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颜氏家训》与《颜氏家训集解》之得失

作者：陈冠伟（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文学院讲师）

来源：《原道》第28辑，东方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十一日辛丑

           耶稣2016年1月20日

内容提要：《颜氏家训》是关于“治家教子之学”的优秀著作，其主旨是“忠孝”，其思想内容是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思潮的；在一些细节方面（如避讳）存在疏失。《颜氏家训集解》校勘精准，解说大都正确；但对颜之推的一些批评是有争议的，其“《礼经》早已失传”的说法是错误的。

关键词：《颜氏家训》《颜氏家训集解》忠孝礼王利器

家训，往往是一家的长者对全家人的训告和指示，拿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启示后人该如何观察世界、判断是非、处理问题，向后人提出长辈的勉励和希望。中华民族在共同的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发掘而总结出了修齐治平之学：“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中华民族优秀而宝贵的传统文化中，“齐家”从来就和“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学融汇于一体，“家训”从来就和社会、国家事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颜氏家训》指题署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的《家训》一书。该书反映了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人学者颜之推的人生观和思想学识，共七卷二十篇。《颜氏家训》流传于中国社会至今已经1400多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记录“家训”的众多书里的一种，因其体系宏大、内容丰富而闻名于世。《颜氏家训集解》[1]是由著名学者王利器收集历朝历代对《颜氏家训》所作的注释，结合自己的见解编撰而成，其成书、出版，至今也有30多年了，是一部研究《家训》的权威之作。这两部著作都有其明显的过人之处，得到研究者们的反复征引和赞誉，关于其错误或不足之处则谈得不多。《集解》虽然论及《家训》的缺憾，但其批评却未必完全妥当，而且并未察觉自身亦有疏失。

一、《颜氏家训》的主旨与价值

记录或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献宝库中，有很多关于“家训”、“家礼”、“家规”的文献材料，这些文献都可以归类为“治家教子之学”这样一个内容丰富的系列。贯穿于这个系列的宗旨之一，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即“忠孝”。这与传统十三经之一的《孝经》之旨是一致的。唐明皇在《孝经序》里点明了《孝经》之旨：“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着，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是知孝者德之本欤！”[2]宋邢昺作疏说：“经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亲能孝，移之事君则为忠……《论语》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今言‘孝者德之本欤’，欤者叹美之辞。举其大者而言，故但云‘孝’，德则行之总名，故变仁言德也。”

颜之推撰《家训》，无疑也属于“治家教子之学”这一系列，其主旨与《孝经》也是相通的，都强调“忠孝”。《家训》二十篇的第一篇《序致》，首句话就说：“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王利器在《集解》里证明，“隋人避文帝父杨忠讳改为诚”（第19页），所以“诚孝”就是忠孝。正因为《家训》突出了“忠孝”之旨，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所以该书自产生以来，历代统治阶级的文人评价很高。王利器的《集解·叙录》就注意到：“袁衷等所记《庭帏杂录》下写道：‘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王三聘《古今事务考》二写道：‘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第1页）《颜氏家训》能够闻名天下，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其原因除了自身本来的文字优美和内涵深邃，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也是重要因素。

在宣扬忠孝思想这一灵魂的指引或管束下，《家训》对晚辈提出了具体而必备的要求。譬如第三篇《兄弟》说：“二亲既殁，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爱先人之遗体，惜己身之分气，非兄弟何念哉？”（第40-41页）第八篇《勉学》说：“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第141，153页）第二十篇《终制》向后人交代自己的后事，说：“今年老疾侵，傥然奄忽，岂求备礼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劳复魄，殓以常衣……亲友来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违吾心，有加先妣，则陷父不孝，在汝安乎？”（第536页）

