单，比如在宋代，谁是当时的大儒，大家都知道，比如东南三贤——朱子、吕祖谦、张拭，大家都知道，学儒学大家都知道要找他们学，这是当时的共识。而在当时他们又是名符其实的大儒，朱子他们当时把所有的外部事物都摒弃了，一心一意研究学问。现在不一样了，在一人一派的情况下，年轻人在选择上就比较麻烦，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儒学，还是儒学的正宗。在这种情况下，谁是谁不是，就出现了所谓后现代状况，所有的学说都没有权威，就算有权威也不承认，人人都是批评家，这是信息太方便后带来的问题。这样的话，比如我讲的儒学，年轻人认不认同，认同到什么程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所以，不急，拜师的问题不急。其实拜不拜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心向学向道，学问道术本身才重要。至于问我有没有什么计划，我没有什么计划，我只是默守传统书院成规，读书、守道、论学而已。

 

洪：现在由于信息的发达，你的书、你的文章很多都在网上能看到。但是如果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流能有碰撞，相互之间言传身教，大家都有兴趣在一起学习，比如针对华夏复兴网上的同道，选择一些悟性比较好的，比较谦虚好学的，大概十几人左右，如果蒋老师有空，可以过来讲课。

 

蒋：现在我自己身体不大好，不宜多说话，不能很长时间说话，讲课有困难。

 

洪：米湾和张祥平他们都可以过来，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多讲。

 

蒋：我可以视身体情况而定。因为平和书院搞一个会讲，大家都可以讲，以互动的形式辨析学理。现在平和书院的功能可能有两块，一是推广儿童读经，一是自己学习提高。在传播普及的同时自己也需要提高，需要深入证悟体认儒学义理。平和书院不能局限在仅仅提供一个场所，自己也要提高。要提高对中学的理解，当然也应该了解西学，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阳明精舍的定位，是完全传统式的书院，它的运作方式、管理模式、功能，都是完全传统的，而且主要是高层次的儒学研习与进修，就是我前面说的读书、守道、论学，不向外。以后平和书院发现可以深造的学子，可以送到阳明精舍来。最起码我在精舍时可以来半年，到山上的目的就是读书体道，进修提高。我不下山的理由之一是，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我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去读书，可能在这中间要走许多弯路。我把我二三十年体会到的道理简要地讲给你们听，你们就不用再走这些弯路了。这是分工不同。读书的方式有很多，也要有悟性，也不是下了功夫读书就读得懂的。我的最大乐趣在读书，我一天到晚都在读书，自得其乐，我现在才读明白了一些古圣贤所说的道理。

 

洪：你现在道已很深了，什么时候可以下山呢？

 

蒋：没有时间表，有人来阳明精舍问道，他们下山把我讲的道带下山，我就不用下山了。

 

 

洪：你在山上可以培养君子，但能不能在短期内，开个培训班…

 

蒋：君子不是办班可以培养出来的，阳明精舍是完全传统的书院，不办培训班，不培养毕业生，但可以通过高层次的学术活动影响学生，阳明精舍有儒家的精神影响力，有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我并不指望阳明精舍能培养出君子，古代的书院，创办人去世以后在学术上就难以为继了，这就是说书院的私人性很强，这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特点。说好的话它可以保持儒学的独特性、丰富性；说不好的话，人亡道息，书院精神难以传承。所以人最重要，有其人就有其道，有其道就有其书院，道因人传，书院因人存。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摸索一种新的模式，既要保持传统的特征，又要符合现代的现状，比如说网络，以前是没有的，完全固守古代，是不智的，一些工具性的东西是可以利用的。我为什么要下山？有人去把山上的信息带下来不就行了吗？

 

 

洪：目前情况下，能够在山上呆半年的，我相信有人，但实际上…

 

