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出于二之后：从中学到国学再到四部之学

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天府新论》2016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十三日癸卯

           耶稣2016年1月22日

编者按

百余年前，清政府实行学制改革，从此拉开了对西学亦步亦趋的大幕。置身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学术遭受比佛教输入更为激烈的西学冲击。道术为天下裂，传统的人文教化之学分化为现代诸人文、社会学科，儒家学统随之崩解。学统是道统的肉身，道非学不明，学统不立，道统焉传？反省以现代西方学科范式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削足适履，构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以重建学统、赓续道统，毋宁说是现代新儒家乃至每一位现代中国学人的天命所在。

基于此，《天府新论》编辑部联合弘道书院，于2015年12月5日在都江堰文庙共同主办了“范式转移与学统重建——现代学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研讨会，这是继去年我刊主办“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后的第二届“天府新儒学论坛”。 此次会议邀集了法学、政治学、外交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代表，围绕学科分化、范式转移、理论创新、经学复兴和学统重建等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此辑录会议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本刊略有删节。

盛洪：听了黄教授的发言，我理解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近代以来对历史的评价，标准就是西方的理论，其中包括韦伯的理论，评价这个文明到底好还是不好，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经济发展来评价。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但不是唯一的维度。我们现在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至少在座的是这样，就是认为有别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比韦伯的要更好。我非常同意，儒家一直是有价值标准的，这个标准早就有了数千年，现在还可以用来评价，它比较全面。不要把别人的尺子当尺子，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但是这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犯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下面有请罗志田教授。

罗志田：道出于二之后：从中学到国学再到四部之学

其实记不记我讲的无所谓，就把黄老师讲的记了就行了。我跟黄老师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要找很多的话才能凑得够这规定的20分钟发言时间。因为今天要讨论的我根本不懂，是应朋友的邀请，有了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感到非常荣幸！

这不是客气话。我对儒学是外行，真的外行。从昨天到今天的经历，让我稍微知道一点，我们现在的儒学界是无所不包——像规定起床、规定吃饭、规定坐车这么精确，基本上应该是墨家或者法家的做法。我的理解，孔子门下有人可以白天睡觉，有人可以吃一碗饭就心情很愉快，有人可以做生意，有人可以去做官，似乎不会这么准确地实行军事化管理。这就说明我们儒学现在的包容性有了很大的增强，包括今天我们文庙当家的跟我们说，他把魁星阁也给圈进来了。魁星阁可是和文庙竞争的，尤其在台湾，高考前大家都到魁星阁去拜，比到文庙的多太多了。现在我们这边把它给包容进来了，就没有竞争而成为“多元一统”了，所以儒学现在的确是今非昔比了。

另外，我真不懂什么“范式”，到现在为止我没使用过这个词，就是引别人的也加个引号。既然不懂“范式”，当然也就不懂得什么“范式转移”了。所以来开这个会，简单一句话，就是来学习的。

在会议规定的题目中，我稍微可以说知道一点的就是“现代学科分化的背景”这么一部分，我下面要讲的，就是这方面一些不成熟的体会。

这个题目涉及到经学在近代的地位，也不好讲。我曾经在台北讲过一次近代中国经典的淡出，我当时用了一个词叫“消逝”，很多喜欢经典的朋友非常不高兴，包括一些熟悉的朋友也批驳说，经典怎么会“消逝”了呢？不是还有人在读经吗？我的理解，读经其实有不同的读法，是寻求人生的指导、寻求平天下的指导，还是作为研究的对象，甚或作为出国之前的读书预备班，那是天壤之别。我觉得在前面那个意义上，就是说我们的经典曾经长期是指导人生、指导社会、指导国家、指导天下的意义上，在近代基本上应该说是不存在了。可能有很多人对此不高兴，但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事实。

今天我的旁边坐的是姚院长，他是要弘道的，所以我不想再让人不高兴。下面先做一个声明，我所有讲的都是从史学的角度陈述我看到的历史现象。我的观察可能是准确的，也可能不准确，但不管怎么样，我说的就是我观察到的历史的一个现象，把它说出来，就是说个事，没有褒贬，也不代表我赞成或反对，尤其不代表我对经学或者对经典有什么看法。

我们今天说的“学科”，基本上是一个外来观念。中国过去的学问似没有学科这一说，大体上也不讲究分科而治，也不提倡把学问分而治之（当然也不反对）。有一些“学”，譬如说经学，是一个长期就有的说法。史学也是一个长期有的说法，诸子学就非常晚了，恐怕是到了近代才有所谓的诸子学一说。另外，还有一个一会儿我要说到的“学”，就是我发言题目上的“四部之学”，这个说法就更晚。经史子集这四部是书籍分类，改称四部之学后，里面叫集部的那一部，就不太好办。我几乎没听说过“集学”这个说法，或许极其特别的人除外。但有“集部之学”的说法，有一位非常自信的老先生叫钱基博，他就曾说，集部之学天下最强就是我和我儿子，你们将来看了我们的日记、笔记，就知道了。这个后面再说。简单说，对于把学问分科，我想过去至少不提倡，也不反对，就是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情来思考。