上引录的三段文章，各有其义蕴。出自《兄弟》的一段，教导后人兄弟之间互相友爱，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孝悌”之道。出自《勉学》的一段，勉励后人向学（低要求是学技艺），勉励后人用功读书。《终制》是写遗嘱的文章，要求后人为自己办丧事从简，以免“陷父不孝”。很多丧礼仪式都省去了，譬如“复魄”之仪，“亲友来餟酹”之仪，被立遗嘱者明文禁行了。“复魄”之仪，见于《礼经·士丧礼》，即后人为刚刚死去的人招魂，古代丧礼中常见，表示活着的人希望刚刚死去的人复活。[3]权贵家庭的葬礼往往极尽铺张，而古人更甚于今，如此家训却出自“黄门侍郎”的亲笔，这在古人之中是少见的。而由于颜之推的先人后事从简，如果颜之推自己的葬礼规模太过讲究，不仅违背了他一贯以来“去奢”的理念，也会使他有不孝之嫌。因此颜之推不要后人在他死后施行“复魄”之仪和“亲友来餟酹”之仪，表明了其思想境界上的超脱和对忠孝之道贯彻到底的决心。

前引三段文章证明：该书引导后人友爱兄弟，勤学而“得以自资”，自己做忠孝之人，千万不要“陷父不孝”。在其余篇章里，还有要求子女养成“慕贤”“去奢”“不吝”等好习惯的意愿。这样的家训是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思潮的，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也没有误导晚辈走歪门邪道之嫌。颜之推在《家训》中向后人介绍了一生做人和治学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后人的为人处事、读书治学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后世特别是宋以后有着深远影响。可以说，治文史、治经学、治礼学、治社会学、治伦理学者不可不读《家训》。

二、《颜氏家训集解》的优点

王利器是饱学大儒，著名文献学家，他在《集解·叙录》的最后两行说：“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稿，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重稿。”这部五十万字的书，自初稿、成书到出版，经历二十五年之久，令人对王利器治学的勤奋和严谨肃然起敬。据《集解·叙录》，“这部集解，是以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为底本，而校以宋本、董正功《续家训》、罗春本、傅太平本、颜嗣慎本、程荣《汉魏丛书》本、胡文焕《格致丛书》本……”（第11页）底本之外的校本少说也有十三种之多。王利器之前，没有哪位整理和解说《家训》的学者找过同一种书的这么多版本。找对底本与校本，对校勘学家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王利器为整理《家训》确定底本，搜罗众校本，显示了校勘学家的本色。

后面的文义考辩和解说之功，则得力于王利器校勘学之外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工夫。这里从《集解·教子篇》举例为证：“齐武成帝子琅邪王，太子母弟也……及太子即位，王居别宫，礼数优僭，不与诸王等；太后犹谓不足，常以为言。年十许岁，骄恣无节，器服玩好，必拟乘舆；常朝南殿，见典御进新冰，钩盾献早李，还索不得，遂大怒，訽曰：‘至尊已有，我何意无？’”关于这里“礼数”的解释，常见被理解为“礼貌、礼节的等级”；“何意”则容易被理解为“什么意思”或“何故”。

王利器为“礼数”加注释说：“古言礼亦谓之数，《左传》昭公三年：‘子太叔为梁丙、张趯说朝聘之礼，张趯曰：善哉！吾得闻此数。’前言礼，后言数，此二文同义之证。《诗·小雅·我行其野序》郑玄笺云：‘刺其不正嫁娶之数。’即用数为礼。”（第32页）这里关于“古言礼亦谓之数”的判断是有根据的。王利器举昭公三年《左传》为证，足以说明问题。另外还可以在文献中找出若干证据。《昭明文选》卷二十三任彦升《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首句云：“平生礼数绝。”礼数指的就是作为“国之干也”的礼。韩愈诗《桃源图》有“礼数不同樽俎异”之句，而“樽俎异”表现的就是“礼数不同”。[4]《新唐书·裴耀卿传》：“班爵与公同而礼数异，何也？”[5]礼数即为礼遇。这些文献证据都可以说明，王利器关于“礼数”的说法是对的。

王利器为“何意”加注释说：“何意，犹言孰料。《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御览》九六〇引《幽明录》：‘空中有骂者曰：虞晚汝何意伐我家居？’”（第33页）这里说“何意”的意思是“孰料”，也是对的，把这两个书证里的“何意”换作“孰料”，非常顺畅。另有未录出的书证，见于《北齐书·俨传》，其实与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第二》说的“齐武成帝子琅邪王”云云是同一个意思。

上文的意思是要说明：王利器撰《集解》，校勘精准，解说大都言之有据，大都可以信赖。所以《集解》被公认为解读《家训》的权威之作。《家训》配上《集解》，才能在中华礼义之邦的传统家风教育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颜氏家训集解》的缺憾