蒋：实际上也没多少人。我所做的事情，是把握儒家的精神价值，还有重建儒家的解释系统。这是件很大的事，很费时间与精力。一个人所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我不能同时做这些事，又同时到大学里去讲学，去民间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去培养讲授儒学的师资，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但我知道这些事很重要，我希望有儒家的后起之秀来做。阳明精舍基本上不接待希望一般性了解儒学的人，不做儒学普及推广的工作，即使有人来，也不在多，而在质量，有那么几个人能够真正把握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能够有力地回应时学的挑战，也就够了。不要有黄埔军校的意识，因为我们不是在搞世俗的政治，世俗政治当然需要动员广大的民众，我们是做学问，学问不在人多，而在精专真诚。当然，在信奉儒家价值的人中，人的能力、偏好、取舍会有不同，有些喜欢学问，有些喜欢活动，到我这里来的就是做学问。我自己也没有兴趣与闻时政，我只是讲明为政的大经大法，那就是孔子所说的“义法”。当年文中子调教魏征，也不是教他去做官。魏征刚开始是个纵横家，纵横家的目的就是自己的荣华富贵，出人头地，即就是做官，而不管政治的大经大法。后来魏征到文中子的山上去，与文中子呆了一个月，出来后就变了，变成儒家了，虽然以后他继续从政，但从政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出人头地了，而是为了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家文化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与圣贤事业，儒家文化通过文中子的学生们复兴起来了。但现在我们也不要太乐观，这几年认同儒家价值的人好像多一点了，就认为儒家文化的复兴马上就会有一个改观，不会这样快。我们还得扎扎实实把儒家学理搞清楚，培养出一批真正的，有担当精神与担当能力的人才来，儒家文化的复兴才会大的改观。培养这种儒家人才要花几代人时间，要一代一代来。到朱子是第几代？濂洛关闽，是好几代了。我们现在做的是奠基的工作，道路还很长。

 

洪：你觉得中国的儒家文化，复位大概要多长时间？

 

蒋：这个算不出来的，儒家不算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现代社会信息传播快，可以把儒家文化复位的速度加快。只要儒家价值能够被中国的精英人物接受，首先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接受，在中国人中达成以尧舜孔孟之道安身立命与治国平天下的共识，儒家文化的复位就离我们不远了。

 

洪：我上次也和汤恩加先生说过，就是把儒商、儒官、儒士三结合。

 

蒋：文中子并没有教他的学生怎样去做官，而是用“王道”来教育他的学生，为他的学生树立高远的政治理想，这才塑造了“贞观之治”一代儒将贤臣。你说的“三结合”中，儒士最重要，一个人必须先做儒士，然后才因其社会角色和分工而为儒商、儒官，儒士解决一个人的价值信仰与道统担当，而儒商、儒官只是儒士的社会职业分途。所以我们应该说先做儒士再做儒商、儒官，离开儒士的价值信仰与道统担当就不可能有儒商、儒官。如果中国已经有了儒商、儒官，那他已经是儒士了，他生命中已经将三者结合了，不再需要外在的结合了。不过，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儒士的文化地位要高于儒商、儒官，儒官多进入凌烟阁或忠烈祠，而儒士则进入孔庙配祀孔子。

 

洪：儒家总是讲济世安邦的，你讲的这已不仅仅是修身了。

 

蒋：最大的济世安邦，就是在政治中落实孔子的王官学，这是儒家最根本的文化诉求。

 

洪：我到其它地方感觉不到，只有参加曲阜的会，我才感觉到，大家对儒家文化都有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内心信仰。

 

蒋：儒家的生命力在民间，你的感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但儒家文化的复兴现在还是比较艰难的，你如果想把平和书院办成一个儒家的道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要把你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为儒家文化的复兴做出贡献。

 

 

洪：我到山上时，你还说你是在守道。现在不用守了，有这么多人了，所以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

 

蒋：是在变化。阳明精舍是不动道场，道场有动的有不动的，平和是动的道场，可以互动。

 

关于平和书院会讲一事，是学术性活动，主要的还是问难，探讨问题。按古代的传统，大家聚在一起，提出问题，互相讨论，也不要固定讲什么，关键是与会者有什么问题，我给他们解答。辩难问答，才是最高层次的学问。他们来一次，心里有好多问题，自己可能把握不太准，来求证。书院的学术成果，是师生共同创造出来的，《传习录》不是阳明写的，都是学生问学问道在一起辩难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记录下来的。《论语》也是这样。这些都是传统，如果届时我的身体允许我去平和书院，与会者中理解能力比较深的，他们可以问难，提问题，自己记下来，以后慢慢理解。书院不像现在体制内的大学和研究所，非要讲课发表论文。中国书院的讲学活动，是最符合人性，最自由的，最充满灵性的，师生之间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是学都是道。一个老师在上面讲，一群学生在下面听，是西式的教育，中国古代不是这样，会讲最多拟出一个题目，老师引出问题，大部分问答辩难。就是学生们来了，大家坐在一起，有什么问题问，老师答，这样会很有效果。所以书院不能办成体制化教学的方式，老师讲，学生在下面记笔记，这些都没有必要。不要搞成现在的学术讨论会，要恢复书院的自由讲学气氛，大家想到公园里，或者想在自己的寝室里讨论问题，都可以。

