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范式向兼容道法的综合范式转换

作者：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天府新论》2016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二月十六日丙午

           耶稣2016年1月25日

《天府新论》编者按：

百余年前，清政府实行学制改革，从此拉开了对西学亦步亦趋的大幕。置身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学术遭受比佛教输入更为激烈的西学冲击。道术为天下裂，传统的人文教化之学分化为现代诸人文、社会学科，儒家学统随之崩解。学统是道统的肉身，道非学不明，学统不立，道统焉传？反省以现代西方学科范式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削足适履，构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以重建学统、赓续道统，毋宁说是现代新儒家乃至每一位现代中国学人的天命所在。

基于此，《天府新论》编辑部联合弘道书院，于2015年12月5日在都江堰文庙共同主办了“范式转移与学统重建——现代学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研讨会，这是继去年我刊主办“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后的第二届“天府新儒学论坛”。此次会议邀集了法学、政治学、外交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代表，围绕学科分化、范式转移、理论创新、经学复兴和学统重建等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此辑录会议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本刊略有删节。

黄光国：谢谢任教授的报告，他的报告其实也回答了他刚才问我的问题，也就是宋代现代化的意义。我讲的现代化从来都不是社会变迁或者是时间概念，不是，而是刚才任教授讲的知识型的现代化。假如我们不能在知识上建构出一些科学微世界，把我们的文化传统讲清楚，那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下面我们请叶教授发言。

叶自成：从儒家范式向兼容道法的综合范式转换

首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工作，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我的研究范围是中国外交。当初组建中国外交的时候，我们就想中国外交讲什么呢？当时跟各门学科一样，我们都是以西方范式为主导。所以，讲来讲去就是说中国不能老是讲西方国际关系的范式，得讲一讲中国自己的东西。

第一点就是中国的文化自觉要怎么样来对抗西方或者批判西方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批判工作。西方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是占统治地位的，它有三大范式，这个范式跟丁教授理解的可能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小的范式。这三大范式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当然这些范式可以用的话还是要用，跟任教授讲的不一样，有些概念该对接的还是要对接，比如说现实主义的问题，那中国有没有呢，肯定有，法家就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所以这个对接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另外像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些东西我们好多地方也都有，但是能不能解释中国的外交、中国的对外路线呢，这是一个问题。首先，西方的这几大范式也没有说的那么神，它们有一些解释功能，但是解释功能没有那么强大。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作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那起码应该对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有解释能力吧，但是它没有。比如说新现实主义，它的主要观点就是国际关系力量对比不变的话，国际体系也不会改变。但是冷战结束就推翻了它这个结论，力量对比没有变，但是冷战体系解体了，就是说它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再比如说，国际金融危机怎么出来的，有哪一个范式讲到这个问题了？没有呀，没有遇见，它解释不了。其次，西方所有的范式有两大问题：一个就是科学范式，就是说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是用研究物质的科学来解释，比如说1+1等于2，你这个也是1+1等于2，但是人类社会是一个超复杂的结构体，不可能那么简单化；另一个就是国内政治跟国际政治是截然分开的，但是离开了国内政治的国际范式是解释不清楚的。第三，所有的西方理论是有西方的文化意识作为支撑点的，它不都是普世性的，所以有些东西解释西方很好，比如说均衡这个理论，解释英法之间怎么样均衡、怎么对抗，解释法国强大的时候，那么多国家不敢起来对付拿破仑，这个很有效。但是当时的七国也有合纵连横，怎么就没有对付秦国呢？可见这个均势理论用到我们中国就行不通。所以说，很多东西还是要用中国自己的文化来解释。那么，中国能用什么东西来解释呢？后来我就提到有所谓的三大范式，儒家范式、老子范式和法家范式，这三个范式可以分别对应西方的某些东西，但是都有西方范式所没有的东西。所以我才说人是一个复杂体，你用西方医学有一部分可以解决，有一部分它解决不了，而中医是一个综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要从整体来治疗一个人的毛病，你不能完全分开，分开有它的优点，综合也有它的优点，不能截然地对立。国际政治学如果完全用儒家范式来对应，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打个比方来说，儒家范式只能够构成一个文明的体系，但是对付不了那些坏的体系，对君子可以用，对流氓怎么办呢，它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刚才有人提到的张横渠的“为万世开太平”，宋朝儒学那么发达，怎么就没有能力对付北方几个国家的侵略而亡国了呢？蒙古才几万大军，把宋朝的百万大军打得稀里哗啦，怎么回事呢？当然我们可以说，宋朝皇帝也没有全部都按儒家模式来办事，不能归咎于儒家范式，但是儒家确实在宋朝有一个革命性的话语，怎么就不能有效对付呢？所以我说，宋明亡国都跟缺乏法家的物质精神有关。张横渠讲“为万世开太平”，可是才几年宋朝就没了，怎么能叫“为万世开太平”呀？光唱高调不行，你还必须落到实效，而比较务实的学派我觉得法家总体上比儒家要好。所以，中国的国际关系的政治学一定是儒、道、法三家结合起来的，不可能只是儒家那一派。