《集解》自出版问世以来，读者从中获得很多方面的教益，可是也难免会产生一些疑问：王利器对颜之推和《家训》的批评全部都对吗？譬如颜之推在《家训·终制》临末要求后人“朔望祥禫”之际不可“有加先妣”、“陷父不孝”之后，又向后人表示希望说：“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王利器加注说：“不忍违众而忘亲之说，最足说明封建士大夫佞佛之心理，颜氏之以此望于子弟，正复尔尔。”（第541页）

暂且不论颜之推如果信佛是否应该被批判。“七月半盂兰盆”一句，其实仍然与孝道有关。《佛经大辞典》云：“佛教于每年七月十五日（僧安居竟之日）以百种供物供三宝，请其威，得救七世之父母……《盂兰盆经》曰：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应念念中忆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6]可见颜之推此言是为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是忠孝之念，应该可以谅解。

王利器在注释中又说：宋本原注：“本无‘七月半盂兰盆’六字，却作‘乃忠孝信不辱其亲所望于汝也’。案：《续家训》及各本与一本合。”于是王利器引别的学者的说法，证明颜之推信佛，且无“七月半盂兰盆”六字之一本为“后人”所改。但这毕竟只能算揣测之词，说服力不强。《北齐书·文苑列传》本传并没有说颜氏佞佛。所以如果不能从颜之推自己写的诗文里找到关于他信佛的证据，只好判断王利器对颜氏“佞佛”的批评不足以服人。但是在王利器看来，颜之推另有更严重的问题。《集解》对《家训》有如下的一段批评：“他一方面颂扬‘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一方面又强调‘何事非之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一方面宣称‘生不可惜’，‘见危授命’，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难得’，‘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因之，他虽‘播越他乡’，还是‘腼冒人间，不敢坠失’，‘一手之中，向背如此’，终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三为亡国之人’。然而，他还在向他的子弟强聒：‘泯躯而济国，君子不疚’……当其兴酣落笔之时，面对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往来宾主如邮传’者，吾不知其将自居何等？”（第3-4页）也就是说，王利器认为颜之推心口不一，虽然有时向子弟宣扬“诚孝”（忠孝）之道，但实际上奉行的是活命哲学而不忠不孝，甚至可说是恬不知耻。王利器的看法当然是有根据的，其根据就在《家训》和该书之外的颜之推的诗赋（特别是《观我生赋》）。王利器从其中录出了一些明白地表示不忠不孝的句子，如“三为亡国之人”，“予一生而三化”。其意分明是颜氏自承朝秦暮楚，无忠贞可言。

“三为亡国之人”与“予一生而三化”句意思相同，都出自《北齐书·颜之推传》全文著录的《观我生赋》。颜之推自己的注释是这样的：“在扬都，值侯景杀简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覆灭；至此而三为亡国之人。”王利器据此作出判断说，“此赋作于齐亡入周之时”，这当然是符合事实的。其实还可以推断：如果《家训·终制》要说著者“四为亡国之人”，“予一生而四化”，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后来周亡入隋了。

然而王利器的观点其实是有待商榷的。评判一个人对国家是否忠贞的标准，自古以来并不完全统一。文天祥面对元廷之刑，敢于成仁取义，那是对宋朝宋君的忠。他可以说“而今而后，庶几无愧”，[7]可以高歌“留取丹心照汗青”。[8]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要像文天祥一样为国捐躯才是尽忠。如颜之推，虽然“四为亡国之人”，“一生而四化”，但他应该是没有亡国之责任的。小戴辑《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9]《春秋公羊传》襄公六年：“国灭，君死之，正也。”[10]在传统观念中，在国家需要国君为国献身的时候，如果国君苟且偷生，那就叫做于国不忠，史书就可以批评此君不正。而颜之推既不是国君，也不是手握兵权的将领。从“侯景杀简文而篡位”“孝元覆灭”“齐亡入周”到周亡入隋，颜之推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之中是无力的。他虽然一生而四化，先后有四位与他同时的国君倒下，但他和万千臣民一样，并没有必须为这四君殉葬的责任。仅仅因此判断颜之推四为亡国之人而有不忠之罪，显然有失公正。

