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正义》——晚清经世派之巨著

作者：潘宝明

来源：《扬州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廿二日壬午

           耶稣2016年1月1日

《孟子正义》,焦循学术思想代表作，清代阐释《孟子》的顶峰之作。学术成就较高，是清学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概貌及其兴起、繁盛的代表作之一。不仅为后人研究《孟子》，乃至研究清学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且焦循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的良好的学术风气，不仅在当时为学术界称道，而且启示着后继者正确看待学术与实用的关系，正确处理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

文化扬州，为焦循《正义》提供了学术土壤

学术研究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乾嘉时期，基本上实现了满汉两大民族融洽共处的统一局面，政治的相对稳定，清帝南巡倡导风雅，既稳定了封建统治基础，又为学术的繁荣、扬州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必要条件。

扬州书院林立，且有实力延请海内学者来安定书院与梅花书院掌教，“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扬州书院培养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人才或学识渊博的文士、学者。柳诒徵《江苏书院初稿》赞叹道：“段、王、汪、刘、洪、孙、任、顾诸贤皆出于邗之书院，可谓盛矣!咸同以降，稍不逮前，然江南北知名之士，不试于扬州书院者，盖鲜。”乾隆四十五年，焦循入安定书院肄业。

扬州地方官多文章太守,支持学术研究。焦循17岁时，逢户部侍郎刘墉督学江苏，试学扬州，其才学得刘墉喜爱，刘勉励他学经。焦循与伊秉绶、阮元等官员往来论学不断，如《扬州图经》、《扬州足征录》两部地方史志都得到伊秉绶的悉心关怀。阮元一生倡导学术，培养后进，在读书人中影响很大。阮元的治学思想——“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更成为焦循《正义》的指导思想。

本邑先世学人的沾概，影响着焦循。隋唐时曹、李的《文选》，宋时徐铉、徐锴的《说文解字》，在文字释义、因声求义、以今语俗语证古语、兼明假借引申之义、梳理古今文字之体等治学方法上让焦循受益良多。

顾炎武提出了由音韵文字通诸子百家的主张，借以达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以救世”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其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治学主张为扬州学派所崇尚。焦循更因此开启了晚清经世派的先河。

戴震的学术思想和见解对扬州学派的影响极大，焦循与汪中、阮元、任大椿都师法戴氏，在经史、子学、小学、古籍整理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焦循一生推崇戴学，继承和发展戴震治学特点，首在能“创”，如焦循研究《易经》，黄承吉治文字学，均前无古人，自创新例；次在能“通”，王念孙研究训诂，阮元研究名物制度，汪中辨明学术源流，都能融会贯通。焦循早年曾治《论语》，因素善戴震的经学之论，仿戴氏《孟子字义疏正》之例，撰《论语通释》。

扬州深厚的文化的影响，使他避免了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境遇，而能择善而从，取精弃糟，独辟蹊径。

《孟子正义》，凝聚弟兄父子心血的文化巨著

《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

正义，其一意为“正确的含义”，最初是疏解，《后汉书·恒谭传》说，“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后注释经史，多有以“正义”为书名。随着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定于一尊，历代学者纷纷为《孟子》作注解。汉朝及稍后的学者们的注释工作，人们称之为注或笺。唐宋时期，由于时代久远，人们对汉代的注释也难于理解了。于是一些学者不仅注解经传的正文，而且对前人的旧注也进行解释和阐发，习惯上就称之为“疏”或“正义”。

据焦循自述，其弱冠即好读《孟子》，对历来经疏中的舛驳乖谬和文义鄙俚深感不满，立志为其作正义，惜为世务所阻，故“辍而不为”。嘉庆二十一年（1816），在完成《易学三书》后，即与其子延琥博采顾炎武以下六十余家著作中有关《孟子》和赵岐《注》的论述，先编次长编14帙，而后就长编以己意贯串推衍，仅7个月时间，嘉庆二十四年（1819）《正义》草成，编为30卷，又复讨论群书，删繁补缺，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终成定稿，70余万言，手写清本未半而病卒，殁后，廷琥秉承父志，竭力完成《正义》校对、誊录工作。惜半年有余，于道光元年（1821）二月，廷琥亦以病终。临终之日，遂深托其叔焦征，以完成《正义》刊刻印行。道光五年（1825）焦征缮清付刊问世。

