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国】从中华文化的第三次现代化论学统重建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6-01-21 1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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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文化的第三次现代化论学统重建

作者: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来源:《天府新论》2016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十二日壬寅

           耶稣2016年1月21日


《天府新论》 编者按:

    百余年前,清政府实行学制改革,从此拉开了对西学亦步亦趋的大幕。置身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学术遭受比佛教输入更为激烈的西学冲击。道术为天下裂,传统的人文教化之学分化为现代诸人文、社会学科,儒家学统随之崩解。学统是道统的肉身,道非学不明,学统不立,道统焉传?反省以现代西方学科范式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削足适履,构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以重建学统、赓续道统,毋宁说是现代新儒家乃至每一位现代中国学人的天命所在。

    基于此,《天府新论》编辑部联合弘道书院,于2015年12月5日在都江堰文庙共同主办了“范式转移与学统重建——现代学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研讨会,这是继去年我刊主办“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后的第二届“天府新儒学论坛”。 此次会议邀集了法学、政治学、外交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代表,围绕学科分化、范式转移、理论创新、经学复兴和学统重建等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此辑录会议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本刊略有删节。


我想我不讲客套话了。因为时间太短,我们必须很快地进入正题,这个问题不要说是20分钟,你给我20个小时,我都讲不完。可是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先讲个大要。我想先从姚教授刚才提出的问题说起,姚教授刚才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来的。我第一次见到费孝通先生,是198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那是从1949年以后,第一次举办的两岸学术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上,金耀基教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谈东亚经济奇迹跟韦伯论旨。那时候的问题跟现在的问题是一样的。当年韦伯出版《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说儒教文化传统不利于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可是,在那个时代,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这四条小龙的经济奇迹要如何解释?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1983年时,我还很年轻,为了写这本书,我开始读相关的著作。包括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这是西方学术界以社会科学角度谈中国文化的第一本作品。同时,我也读牟宗三的作品。两个人都很重要,我很简要地讲一下我当时的观点。

 

我读韦伯作品的时候,发现他的论点错误百出,但是,我不敢批评他,我只敢在我的书里写一章引述他的论点。为什么?因为他是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我怎么敢批评他?后来台湾开始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发生过很激烈的研究路线之争,当时我有一个主张,认为我们要讲社会科学本土化,关键不在哪一个学科,而是在于西方的科学哲学。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到西方国家攻读博士学位,不管你念哪一个学科,最后你一定是拿“哲学博士”。不管哪个学科,都是以西方哲学作为基础,没有搞清楚它的哲学,你就没办法发展自己的学科。当时我坚持这样一个想法,出版了一本书,叫《社会科学的理路》,介绍西方科学哲学五大典范。后来我就依照这样的想法,主持“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追求卓越计划”。到了2009年,我整合十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叫《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这本书很重要,后来也翻译成英文。最近我又出了一本书,叫《尽己与天良:破解韦伯的迷阵》,把这样的思路用到社会科学方面。这本书用两个很简单的概念来讲韦伯学说在方法上所犯的错误,第一,是“欧洲中心主义”,用基督新教的观点评估儒教,怎么看怎么不懂。他发现中国没有上帝召唤、天职、原罪这些概念,真是莫名其妙。所以他第一个大问题是“欧洲中心主义”,后来西方学术界也普遍用同样的角度看中国,同样错误百出。他犯的第二个错误,在社会科学里叫做Fallacy of Conflation,融接的谬误,或混接的谬误,他从中国汉代到清代的历史中随便抓资料,来描述中国社会的理想型或理念型(Ideal Type),这种研究方法在西方社会学界非常出名,认为中国社会有一个理想型或理念型,它是不会变的。如果韦伯活到今天,不要说今天中国的奇迹,就是当年四条小龙的奇迹,他都没办法解释。可是他的著作问世后,因为是社会科学界中第一本讨论中国文化的书,所以影响力很大,后来西方学术界还形成一个韦伯学派,塑造整套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我们的留学生又把那一套搬回中国,对中国的历史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当初我就决定一定要写一本书好好批判他;没有批判他,简直是中国学术界之耻。这本书很厚,37万字,就是从那个时候,陆陆续续写到现在,花了二、三十年的工夫。这本书主张,第一,假设你用韦伯理性化、世俗化、除魅化的理论来看中国社会,其实中国已经经过三次现代化了。《易经》本来是一本卜卦的书,孔子当年解释《易经》,已经没有迷信的成分,而变成一本修养的书,那不是理性化又是什么?儒家解释《易经》,使它变成中国伦理和道德的基础;道家解释《易经》,使它变成中国科学的基础,西方人也看不懂,你用西方科学的角度来看,也怎么都不对劲。韦伯虽然不知道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和意义,但起码有一点他的说法是对的,他说儒家是“理性的适应”,西方的现代化是“理性的控制”,两者都是理性的。