其实依孟子的观点，颜之推不但无需为亡国之君尽忠，而且有理由视亡国之君为寇雠，如果国君视臣民如草芥的话。“寇雠何服之有！”[11]王利器批评、讽刺颜之推为人不忠，有过分之嫌。另据正史记载，颜氏后人（譬如颜清臣）正是由于《家训》的教导与熏陶，成就为彪炳史册的大忠臣。[12]

颜之推之为人忠孝是值得肯定的，《家训》在中国传统文献的治家教子系列的地位也应予肯定。当然不是说《家训》其书一点问题也没有，然就其大体而言，就其总的思想倾向而言，《家训》宣扬忠孝，勉励隋唐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努力走正路，至少称得上是一部好书。而王利器说：“此书仍不失为祖国文化遗产中一部较为有用的历史资料。”（第7页）这样说当然也没什么问题，只是评价嫌低了点。其中对颜之推其人其书的批评，毕竟过分了点。

由于《家训》“涉及范围，比较广泛”，要真正读懂该书，已属不易。要对此书做准确的解说和评价，力求避免“颜氏所讥之‘妄下雌黄’”，实在有比较多的困难。然而王利器毕竟是一代著名国学大师，在社会科学诸领域（譬如哲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造诣颇深，因此在解说《家训》的过程中，大部分时候显得游刃有余。王利器著述甚丰，其著述表现出作者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颇为精湛的真知灼见。以《集解》而论，王利器的《序录》注意到《家训》“对于研究《南》《北》诸史”，“研究《汉书》”，“研究《经典释文》”，“研究《文心雕龙》”，都“可供参考”；而指出其中“《音辞》一篇，尤为治音韵学者所当措意”（第7-11页）：这就足以显示王利器治学独具只眼，可谓出手不凡。《集解》二十篇中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诠释该书的重大价值。虽然如前文所言，《集解》亦有“有失公正”和“不足以服人”之处，但这并不影响其总体上的优越。

如若再考察《集解》的成书时期：此书撰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1955年五月初稿”，“1978年3月5日重稿”），恐难免受当时左倾思想路线以及批孔反右的影响。有鉴于此，《集解》对《家训》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批评，即使有些过分，又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学术史方面，《集解》也有值得商榷的说法。下面举一个例子。《家训》第一篇《序致》有“虽读《礼传》”句，《集解》为《礼传》作注解如下：“《礼传》，所以别《礼经》而言，《礼经》早已失传，今之《礼记》与《大戴礼记》，即《礼传》也。”（第22-23页）这里说“《礼传》，所以别《礼经》而言”，说“今之《礼记》与《大戴礼记》，即《礼传》也”，都对，可以证明王利器之于礼学是有工夫的，至少不是外行。可是他还说“《礼经》早已失传”，这是很有争议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大失误。

关于礼籍的最早的著录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13]1878-1956年在世的常州著名文献学家顾实著作《汉书艺文志讲疏》，讲述“《礼古经》五十六卷”这一句说：“此《礼》古文经也。仅十七篇与今文经同，馀并亡逸。”又对《艺文志》“经七十篇”一句作解说云：“此《礼》今文经也。刘敞曰：‘此七十与后七十皆当作十七，计其篇数则然。’刘说是也。”[14]北宋著名学者刘敞以为礼今文经就是《仪礼》十七篇，而顾实认可刘敞此说。关于《汉书·艺文志》所载礼书中经与记的关系，南宋朱熹说得最明白。他说：“《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15]这样看来，如果仅仅说《礼经》有失传而亡佚者，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按王利器所言，说“《礼经》早已失传”，似乎《礼经》早已完全不可得见因而今已不知其为何物了，显然是不正确的。事实上，《礼经》不仅传至后世，后人学者还多有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去世的曹元弼先生撰有《礼经学》；[16]而曹元弼的弟子沈文倬先生同样成果斐然，被公认为“当今治《礼经》之第一人”。[17]