“学科”这个概念，我们其实是在西学的冲击之后才开始讲的。包括今天要讲的“范式”，以及“转移”，说明我们更多是在按照西学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最近看到一个中医发的微信说，中医不能用西医的思路来诊疗，而现在中医学院教的，都是先做各种西式的体检，例如检查出有胆结石了再去治疗胆结石，那就不是中医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另说，它是有启发的。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相关的论学题目，大部分都类似以西医的办法来进行中医治疗。这是一个现实，西学的分科体系已经成为我们相关思考的基础和前提，不能说轻易就把这个基础和前提脱离了；要跳出去另说一套，似乎不现实。就像晚清有很多人不喜欢外来词汇，最后却发现不用这些外来词汇，我们根本无法表达我们的思想。所以现在非要用西潮冲击以前的话来表述，几乎每说一个字你得做一个注释，然后还得继续，要做无数个注释才能对话。简单加一句，我们确实无法脱离现在的学科体系来进行讨论，但恐怕要知道这基本是外来的系统，当然也加上了一些“中国特色”。

我是研究近代史的。近代中国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随着西潮的冲击出现了一个中学和西学对峙的基本格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学科概念，并且也基本接受了它的分类。这个接受坦白说还是我们比较主动，因为西方努力想要输出的是另外更大的一些东西，学科体系还不是他们特别努力想要输出的。这虽然是我们主动更多，但隐含着思想和学问的重大权势转移，当时努力输入的人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或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潮的入侵，或者说没有被我们接受的所谓西学这么一个概念，根本也就没有中学这个说法。我们所谓的中学，就是在已经有了西学之后，作为一个与西学对应和对立的名相而出现的。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变。我们原来的学问对象是天下，这个天下其实是指人类社会，是一个可以伸展的人类社会（很多人说天下后来变成了中国，或是一个不够正确的理解）。原来以天下为对象的学问，现在变成了一个在全球竞争中的民族性论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相当一部分人可能还没认识到。

在这个转变中间还暗藏着一个根本性的、也是极为深刻的变化。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性的论述中，原来高居于学问顶端的经学现在变成了“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隐喻着、甚至明确表出了它不再是一个独尊之学。我们知道自从汉武帝之后，儒家的经典就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后来所谓经典，大致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那样的话，从一个独尊的地位变成一个地位不清的成分，这是一个大幅的沦落，所以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也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变化。从经典地位的沦落可以看出，在中西学对峙竞争的大环境之下，中学这一名相一出现就意味着整体的失据，当然这是个比较微妙的变化，在很长时间里是隐而不显的。

然后到了清末，受到日本人的影响，我们又开始兴起了国粹、国魂、国故、国学等等以“国”字起头的一类象征性名目。到后来说国学一类的人，大部分是越来越接近保守的，或者现在被我们视为保守的，确实他们也更多是一种防守性的努力。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跟讲中学一样的、大家没说明的一个共性，就是在国学、国故或国粹里，经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并没有明确它的指导地位。

到进入了民国之后，还有一些文化立场显然是偏于保守的人，他们故意要重申我们有四部之学，其实这基本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是所谓发明出的传统。以前哪里有什么四部之学呢？我刚才说了，四部是一个书籍的分类。学过图书馆学或进过图书馆的人就知道，有一些大开本的书，它们就排在所有分类的最后一组书架，不管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讲道学的还是讲物理的，都放在那里。因为它体形与一般图书不同，不便按学科类别上架，所以它就单独放在一起了。最早的四部就是如此，图录啊这些大本的、异形的，不是常规书籍形式的，就放在最后，原来叫丁部，后来改称集部。

或许因为“集学”这个说法太不伦不类，所以越来越多讲四部之学的人，就故意把它翻译成西方学科分类里的文学。其实集部里面既有总集又有专集，各种集子里面都有大量经学、史学的内容，除非让文学无所不包，否则当然不能是文学。我猜要是起钱基博于地下，说你所长的原来是文学，他恐怕不能接受（钱先生曾特别强调，他“治中国古代的经部子部，自信确有心得”）。他可以接受自己的特长是集部之学，但说他长于文学，那就大打折扣了。

所以四部之学是一个较晚才创造出来的新生事物，却被我们很多人以为是旧的东西。而且这些创新者的心态是保守的，至少他们的文化态度是保守的，为什么呢？他们就是不想承认刚才我们说的被西方主导的“学科”体系，因此提出我们原来也有一个跟你们差不多的学科分类系统，就叫四部之学。如果借鉴上面提到那位中医的说法，这些保守的人同样是借用西医的思想来保守我们的中医。