第二点，今天我们要讲儒家范式怎么转移，怎么办？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易经》，回到孔子，回到春秋，从原点上崛起。如果你是儒家的，你会说《易经》是儒家经典，但是起码钱穆先生说跟儒家没关系。然后道家会说这是道家经典，不管是谁家的，儒家、道家都尊奉《易经》。《易经》发展的其实是一个整体思维，它不是说完全分开来看的，当然这里边有分有合，总体上是整合的，就是要把各家各派整合到一起，回到《易经》上去。所以我觉得道家研究一些，儒家也研究一些，这个是好事。远古时代也没有什么儒、道、法三家的这种分法，孔子可以拜老子为老师，但今天很多人就没有这种胸怀说，老子的道家学派也可以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以把它吸纳进来。再看孔子学派里边，什么人都有，比如说子夏这一派人，比较主张务实，后来就成了法家的先驱。所以当时的儒家其实是一个大学校，它不是把自己叫做儒家学派，我就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培养的各家各派的人物都有，比如说墨家从孔子学校出来的，还有法家李悝估计也是从孔子学校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放大一点，如果你把范式限制在儒家学派，道家和法家就不会认同你这个提法，能不能有一个更包容性的提法，这是我做的工作，所以我出了一本书叫《华夏主义》，就是试图打通儒、道、法三家的隔阂，把它们的精华融合在一起来做这件事，这是我现在在推的一个工作。