其间焦循足疾已十分严重，惟恐“志有懈弛”，故“立定课程”以逐日稽省，恪守预期，神思俱凝聚于著述之上，自己也感到用思太猛。惜翌年七月，旧病复作，且病入膏肓，不顾病痛折磨，进行《正义》的校誊、编订，仅手录其中十二卷就搁笔仙逝。其子追思他的工作情景，“每夜三鼓后不寐，拥被寻思，某处当检某书，某处当考某书，天将明，少睡片刻，日上纸窗，即起盥漱，以夜来所寻思，一一检而考之。”至死还在呕心沥血地做学问，那种为学问而学问，而不是为利益、为金钱、为地位而学问的精神，辛苦与毅力令人感佩。

此前对孟子的研究不乏其人，以汉赵岐《孟子章句》、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最为著名。焦循的《正义》，是清代第一部用一家之注（赵歧）的新疏，对于赵岐《孟子章句》，一申其义，二补其注，三正其误，四存其疑。阮元评价，“疏赵岐《注》，兼采近儒数十家之说，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传之正指。”乃清代“新疏家模范作品”。

从上可见，《正义》一书，盖成于焦循、焦廷琥、焦征三人之手，是凝聚了弟兄父子的心血之作。

《孟子》疏正，体现征实博采包容之本色

清代学术，吴派最专，皖派最精，扬州之学最通。乾嘉学派，一般可以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其特点是“唯汉是信”。而皖派反对墨守古人经说，主张择善而从，而断之以己之考证。焦循一生推崇戴学，继承和发展戴震治学特点，一是能“创”，前无古人，自创新例；《正义》主要疏赵岐《注》，焦循实事求是，他护惜赵注：在学术方法上，以汉学之实学精神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充分重视赵岐的章旨，实为对赵氏义理的重视，对汉代经学思想的认同。二是能“通”，反对“据守”和所谓“定论”，贯通儒家经典：在学术思想上，重构《孟子》一书的经典意义。

此书是焦氏一生中最重要著作，他在书末概述本书编纂过程谓为《孟子》和赵《注》作疏有十难，而取资于诸家之书则“已得其八、九”，其征引“凡六十余家”。如理、气、命、性取戴震、程瑶田说；井田、封建取顾炎武、毛奇龄说；天文、历算取梅文鼎、李光地说；地理、水道取胡渭、阎若璩说；逸书考订取江声、王鸣盛说；六书训诂取王念孙、段玉裁说；板本、校勘取阮元、卢文绍说。显示出兼容并包，唯求大义的崭新风貌。

博采百家是焦循的治学特点，以孟释孟和以经证史，更是焦循对孟子研究的优势所在。

东汉赵岐以章句之学为孟子作注，断其章，取其义。此后注孟子者均未能脱其窠臼。但焦循充分注意到了孟子的内在逻辑，公孙丑章句上《正义》云：孟子之文，彼此互见，贯而通之，乃见其备。焦循整合了孟子经文，把经文中相关联的问题相互阐发，使之不为章句结构所切。《正义》指出孟子经文彼此互见、上下互明的，计17处之多。

训诂方法，多种多样互为补充

清代学术以汉学独尊于世，亦以汉学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相抗衡。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道：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清代学者崇尚实学，不务空言。焦循的《正义》为清儒新十三经之一，在文字训诂、名物考证方面典型体现着清学征实、博采之本色，同时又典型地体现着其通儒风貌。

焦循《正义》一书的训诂方法多种多样，有形训、声训和义训等多种方法，其中义训又包括直训、训诂相代、递训、同训、后训足前训、同词分训、设立界说、观境为训、推求词义缘由、由反知正等方式。注疏方法互为补充，彼此牵连，用得十分灵活，具有综合性。而且，所有这些方法，都毫无例外地结合了引证法的运用，这是《正义》的一大特色。仅举一例：