同时，所谓四部之学又比前面说的“中学”和“国学”还更进一步：在中学里，经学虽然没有在顶端，可是也并没有排除它的地位，它的定位是相对模糊的。国学就要清晰一点，但还是较为模糊，因为最初一些人说的“文学”，其实也就是国学（窦士镛在清光绪末年著《历朝文学史》，分五部分：文字原始第一、志经第二、叙史第三、叙子第四、叙集第五。名为“文学”，实大体等同于所谓“国学”）。而后来的四部之学为了要证明中国也有自己的分类，就套书籍门类而分为经、史、子、集，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摹仿。关键是这经、史、子、集四部和外来的各学科一样，是一种彼此平等的学问。所以他们那时的思想、心态，跟讲西式学科的人是很接近的。

我们想想，为什么读经或者经学在民初的教育体系里一开始就被取消？后来偶有恢复，长期仍处于一种半取消的状态。那就是因为它以前地位太高，它具有指导一切的显赫地位，才首当其冲，被视为一个弃旧迎新的必须步骤。认识到经学曾经的地位，并从这一视角去看学问门类和学科定位，而不是把今天既存的学科分类作为一个众皆认可的前提，就可以从经学地位本身的转变看到既存学问的步步退后。不论我们从新式学科系统还是所谓四部之学的系统来看，接受了“经学”这一学科名号，接受了它的分类，成为与他学平等的一个学科，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权势转移，一个大得不得了的权势转移。

今天我讲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及其这个过程背后隐伏的一些东西。尽管在输入西方的学科体系方面可能我们更主动，却也不是我们简单地就接受了，还是经过斗争的。在清末的时候有一个词汇叫“学战”，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文化竞争的意思。我们现在在座的年轻人可能真不知道，20世纪90年代一些刊物连“学战”这个词都不敢用。我曾写了一篇讲近代中西文化竞争的文章给《历史研究》，前面就有“学战”两个字。编辑说，“学战”这两个字可不可以去掉？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怕万一文章因此被审掉了。他们那时做事万分谨慎，怕我这个文章因有“学战”字样而发表不了。故为了保护我的文章，把“学战”这个词给去掉了。但“学战”其实是清末不少人使用的词，表出一个从外国进来又应对外来文化冲击的清楚意识。我们后来接受现在这个学科的划分，其实是经过学战的。但是没战胜，输了。

用王国维进入民国之后一个很简明的话说，“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就是道只有一个，也就是我们经典反映的内容，因为道虽然出自天，其载体就是经典。但是“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就大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我刚才说的，道原来是适应于整个天下、整个人类社会的，不是只针对一个特定空间的特定人群的。但是道出于二之后，它就成为一个空间化的、区域性的范畴，就跟“中学”一样，那这个学问就非常的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道出于二”放在题目最前面的原因。

在中西学战的过程中，道成了一个空间化的范畴，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成了一个时间化的范畴——有种说法我看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重复，就是说我们的时代变了，所以要改革；我们的时代变了，所以要有新的学术。这是延续清末民初一个得到广泛接受的观念，就是说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因为时代变了，所以我们中国要变，政治要变，学问也要变，整个社会都要变。陈寅恪说了，可以用观空的方法来观时。外国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过去就是外国》，原来是一个剧本里的话。过去成了外国，就是用观时的方法来观空。按照近代人的说法推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即时代不一样就要不一样的道，那也是对道的普遍分享或普遍指引性的一个极大冲击。所以道出于二不仅仅是空间的，它也反映在时间上。而道的时间化跟道的空间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根本变化。

以前的说法是“道不远人”，道一旦远了人，其实就不能行了。至少从宋代起，就有很多人在讨论道已经远人了，因为连读书人中都有很多人不知道，更别说劳动人民了。过去说“百姓日用而不知”，但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故君子之道鲜”。就是说“日用而不知”是不好的，最好是既要知也要让所有人都日用。

原来我们经典承载的道，是为万世开太平，那就不能是一个时代的；它是指引全人类（也就是天下）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地方的。可是现在又有空间的思路、又有时代的思路之后，到底还有没有一个可以普照一切的、像原来的歌里唱的“照到哪里哪里亮”的这么一个道呢？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和大家都可以分享的，包括读书人和普通人、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的人都分享的理念呢？

我要特别说明，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过去，或去搞什么有中国特色的道，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非常赞同刚才黄光国老师再三说的，要尽量吸纳西方文明的精华，以及任何文明的精华。但道出于二之后，我们就必须面对道、经典以及经学要怎样存在、会怎样转变这个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