第三，现实的情况也需要我们儒家以后的发展来整合。比如说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立足传统文化”，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怎么样来进行呢，就要整合三家学说。还有依法治国，你看习近平引用的主要还是法家的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说儒家也有法治的思想，或者说礼治更好。但是我觉得法这个现代概念它的很多内容跟传统观念的法家是可以对接的，尤其是跟商鞅的法学思想对接比较多。所以，我这么说也是为商鞅平反，鸣冤叫屈，我觉得我们中国历史上对商鞅欠缺公正和公平，而且后来我们把韩非子说成是法家集大成者，我不同意。韩非子是把法、术、势合在一起的，而势和术合在一起就减轻了法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把秦始皇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法家，恰恰是他背离了法家的主要思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任法而不是任皇帝或几个人，这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今天我们要依法治国也好，要发展经济也好，《管子》里面的许多思想与我们现代政治学的很多思想更接近。比如《管子》里面讲的商品货币方面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商品、金融也会有帮助。所以我的观点是说，我们今天要弘扬儒家的精华，但同时我觉得要有批判精神，儒家对自己不好的地方也要批判。当然不好的地方有三种：第一是要对统治阶级附加于儒学之上的糟粕进行批判，跟孔学没关系，那是统治者打着儒家旗号干的坏事，这不能怪儒家，但是要分清楚。第二是儒家内部各派对孔子思想的一些误解，儒家好多方面其实都是背离孔子的原意的，比如说善恶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孔子都不是这么讲的。我们把王霸之辨看作王道和霸道对立，其实孔子那里根本没有，他对管子思想是高度赞赏的，因为他对中华文明、华夏文明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这不就是仁嘛，仁不就是王道的基本概念嘛，所以在孔子这个地方是不分的。到了孟子这里，“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把霸道就贬低了，就背离了这个概念，没有霸道的王道是建立不起来的，这一定是合在一起的，不可能截然分开。还有华夷之辨是不是也有点偏呢，在孔子那个地方你看不到华夷之辨，比如我们尊崇的那些圣人，舜是夷人，文、武、周公都属于夷人，它没有什么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是后来儒家搞出来的，它成了学统的一部分，其实不是。在孔子那里只是一个方位的不同而已，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所以我觉得要批判。当然孔子本身有些学说也是要反思的，不是都讲得那么好，比如法治问题。我觉得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是不成功的，跟那些法家相比他开创的格局太小，没有那么成功，他对政治学的精要没有完全掌握，我们也不要捧得太高。第三是儒家要向道家学习有什么精华，我们说儒道法、儒释道合在一起，但是合在一起的那个道的精华在哪里，是不是老子的精华？我觉得不是。法家精华有什么东西值得学习的？西方有什么东西值得学习的？

最后一点，我赞成弘扬光大老子、孔子的思想，但是反对神话，反对独尊，更反对罢黜，也反对夸大孔子的作用。所以我在这里说，孔子对我们中华文明的传承有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在传承六艺六经上他是做了贡献的，但是中华文明绝对不是儒家一派所能够独立撑起来的，道家在里面起到的作用我觉得不容抹杀，法家也有它的一些贡献。

黄光国：谢谢叶教授的报告。怎么样用现代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儒、释、道三家的文化传统，怎么样让它们进入我们现在的学科，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这也牵涉到刚才叶教授和曾教授问我的问题，就是怎么看牟宗三在这个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牟宗三在他的论述里面经常谈一个概念，我们对西方的哲学要有相应的理解(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假设我们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没有相应的理解，我们要建构儒家、法家、道家的科学微世界，让它们进入各个学科必然会产生困难。你一定要先对它们有相应的理解，才能充分利用它们。这个问题我们将来有机会还可以继续讨论。下面请在座的各位同道针对刚才两位的发言进行提问。

姚中秋：刚才叶教授的发言，引发了我的一个困惑，就教于在座几位大儒。此即刚才叶教授提出的问题，宋明何以亡国?天下为什么亡了？华夏文明礼乐秩序如此的高明，但为什么会亡天下？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还会亡天下？这些年在思考儒家、研读五经时，确实也在想，法家所讲的力在天下秩序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汉宣帝讲“霸王道杂之”，它是一个儒家应当予以批判的架构，还是或许要予以承认的？就是刚才叶教授讲的，如果你连基本的安全都没法维护，何来文明？因为你生活在一个非王道的天下，这个天下本身不是王道的，那么，局部的文明秩序如何自保？若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过于重视，有可能偏向另一边，偏向霸道。但若偏向另一边，同样危险。因此，我的困惑是，我们如何把握其间之平衡，用霸道，但又以王道之心？