《尽心上》《正义》：“叔从又，故为拾取之正训。”焦氏通过分析“叔”字的形符“又”，得出结论:“拾取”是“叔”的正训，即本义。《说文·又部》:“叔，拾也。从又尗声。”“又，手也。”焦氏说解与《说文》相符。这里用的是形训。《尽心下》:“说大人则藐之，忽视其魏魏然。”《正义》：“魏魏即巍巍，古或省‘山’作‘魏。’”“魏”和“巍”上古同属疑纽微部。这里用的是声训。又如：《告子上》:“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正义》：“俱学者，俱习也。”焦氏用训诂相代之法解释了“学”是“习”的意思。《告子下》：“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赵注:“庆，赏也。”《正义》：“赏、庆皆训赐。”同一个词训释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梁惠王下》：“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正义》在谈“郊”时引《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又云：“四境分界之地为坰。”对“坰”下了定义。《告子下》：“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正义》：“水之道犹云水之路，谓水所行之路，而寓顺导之耳。”先用训诂相代法以“路”释“道”，又用后训足前训法指出是“水所行之路”……

治学宗旨，以注经方式表达政治思想

焦循《正义》并未局限于字义训释的形而下层面，更重视对经文大义的汇通理解，在注疏背后深具思想，重新确立了《孟子》一书的经典意义，构建了自我的义理之学，实现了对汉宋之学的超越。

焦循关注《孟子》思想的闪光点：“民为贵”的民本思想；“亲亲”、“长长”的仁政学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道德伦理。他和凌廷堪、阮元都是乾嘉之际考据学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旨趣与政治理念颇多相同。他们专注于学术考据，也热切关注社会现实，多以注经的方式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焦循虽号称详于训诂名物，其于孟子大义也深有心得。疏文浩博，精义往往淹没其中，非细细覆按难明其体例。通训诂、明转注，固是清儒本色，焦循却并未以此自限，还试图对古代圣贤的思想世界进行某种“复现”或“重构”，力求扬弃纷繁分歧的先儒异说，“以己意裁成损益于其间”，即以自己的体会折衷，取得最接近“真理”的诠释。表面看，焦循是以传统儒学否定宋明理学，以客观的、历史的、科学的态度研究六经与孔孟，其实质是旨在恢复儒家仁义道德的正统地位。焦循主张会通辨析以明圣贤立言之旨，通过对《孟子》和《周易》的研究来阐明圣人思想，其间不乏新的思想火花。这是他们“任重道远”的使命感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患意识。

《正义》肯定了孟子的基本思想，又曲折地提出情欲自然论、礼治论、仁恕论等主张，含有平实、通达、宽容、开放的思想意蕴，是特定历史境况下，对乾隆皇帝构建的皇权专制政治与极权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拨。这种富于人性化的政治理念，旨在为现实中的僵硬政体注入一丝活力。焦、凌、阮学术中体现出的政治理念与现实关怀，折射出乾嘉考据学的另一种影像。

治学方法，客观学问结合主观性灵

清代有在“著作考据”之争：袁枚凸显性灵，孙星衍凸显学问，焦循则是想将学问和性灵都融贯到经学之中。焦循并不排斥考据学，他本人也精通考据学，但是他决不同意以考据学作为经学的范型。考据学所缺的东西是“性灵”，这种缺乏导致了一个问题：它误认了经学的本质特征。完整的经学本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客观的学问和主观的性灵。客观的特征是经文本身，而主观的特征是“性灵”。因此，当袁枚说只有文学才可以谈论“性灵”，而经学似乎只是考据之学，仅仅需要劳力抄书时，焦循就不苟同了。他认为《孟子》本身就文采飞扬，对其正义自然应该坚持以训诂明义理，提倡读书学习，斥责空疏，深重对经文的涵咏，强调会通。云:“按《孟子》经文，辞句明达，不似《诗》、《书》艰奥，而赵氏注顺通其意，亦极详了，不似毛、郑简严，待于申发。故但疏明训诂典籍，则赵氏解经之意明，而经自明。而赵氏有未得经义者，以经文涵泳之，亦可会悟而得其真，固无取乎强经以从注也。”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评价，“一方面是很优秀的经学家，一方面又是出色的文学家。这种情况只有扬州学派的学者可以做到。如焦循既是经学家，又是词曲研究家”。他善属文，最爱柳宗元，能把诗歌的性灵用在《孟子》等经学研究中，自然将客观的学问和主观的性灵结合得天衣无缝。

焦循思深悟锐，以《正义》的实践，提倡实测与贯通，则开创了一种注重过程研究的经学研究方法；强调无性灵不可言经学，走上了经学与子学的整合之路，为乾嘉以后经学研究转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学诠释理论。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