要之，中国传统礼籍中经与传记的关系，本来是清楚的。譬如《汉志》中《周官经》与《周官传》明为经传关系。《周官经》就是传存至今的《周礼》，只不过在漫长的流布过程中丢了《冬官》而已。“《礼经》早已失传”这一论断，反映持此说者若非一时失言，则既不知道礼籍中《礼经》与《礼记》的关系，又不清楚礼籍流布的历史与现状。

当然，礼籍中《礼经》与《礼记》的关系，可能也存在另外的说法。有学者说：“三国魏时期，《礼记》升格为经。”“《礼记》的升格为经，意味着它已经取得与《仪礼》平起平坐的资格，已经摆脱附庸的名分，蔚为大国。”[18]所以，出现《礼记》就等于出现《礼经》了。但无论采取哪种说法，说《礼经》久已失传都不妥当。更何况《颜氏家训》一书引“礼”多处，其中（如第六篇《风操》）明白地说是征引《礼经》。既如此，自然不能说“《礼经》早已失传”。

综上所述，《集解》确实存在一些缺憾。但即使从中再找到一两处疏失（恐怕也不是根本找不出），也不能改变我们对此书的总的看法，就其整体而言，《集解》是一部优秀的著作。

四、《颜氏家训》的疏失

虽然前文对王利器批驳《家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异议，不过颜之推的《家训》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所谓百密一疏，其中还是能发现一些问题。

譬如《家训·序致》：“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前文提到，王利器已指出：“诚孝，即忠孝，隋人避文帝父杨忠讳改为‘诚’。”《家训·养生》有“行诚孝而见贼”句，王利器注云：“诚孝即忠孝，之推避隋讳改。”（第334页）应该说，王利器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古时避讳是很重要的礼制，颜之推在撰作时显然也注意到并遵从了这一点。然而《家训》的避讳却是不完全的。

譬如《家训·勉学》有“犹能以学成忠”句，王利器引近代著名学者、经学家龚道耕注：“《家训》忠字皆作诚，避隋讳，《序致》篇‘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是其证。此当作‘以学着诚’。”（第193页）宋本此句作“犹能以学着忠诚”。颜之推在这里就没有避讳，其中缘由虽不可考，但结合全书来看可能是粗心之故。《家训·勉学》又有言：“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第161页）此处的“忠孝”又没有避讳。

又，据前文引过的《集解·终制》“及七月半盂兰盆”句注，宋本原注谓一本无“及”下六字，全句作“及尽忠信不辱其亲所望于汝也”。王利器谓“《续家训》及各本与一本合”，又引清代学者赵曦明说“固宜有此言”。既如此，这里的“尽忠信”为何不避隋文帝父杨忠讳，也是让人生疑的。

总之，如果不是版本之误，那就只有一种解释，著者未能坚持避讳的原则。究其缘由，若是偶然忘记了当时“忠”字要避讳，则有粗心大意之失；若是原来就另有考虑，则有违背礼制之嫌。显然这里是颜之推一时疏忽的可能性更大。避讳本来是件麻烦事。“忠孝”恒言，每逢碰到要说“忠孝”的时候，马上要避讳改说“诚孝”，偶尔出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还要从《家训》一书中找差错，大概多是这一类情况。所谓瑕不掩瑜，就大体而论，《家训》与《集解》一样，是一部相当优秀的著作。有志于学习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读一读《家训》和《集解》，都能从中取得借鉴或教益。

注释：

[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引《颜氏家训集解》简称《集解》，仅在正文适当位置标注页码；《颜氏家训》简称《家训》。

[2]《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40页。

[3]郑注：“复者有司招魂复魄也”，见《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第1128页。

[4]《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3页。

[5]《新唐书》卷12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54页。

[6]丁福保：《佛教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22页。

[7]《宋史》卷418，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533-12540页。

[8]《全宋诗》卷359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25页。

[9]《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259页。

[10]《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302页。

[11]《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第2726页。

[12]《唐书·颜真卿传》。《颜氏家训集解》所附颜氏后人撰写的多篇序跋亦可为证。

[13]《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9页。“[注]”是班固自注，本无“注”字。

[14]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15]《朱子语类》卷85《礼二·仪礼》，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971页。

[16]曹元弼：《礼经学》，《儒藏》精华编7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7]《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沈文倬先生学术纪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9页。

[18]吕友仁：《<礼记>五讲》，《儒家文化研究》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73-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