 

儒家的第二次现代化是宋明理学,程朱和陆王分成两支,为什么?程朱“道问学”要把儒家伦理讲清楚,因为讲不清楚,所以又分出一支陆王“尊德性”,讲“知行合一”,“致良知”,不要在文字堆中打转,这个分裂构成了儒家第三次现代化必须解决的最大问题。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最近出了一本书,在讲儒家思想跟中国历史思维。他说过去史家讲中国历史,都是先讲一个历史事件,后面再作一个评论,如“太史公曰”,《史记》就是这么写的。因为我们的史家认为,儒家的价值观是普世性的。各位请注意:现在西方人一直宣称,他们主张的价值观是普世性的;可是假设你真的对儒家思想作一个整理,你会发现,其实儒家伦理才是普世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西方人抽象的本事,所以中国的史家只能先讲个历史故事,再用儒家的标准来评估它,这叫“具体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用生活世界里发生的具体事件,说明一个普遍的道德原理。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历史论述的焦点都是王侯将相,很少提到民间百姓,不可能变成一个普遍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所以,我们讲今天的第三次现代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做这件事,把我们过去的文化传统转化成可以用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我在《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这本书里基本上用的就是这个思路。用西方的科学哲学为基础,整理我们的文化传统,变成“含摄文化的理论”,用来作为实征研究的指引。

 

我们过去社会科学中的很多学科都是横向移植,把西方人在其文化中发展出来的理论横向移植过来,到目前为止,台湾也一样。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却不会作纵向继承。所以,怎么连结纵向继承跟横向移植,就很重要。最近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杨儒宾教授出了一本书叫《一九四九礼赞》,说在台湾一提到1949,反对党就讲二二八、白色恐怖、专制独裁,骂国民党,他说大家忘了一件事情,1949对台湾文化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移民社会,日本人统治时期,尽量要清除汉民族的文化,当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1949年,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200万人中,60万是军人,其他很多人是来自中国各省的文化精英。如果没有1949,这些文化精英根本不可能到台湾来。他们到台湾以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潜,把中国文化中的重大学术问题写成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牟宗三。我要批判韦伯的时候,很注意看他的书,才发现他的学说非常重要,尤其是他的三统之说。牟宗三这个人,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把康德的三大批判书翻成中文。然后整理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写成《心体与性体》三巨册,又写《佛性与般若》,讲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今天在台湾学术界,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的一个人,就是牟宗三。他的著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把中国学术史上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做了很清楚的整理,你看他的著作,马上可以看到问题在哪里。更重要的是他的三统之说。他很清楚地承认,他只是整理儒家人文主义的道统。要建立我们的学术传统,让它进入现代学术界,一定要吸纳西方文明的长处。当你有了自己的学统,建立起自主社会科学之后,才能真正知道我们需要的政治体系,也就是政统。他很清楚地讲,我们需要接纳西方的民主,可是绝对不是全套照搬。全套照搬到中国来,一定会出问题。用西方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来看,有重要的问题才有重要的答案,没有好的问题,根本是不可能会有答案的。最近我们开一个研讨会,我就跟杨儒宾讲,牟宗三最伟大的贡献,不在于他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他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你在牟宗三身上完全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很难吸纳西方文明的传统。所以我写了一本书,目前还没有出版,原来的题目叫《牟宗三的科学观》,写完以后特别请牟宗三的大弟子李明辉看。我说,你老师翻译康德著作,你也翻译康德著作,你们两人的译法不一样,到底是你错,还是牟先生错?他说,牟先生不懂德文,他是从英国史密斯(Norman Kemp Smith)的英译本转译过来的。我发现牟宗三在几个关键词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会让我们误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所以未来我们要讲学科重建,一定要沿着他的思路,看清楚我们文化的问题在哪里。未来我们要做的事,必然是以儒、释、道三家文明作基础,吸纳西方文明精华,重建我们的学术传统。要做到这点,我估计大概要20年到30年。我们的学术界要有自觉,西方文明的精华在哪里?怎么去吸纳它?然后怎么消化?怎么来整理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一定要经过现代化的转化,才能进入后现代。进入后现代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祖先传下来的智慧会变成一种后现代智慧(post modern wisdom),很有用。它不会死,可是一定要经过这个转化,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有信心。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将来有机会可以再作讨论。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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