 

现在中国确实需要建立儒家道场，培养人才。在刚开始时，我们培养种子，以后要靠他们去传播儒学。

 

洪：具体怎么操作，请蒋老师指点。

 

蒋：现在从儒教复兴的角度来说，今后的确需要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中国儒学院，来培养专业的儒学教学人才与研究人才，同时也培养实践儒家义理的社会活动家。传统的时代，书院是在儒教的氛围中办的，它只要好好把儒家学问做精做好就行了，不需要考虑重儒教重建的问题。现在不行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儒教崩溃了，中国文化被西方解构了，这种“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状况遍及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的各个层面，现在的中国处在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文化真空”状态。所以，要重建儒教，重建中国文化，就不仅仅是一个学问问题了，还涉及到儒家的社会实践与创制努力。学问只是重建儒教、重建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尽管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除了讲明儒家正学外，还需要开展儒教复兴的社会实践。

 

洪：我觉得现在的社会资源可以利用。

 

蒋：当然可以。我提到儒教重建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上行路线，即重建王官学，就是儒化中国政治；另一条是下行路线，在民间重建儒教社会，即重建中国现代的礼乐社会。儒教的传统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利用的最大资源。

 

为了避免儒教体制化后可能带来的腐败，即使儒教恢复了，体制外的书院照样必须存在，书院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永远是克服儒教异化的民间力量。所以，书院的建构永远会存在。对此，平和书院应该有信心，以后大家都会支持。

 

洪：我以前还担心会不会有学生，现在这两位自愿辞去工作来了，所以不成问题。他们现在都愿意献身于这样的事业。

 

蒋：是的。

 

 

洪：香港有个孔教学院。

 

蒋：孔教和儒教不是一回事。孔教是康有为当时要回应基督教而提出的。基督教是耶稣教，它以耶稣作为精神信仰的象征，所以康有为觉得中国要回应基督教挑战的话，就必须像基督教尊耶稣为教主那样尊孔子为教主，但他没想到儒教和基督教是有区别的。基督教从犹太教分裂出来后，旧约变成犹太教，新约变成基督教，虽然耶稣说自己是来成全旧约的，但实际上基督教的整个义理系统、组织形态基本上都离开了犹太教，所以新约是与上帝重新立约，耶稣的出现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孔子不是这样，孔子述而不作，宪章文武，追慕三代，孔子的出现并没有否定三代的历史，而是要重建三代的历史，实现王道政治，所以孔子的出现并没有开创历史的新纪元，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不像耶稣是新宗教的教主。另外，儒教实际上已有6500年的历史，伏羲画卦，《易经》的出现就是中华文明的开始，即儒教的开始。伏羲本身就是圣王，圣王合一、道统与政统的合一就是儒教最大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儒教、中华文明已有6500年的历史，而儒教的存在早于孔子4000年，孔子只是儒教这么长的历史文化中的一个继承发扬者。如果仅仅用孔子来做教主建立“孔教”的话，就很狭隘，那孔子以前4000年的中国文化（儒教）怎么办？所以，我认为应该提“儒教”，而不应该提“孔教”。

 

洪：儒教的英文全是Confucius。

 

蒋：那是西方人翻译的。我们如果翻译的话，就直接用汉语的音译就行了。西方人把儒教翻成英文Confucius很自然，他们有个救世主，就自然把孔子也比照成救世主，把 “儒教”翻译成“孔教”。上面已说，儒教在孔子之前还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孔教”不能涵盖“儒教”，所以我们应该提出复兴“儒教”，而不是复兴“孔教”。

 

 