盛洪：刚才叶教授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包括法家在武功方面更强一点，但是可能需要讨论。宋如此之好，为什么会亡？这个问题很普遍，也很好回答，就是所谓的文明悖论，就是文明的社会在武力方面未必是优越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你要看现代的很多文明都曾是被灭掉的，像犹太国是被罗马给灭了，然后犹太人两千多年是没有国家的，但是有文化，你看犹太人对犹太文化的那种自豪感。还有就是希腊和罗马文明都被灭掉了，但现在你看现代西方人自称是希腊、罗马的传人。其实它们是被蛮族灭掉了，后来灭掉这些文明的蛮族，把他们对外实施的那种规则实施到社会之内，导致一片混乱，那是很残酷的，很野蛮的。但是经过几百年以后，蛮族的后代，他们不是希腊人、罗马人的后代，接受了希腊、罗马文明，这就是文艺复兴。其实宋也是一个道理，而“儒家导致国家虚弱”这个论断，是要讨论的。你看汉武帝独尊儒术，但汉武帝的武功了得。这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当然，我非常同意你说的儒家要学习法家的观点，但是当好东西和坏东西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法家确实有严刑峻法的一面，靠法而不靠德，但它好的一面就是它有某种宪政基因。

黄开国：叶教授说从儒家范式向兼容道法范式转换，只讲到儒、道、法三家，我们知道如果说从先秦学术来说，当然儒、道、法三家是最重要的，另外还有墨家、纵横家、名家等，像这样一些派别对于治国有没有价值？另外到了唐代以后，我们看主要是儒、释、道在社会当中发生影响。儒、道、法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学说，还有后来的佛教、道教，他们实际上对中国的文化，对一些问题的处理都应该有一些意义，为什么你没有把它们都包括进来？

任锋：前面没有针对我的问题，其实叶教授刚才说得对，我刚才也讲过，就是法家有很多部分是被后来的儒家吸收了，比如说到了宋代的时候，大家如果去看文献会发现宋人说我们这一朝“以法为治”，任法任得太厉害，恰恰任法任得太厉害，而不能任由它下去，你要真正地实现以儒道治国。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就是说后来的儒家它本身其实变得比较丰富。另外，我也同意盛老师讲的那个文明悖论，其实我比较保守，就是任何政治体的这种衰亡都有很复杂的因素，你说的宋亡与蒙古的这个东西，这里面是不是能归咎于儒家，我觉得你要看放在当时世界范围内，能真正抵御得了这种蛮族力量的到底有多少。你说宋的朝代短，其实宋恰恰在中国传统政治当中存在320多年，可以说是比较长期延续的。我们恰恰要问一个问题是它为什么那么长。另外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宋代君主大多都活得不长，但是宋代政治文明的延续和它的丰富的积累为什么有“小三代”之称，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不能用战争成败来简单说的。

叶自成：我的观点就是，中国的传统还是要给予我们各家各派一个比较公道的评价，不能拿儒家的思想来概括整个中国的历史，好像中国文明就是儒家一派，我是绝对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的。包括现在的知识分子能说都是以传统儒家为使命吗，我看也未必，比如说胡适，你不能说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吧，但起码他不是一个儒家呀，可能道家的味道更重。还有我们好多知识分子都是要把西方的东西全部搬过来，西化派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多呀，所以我觉得对儒家的影响作用不能看得太高。第二就是刚才盛教授提的问题，我觉得西方文明的悖论不是中国文明的悖论，中国的文明上有过汉唐，为什么汉唐能够抗击匈奴、突厥、蒙古和鲜卑而没有被灭亡呢？就是说这个悖论在中国不存在，不成立。当然，我们确实承认宋明亡国的原因很复杂，刚才我讲了不是要把责任推到儒家身上，但是儒家作为当时的一个主流思想，就没有一点责任？你把中国文明好的东西都说成是儒家的，对中国历史上的这些问题你都不承认，说跟儒家毫无关系，这是不负责任的。不管你怎么评价，宋朝的文弱是个事实，它从来就不强，好不容易出来一个王安石，但是他变法没有成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说是主要原因，起码是原因之一。所以我说今天的中国复兴儒家的精华很重要，但是我也不认为说，今天我们全中国13亿人都学儒家，我们的问题就能解决了，那样肯定也行不通。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儒家放在整个中国文明体系当中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当然我个人是高度评价孔子的，对传承、发展、发扬中华文明他的作用是没有人能取代的。但是说到治国平天下，未必儒家就是最好的学说，包括我们讲的修齐治平，这不是一个非常科学、合乎历史判断的逻辑，我们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高了。有些皇帝治国平天下很厉害，但是他修身齐家不怎么样，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修身齐家很好的统治者，未必就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天下，我觉得两者没有逻辑的联系，所以不要把儒家的这些经典论断看得太玄。

