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作者简历:盛洪,男,西元一九五四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著有《为什么制度重要》《治大国若烹小鲜》《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经济学精神》《分工与交易》《为万世开太平》《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以善致善》(与蒋庆合著)《旧邦新命》(与宇燕合著)等。 |
现代化文明发展能够以否定本土传统文明为前提吗?
作者:盛洪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中评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初六日丙申
耶稣2016年1月15日
感谢纪霖这么短时间给我们回顾了历史做了评价,而且是两条线,一个是文明、一个是文化,至少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还是很便利,可以来讨论问题。纪霖教授讲文明就是普世的,文化是民族的、比较特殊的,文化和文明要达成一致,这样又有本土文化的文化主体性,又和普世价值重合在一起。纪霖教授讲所谓普世就是特殊文化重叠的部分,是文化共识的部分,我还是非常赞同的、非常好。最重要的是怎么跟文明和普世保持一致。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讨论,因为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仿佛我们知道什么是普世的,什么是文明,其实也未必如此。
回顾一下新文化运动以来,这样一种追求贯穿了各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在我们身处的时代知道所谓普世的价值,这是非常核心的问题。任剑涛也讲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导致了过激主义的发展,我觉得你又可以讲胡适,你又可以讲李大钊、陈独秀,至少他们是两条线,哪条线都不能否定。在我看来另外一条线值得警惕,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有很多失误,一个失误就是非常紧急的在巨大军事失败面前的文化思考,不像东汉那样非常从容的引进佛教,背景文化不一样。当时对本土的文化,比如儒家和道家,他们采取的一种态度还不是多种文化,就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并存和兼容并包的态度。他们过激表现为对本土文化本身的一种否定和抛弃,我觉得这点要强调。其实在”五四”以后去儒家化的倾向非常强,去儒家化一般打的旗号是向外来文明开放,但是与任剑涛讲的并行的、互相包容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要非常警惕的看到这一点。如果去儒家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无论我们观察一下近代以来的各个文明,各个不同社会的变化,最大特点就是他们的现代化从来没有以完全否定本土传统文明为前提,包括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佛教世界、印度教世界,从来没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失误,这一点一定要看到。其实正像秋风所说,很多人说在中国大陆谈儒家遇到的敌意是在别的地方没有的,这个要思考。就是说他不是一种宽容的、兼容并包的一种文化态度,也是去儒家化的态度,我想强调这一点。由于你没有这种本土的传统,可能为外来激进主义铺平了道路,虽然有胡适,但是胡适一人之力是非常小的。
第二点,我想说所谓的普世文明和对普世文明的认同,在历史当中的人是没看清楚的。刚才纪霖也讲比如说德国态度,德国态度主要是以英法为标准的一种德国态度。英和法又不一样,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英国更经验主义、更保守主义、更尊重传统,更不愿意采取激烈的革命行动。法国恰恰相反,近代以来,对法国革命反思有很多著作,包括文学著作,雨果的《1793》,还有狄更斯的《双城记》,还有像托克维尔、伯克、汉娜.阿伦特等等都有反思,就是反思法国大革命。我们反思什么是普世文明,如果不分英法,如果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文明标杆看的是欧陆文明,而不是英国文明,到后来走向对俄国革命的认同,其实也是顺理成章,因为俄国革命是法国革命顺理成章的发展。而且当时以西方为师,西方有些人就很赞成俄国这派,所以这是要认真讨论的问题,我们并不是时时都知道什么是普世的,这一点很重要。
还有一点就是纪霖刚才讲的,要考虑本土的经验,本土经验怎么能够跟普世的结合起来,我觉得非常好。世界历史可能就是如此,我们现在紧张的是,所谓的本土文化,我跟它是有感情的、有亲和力的,但是还有一个外来的文明,它是普世的、它是对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可能都会处于这种紧张关系当中,关键是怎么解决。其实解决的方式就是时间,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假如我们认为有一个文明确实很好,我们是向他靠拢的,但是需要时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在这些西方人不是西方文明源泉的创建人的后代,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西方文明的源泉,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在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就被消灭掉了,谁消灭掉他们呢?是高卢人、是日耳曼人,他们被称为蛮族,这些人的后代就是今天的西方人。在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被消灭的若干世纪中他们就是回到了野蛮状态,因为把希腊文罗马文明抛弃掉了。后来所谓的文艺复兴是自己找了祖宗认的,那古罗马人、古希腊人不是他们的前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他,为什么我要认他为我的祖宗呢?他好。我为什么知道他好呢?不是马上知道他好,是因为我经过几百年中世纪,突然发现其实回头一看还是这些老的好。所以是这样一个含义。我觉得对于一个社会来讲就是这样一个逻辑,你还是要尊重自己的经验,没有办法,就是要经历一个黑暗的中世纪。
中国近代以来,其实我们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和西方有类似之处。我们的文明在宋以后是被蒙古人打断了,很类似于罗马帝国被蛮族灭掉一样,元建立的统治大部分丢弃了汉唐宋当时建立的那套政治制度、那样一种文化精神,丢掉了。重要的是没有谏议制度,没有谏官,明和清虽然恢复了谏议制度,但是没有达到唐、宋时期的高度。所以,知识分子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非常奇怪的就是当时是把西方当成文明标杆,也没区分西方到底谁是谁,英国和法国有什么区别。跟我们更相近的是英国,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学英国,反过来去儒家化,认为了所谓的中国传统就是清的传统,这个和欧洲中世纪有某种类似之处。中国没有回到中国古代光荣的历史中去,从清一直否定到汉,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怎么判断?就要根据我们的经验,而且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大的文明,是一个文明创始的历史,是轴心时代发展出来的灿烂文明,应该有和我们理想的普世文明相同的文化,那种特殊的文化。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思考的,今天大概也是这样,就是一方面要学习西方文明,一方面确实要根据我们的经验和我们中国曾经发生的非常灿烂的文明,回到这一点。就是刚才讲的张君劢这些人,就是从唐宋接着走,这可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思路。
[盛洪天则经济研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29日在第525期「天则学术双周论坛」(题为“新文化百年,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的评议演讲修订稿,标题为编者所加,转载请注明]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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