蒋：一个教最重要的是它的学理、教义系统，不在它的形式。现在儒教的复兴首先要在学理上复兴起来，然后才是组织形式问题。如果没有学理的复兴，只有组织形式，是不行的，因为组织形式只是特定义理价值的载体，而组织形式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回想一下，这十几年，特别是近三四年来，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多了，但多偏向于感性认识，还缺乏对儒学义理价值的深入了解。对儒教的复兴应该有三个担当：仁智勇“三达德”的担当，即仁心担当、义理担当、气魄担当。现在仁心担当容易建立了，因为中国人天然对自己的文化怀有感情，不忍自己的文化消亡。气魄担当这一块也问题不大，因为发心向学向道的多是有志青年。我们可以说，没有豪杰的气概，做不了儒家。儒家的气魄是很大的，儒者必须顶天立地，把握乾坤。我们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是王官学上的争论，是道统上的争论，不是在技术层面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争论都是在最高的层次，在道的意义上的争论，所以我们要有“道在是”的气概，要有孟子“舍我其谁”的气概，要有阳明学所说的“狂者胸次”。我发现，除了我的政治儒学外，其它儒学与西学的争论都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争论，这样的气魄不够大，儒者最大的气概是横渠先生的“四句教”，值得我们效法。第三个，就是义理担当，这在现在的中国比较欠缺。因为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解构以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义理系统都搞不清楚了，对儒学的价值都模糊不清了，到现在为止，什么是儒学，都还在争论。你们要建立一个网站也好、杂志也好、书院也好，你们究竟要复兴什么样的儒学？现在都不很清楚。你看现在的一些儒学网站，不缺乏仁心担当与气魄的担当，但在义理上则各说各的，不能深入，多是感性层面的认识，这需要再上一个台阶，深入进行儒学义理的体认与研究，力图正确地全面地把握儒学的义理价值。但是，义理的功夫，又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就，要花长期的时间，不断的积累才能义理精纯通透，这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现在光靠仁心担当，光靠气魄担当还不够，还必须加强义理担当。为什么我们批评新儒家？港台新儒家不乏仁心担当与气魄担当，但义理不纯，有西化倾向，我们不能完全接受。港台新儒家的学问，是向启蒙价值靠拢，向西方文化靠拢，这样的话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就不能体现。这些都是义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所以，现在义理担当是儒学复兴与儒教重建的关键。

 

 

心兰：那要不要以您的名义做一个网站。

 

蒋：不用。我希望的是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好读书静思。以后你们有什么学理上的问题，自己先思考，自己不能获解，可以来问我。我们今天的谈话是事务性的，我更希望是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如果谈话能解决一两个学术问题，才有意义，因为儒家现在遇到的很多学术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洪：那我们要不要在华夏复兴网上专门开一个问答栏？

 

蒋：也不用，问的人要有一定层次。不是人人问都可以答的。为什么《论语》是经典？《传习录》是经典？都是学生问得好。学生问得好老师才答得好，问得好才可以成为经典的问答，引出重要的问题而解决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大哉问”。提问必须是有层次的问，提问者自己已经把某一重要问题想了很久，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认为已得其解，这样把问题问出来，就算老师回答不上来，也可以显示这个问题的重要。当然，还有其它方式，平和书院可以尝试采取一些现代的方式运作。其实我的心态完全是传统的，我的兴趣就两条：第一是专心读书，搞清儒学的义理问题；第二是有很好的学生，能够“大哉问”的学生，激发出我的思想，师生共同解决重大的儒学义理问题。这不仅是我的兴趣，更是我的乐趣。至于写文章、开学术会议甚至办书院对我来说都是责任，我看得并不是很重要。

 

洪：像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蒋：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不是说在报纸上发个广告，招一批人来就得英才教育了。这需要长期的往来、沟通、培养。儒学不是世俗的知识之学，而是生命体认之学、天道性命之学，不是那种现代教育制度可以直接教授的，要靠自己潜沉玩索默会于心的生命体会。像孔子、阳明的学生，都是接受老师的思想后，有自己深入的生命体会，才自己真正受用。真要办儒家的书院的话，就必须自己是儒家的人。必须是子贡才会为孔子去做事情，不需要孔子讲，子贡会自己做；不是孔子要子贡去做，而是子贡自己要为孔子去做。因为他们的信念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儒家的事业。所以我常说，先有儒家的信仰，才会有儒家的事业。

 

后学心兰乙酉年十月廿六日整理于平和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