罗志田：刚才有不少人说到宋代弱，我是学历史的，我觉得宋代不算文弱。草原上突然出现一个强大的武力，全世界都不能抵御，不能说打输了就要从文化制度上去找问题。全世界抵抗蒙古最强、时间也最长的就是宋朝，所以它是当时世界第二强，这难道还文弱吗？整个西方那种偏重搞武装的是典型的法家，全都被蒙古扫荡得一塌糊涂，他是打到哪儿就是哪儿，只有打到我们宋朝就不行了，费了很大力；最关键就是我们四川人厉害，最后有人给他出了主意说从四川这边打，他就赢了。要是没有这条主意的话，结果说不定还另说呢，开个玩笑。不过，宋朝真的是不弱，我们不要低估它。

盛洪：其实宋跟汉唐不一样，宋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就是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燕云十六州从军事战略上讲其实就是汉人社会的一个屏障，因为它是有山的，燕云十六州割了以后，宋在这边面对的就是大平原，契丹什么时候想过来就过来了。还有，王安石变法其实是错的，王安石只是聚敛了财富，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地增加财政收入。就是说税率更高了，老百姓受到了一些干扰、侵占，生产积极性下降，结果财政收入并没有增加。这在《两宋财政史》中有记载。最后，我觉得儒、道、法三家还是儒是更优的。儒家肯定要开放，但是确实在文化竞争中可能有更优越的地方。实际上世界各大文明都在竞争，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你也可以说它们吸收了其它传统的优点，但是不是其中会有某种传统更为优越？我觉得这还是要去考虑的。

叶自成：刚刚黄开国教授问我为什么只说儒道法三家，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墨家很多设想都被这三家吸收了，比如《礼记》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好多都是来自于墨家。所以，我觉得儒、道、法三家还是能够比较全面地代表先秦文化中各家各派的精华的。特别是在政治哲学、政治思想这方面，我觉得儒、道、法三家基本上概括了各家各派的精华。

黄光国：我们还是回到现代学科分化的问题。针对我们刚才的讨论，有两个东西我们要分清楚，我们讲怎么样让中国的文化传统包括儒、释、道的概念进入现代学科，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层次是你怎么把它建构成一种客观的科学微世界，让它进入到各个学科里面去；另一个层次是它在生活世界中的体现，那是另外一回事。把我们的文化传统建构成各种科学微世界，让它可以进入现代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学科领域，这是我们的主题，它在生活世界里如何体现，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假如我们今天看两岸的现状，你就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事，我们不能否认现代西方文明已经进入中国，我一直强调：台湾是中华文化现代化最好的实验室，因为它是在中华文化传统下实验两党政治。各位一定要注意它在这个过程里发生的问题，不要以为那都是正面的，负面的问题也很多。我的意思是说，理论建构是一回事，你可以把问题讲得很清楚，生活世界则是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的，从来没有清楚切割过。可是如果你把两者混杂在一起谈，理论建构根本就不可能进入你的学科。所以这是两回事，我们要切割，你一定要懂得建构理论，然后再去看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怎么实践它。现在的两岸关系其实很有趣，它们继承中国文化的两个传统，又有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西方文明进来在这里不停地冲击，这是交错混杂在一起的。台湾的人间佛教也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它支撑住中华的文化传统，这些现象是混杂在一起的，不能切割开来，你如果没有把几个文化系统很清楚地、一个一个地建构成科学微世界，你根本看不出来。为什么需要学科重建，要建构科学微世界来解释我们的文化传统，就是这个道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