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的治学观：态度高于方法 不凭空造“空中楼阁”

原标题：徐复观的治学观

作者：郭继民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廿八日戊子

           耶稣2016年1月7日

作为熊十力先生弟子之一的徐复观先生（1903—1980），年过不惑（43岁）方开始回归“中”学，46岁开始著述，十年后就同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后来，他与唐、牟被并称的“当代新儒学三大师”。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在于徐先生对日趋“飘摇零落”的中国文化有一种责任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以迟暮之年，开始学术工作，主要是为了抗拒这一时代中许多知识分子过分为了一己名利之私，不惜对中国数千年文化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因而感愤兴起的。”（《两汉思想史》卷三代序）。除了这份责任外，与其独到的治学观与治学路径也是分不开的。

态度高于方法

学者治学，多重视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方法是治学成败的关键，好的方法可以事半功倍，而拙劣的、错误的方法则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然而，从政治生活中“历练”出来的徐复观先生却独具慧眼，明确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在我看，态度问题，比方法问题更重要。”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乙集）自序中，他写道：“其实，人类文化，都是由堂堂正正的人所创造出来，都要由堂堂正正的人传承下去。只有由平实正常的心理所形成的堂堂正正的态度，才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平铺在自己面前，一任自己理性良心的评判，选择、吸收，消化。”之所以有此看法，乃是当时学风堕落、学者人格堕落使然。在徐先生看来，作为一名学者，“无真实国族社会之爱，即不能有人类之爱。无人类之爱，则心灵封锁鄙恶，决不能发现人生。此种人，此种作品，皆与文学无关。”徐先生临终之前，念念不忘的《两汉经学史》的写作，他躺在病床上，自知生命不久，便与老朋友说出自己最大的遗憾，“已活了这么大年龄，应当死了；可惜想写的《两汉经学史》，竟没有动笔的机会。因为这种冷题目，我不动笔，是没有人动笔的。”可见，其写作的动因，除了绍述中华学术外，绝无任何私利。

徐复观先生之所以秉持“态度高于方法”之见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为己之学乃在于了解自己、开辟自己、建立自己，最终是成就自己的德性，所谓儒者“明理见性，见性成人”；儒者为学的目的就是“成人”之学，“求仁”的态度乃是为学根本性前提，正如阳明所谓“学者先立其大”一样，真诚的态度决定了儒者之学的品性和格局。

“客观地理解”是做学术的前提

谈及学术、思想，人们常常笼统谈之，以为二者是一回事。事实上，“学术”与“思想”是有区别的，“学术”工作更像“续家谱”，旨在说清楚学术自身的来龙去脉，并根据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申明学术的发展方向。自然，无论“家谱”还是“续家谱”都需建立在可靠、真实可信的文献基础之上，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可张冠李戴、越俎代庖。至于“纯粹的思想”，则自由的多，似乎可以“凌空”发挥，在宽泛意义上，只要能自圆其说，自成体系，大致即可称之为思想。但是，“学术”绝不可以这样“潇洒”，即便是发挥“学术”所蕴含的思想（即“学术思想”）也必须建立在可靠的证据、文献之上，做到“持之有据”，对文献有“客观地了解”，而不可凭空建造“空中楼阁”。

徐复观先生治“思想史”，尤其强调“客观了解文献”之立场，对他而言，“客观地理解”乃是做学术的前提。在做《两汉思想史》时，在文献考证上可谓下足了功夫。自清末尤其民国以后，“考据成风”，学界掀起一场“疑古过勇”的思潮。按当时说法，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是不可信赖的材料。于是徐先生亲自做起考据的工作，每一篇文章，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工作，力争在“证据的打擂台”上得出扎实的结论。“我若不自己下一番考据功夫，要便是把这些著作，从两汉思想中，武断地加以删除；要便是不考虑异同之见，我行我素地加以阐述。这都不是真正负责的态度。”顺便提及，牟宗三先生的著作之所以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亦在于他对古代文献有“客观的了解”，对古文献下足了功夫。其二十几部皇皇巨著皆非从自己的主观想法下手，而是从文献的掌握、爬梳入手，渐次理清文献的思路，把隐匿于文献中的思想以体系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人读后，信服且过瘾。

今天，人文领域的年轻学者，不能全面地阅读文献，缺乏“坐冷板凳”的定力，质言之，缺乏“客观了解的工夫”。学术上盲目追求“短平快”，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抽取几句话演绎下去，来展示个人“哲学的思辨之功”，虽然暂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从长远来看，毕竟得不偿失，因为缺乏客观了解、缺乏根基的“思想”是走不远的。

方法从“工夫”中来

强调治学态度，并不意味着否定方法的重要性。问题在于，方法是在累积的学习中“流淌”出来的，没有正确的态度和具体的“实做”，方法也将失灵。譬如游泳，倘若不下水，再好的《游泳指南》，也无济于事。反过来，有了具体的实践，方法自然会流淌出来，徐复观先生即作如是观。他认为，有了能虚、能勤、能慎、能改的态度，则方法是在工夫中产生、修正的——笔者将徐先生的这一态度称之为“工夫方法论”。徐复观先生尝言：“我所用的，乃是一种笨方法。十年以前，我把阅过的有关典籍，加以注记，先后由几位东海大学毕业的同学为我摘抄了四十多万字，其中有关两汉的约十多万字。”徐先生的“工夫论”可谓是“过来人”语，没有真实的工夫，妄谈方法又何用？功夫到了，方法自然会流露出来。

除了“工夫论”外，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卷三）代序还谈及“治思想史”中的考据，必然地向另外三个层面拓展”的话题，这三个拓展，其实就是徐先生治思想史的方法，兹介绍如下：其一，治思想史者当采用孟子所谓“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史的工作，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后人做一种解释。由此，解释和解释者的人格，是密切相关的。由此推测，古人的思想，必然与其性格、个性、家世、遭遇息息相关。因此，后人“做”思想史万不可凭个人狭隘之偏好，盲目评价古人，而需做客观的了解，不以喜恶论英雄，不以成败论英雄。其二，要善于在历史的脉络中探求思想发展的轨迹。思想固然隐秘，但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因为思想终极要显现，而思想的脉络总是在“学术史”中显现出来，“只有把握到这种动态的发展演变，才能尽到所谓‘史’的责任”。其三，归纳的方法。治理思想史，首先要通读全书，要把训诂、校勘、版本等问题概括在内；然后进条理，加以分析、摘抄，前后贯通，左右比较。其四，通过归纳理出思想脉络和思想精华。当然，上述这三个方法，究极处，仍是“工夫”。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