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中的东亚之维

——“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彭永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二月十九日己酉

           耶稣2016年1月28日

2001年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立文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规划项目“东亚哲学与21世纪丛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套丛书一共5种：《和合与东亚意识———21世纪东亚和合哲学的价值共享》、《东亚的转生———东亚哲学与21世纪导论》、《和合之境———中国哲学与21世纪》、《和魂新思———日本哲学与21世纪》、《君子国的智慧———韩国哲学与21世纪》。它们对东亚文化与文化东亚的理念进行了宏观的哲学探讨，对中国哲学、日本哲学、韩国哲学如何面向和回应21世纪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元挑战进行了微观的分析和研究。这批被专家、学者们誉为“中国研究东亚哲学最新的、具有最高水平的标志性成果”一经问世，在学术界和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2001年6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以“东亚哲学与21世纪”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界著名专家学者黄心川、余敦康、汤一介、杨通方、方立天、葛荣晋、张立文、周桂钿、钱逊、朱杰人、陈来、李平、焦国成等70余人齐聚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就“东亚哲学与21世纪丛书”提出的哲学主题作了进一步的学术研讨。中国哲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到会祝贺并发表演讲。

（一）东亚的文化转型

东亚是一个地理概念，指欧亚大陆太平洋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东部的大陆、半岛与海岛。在广义上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即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诸国)，狭义上则主要指中、日、朝、韩四国。学者们所探讨的东亚系就狭义而言。东亚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可称之为“文化东亚”，指“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内在的文化共通性和文化共识，有着相当强的文化内聚力的文化和合体”。[①]

这个文化东亚，由于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化在四周的传播和发展，因而带有深刻的中国文化特征。由于这一文化区域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因而也有不少学者称之为“儒教文化圈”。道教和佛教也是东亚共同的精神财富。佛教虽是从印度传入，但在东亚大行其道的并非是印度原始的佛教，而是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经历了本土化改造和发展的中国佛教。当然，由于东亚诸国在地理、人文和社会等诸方面的差异，中国文化在各国的表现形态、社会作用和传播、发展过程又各有其特性。然而，无论如何，中国古代文化是各国文化的共同文化背景和文化资源。东亚文化或文化东亚最核心和最本质的精神就表现在东亚哲学之中。东亚哲学同样也深刻体现着中国哲学的丰富特性。

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东亚诸国，在近代都经历了一个相似的历史遭遇和社会变革过程。在韩国独立纪念馆近代展厅看到的韩国先进分子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独立的卓绝斗争，和我们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看到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们可歌可泣的悲壮事业几乎如出一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各国又都面临着现代化的机遇和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冲突。“这种转型是指社会结构状态的转换，换言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尽管东亚各国转型的速度、深度有异，但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却是共同的趋势。”[②]在经济和社会从传统向近代和现代转型的同时，东亚的文化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型。东亚文化和作为其核心的东亚哲学，都面临着严峻的冲突和挑战。这些冲突和挑战主要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价值理想的冲突。除此之外，东亚诸国还都要应对本国所特有的文化课题。同政治、经济的转型相比，东亚的文化转型相对滞后。

与会学者认为，基于东亚诸国在传统文化背景上的共性，社会文化转型过程的相似性和当前所面临的文化课题的相似性，将东亚作为一个文化和合体来加以整体研究和把握，并进行横向比较，无论是对于认识东亚区域，还是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现代化，都是极其有益的。“东亚哲学与21世纪丛书”以实证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提醒东亚人士：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东亚文化和哲学必须进行有意识的转型和发展，以回应西方文化霸权的挑战和回应东亚的哲学课题；东亚哲学必须重新找回失去的主体性，积极利用和吸取本土文化资源，建构各自的本土哲学，重建东亚各民族国家的精神家园；在全球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东亚文化应以本土文化为资源，积极参与文化的全球化，东亚的哲学家必须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使东亚哲学和东亚文化重放异彩，并对全球文化做出贡献。

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丛书作者们利用张立文教授创立的和合学哲学理论，尝试探索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和合的主旨是生生，是新生命的存在。生是诸多异质元素、要素冲突融合而生，即和合而生。无论和，还是合，都是生意，是生的呈现。和合学是对于诸多异质元素、要素为什么冲突融合、如何冲突融合而生的所当然和所以然的探讨，是对于和合生生的生命力源泉的追究。”[③]和合学所提出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可以作为涵容和超越冲突的价值预设和方法论选择。

（二）东亚哲学的主体性

与会学者认为，当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时，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从前传教士们开展传教活动的海外地区，大都是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很少遇到当地文化的抵抗，比较容易被当地居民接受。然而，即使欧洲来华的传教士们费尽了心机，但在使本身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系统的中国原封不动地接受这套完全异质的宗教文化方面都无法获得成功。这至少说明一个事实：那些在历史上曾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有着充分的自我意识。可以说，他们的生存不仅是被政治、经济所定义的生存，而且是被文化所定义的生存。积淀深厚的民族传统是他们存在的文化之根。作为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的七大古老文明的创造者的中华民族，是绝对不会像一些已经成为历史或者现在正在被载入历史的失去本民族语言、文化和传统的民族一样，成为全球文化海洋中的流浪者。

然而，对于东亚区域来说，这种与传统文化的深厚纽带从近代以来被逐渐割裂了。“向西方寻找真理”、“脱亚入欧”，把现代化简单理解为西方化，使得我们习惯于运用学习、引进、模仿的方式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逐渐失去了自我创造的能力，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也逐渐患上了贫血症，我们的文化逐渐失去了造血的功能。这种情况，在作为文化精神内核的哲学领域里表现得更为真切：我们已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本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思考；作为思维外壳和

定义我们为符号动物的语言，我们几乎已没有能力使用汉语言进行哲学概念与哲学理论的原创；当诺贝尔文学奖数次发给那些“用本民族的语言述说本民族的历史”而获得成功的作家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哲学家们或哲学史家们却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我们甚至连什么是中国哲学，什么是中国宗教都无法说得清楚、争论出个头绪。过去，我们不仅为中国文化光芒四射的魅力而骄傲，而且也为中国哲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而自豪。然而，现在，当我们面对西方文化浪潮的湮没而本能地反抗时，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变得非常滑稽：我们用于批判和解构西方文化霸权的武器，偏偏又泊自于西方。

社会选择一部分成员来专门从事哲学———这种“无用之用”(庄子语)的智慧，这种只以其自身为目的而不以其他任何外在的事物为目的的惟一自由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语)，那么，这些哲学的从业者们，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有责任去勇敢地面对哲学的时代课题，尝试哲学发展的各种可能，进行系统的哲学理论的研发和创造。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张立文教授就是敏锐地把握着时代脉搏的一位。在20世纪90年代初，张立文教授就投身于中国本土哲学的推陈出新的工作，然而，这项工作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和者寥寥。对张立文教授从哲学史家向哲学家的自觉转变，毁过于誉。时至21世纪之初，中国哲学界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新找回中国哲学的主体性，重新建构具有本民族文化传统特点的理论思维，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成为一代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和共同事业。在此次研讨会上，著名学者黄心川研究员对以哲学理论创造推进中国哲学研究和发展的方式给予了高度评价；汤一介教授介绍了他所提出的回到中国哲学原典以建立中国哲学解释学的哲学构想；余敦康研究员回顾和反思了中国哲学失去创造活力的历史根源，指出中国哲学在创造中前进的未来方向；陈来教授强调在中西交流的文化背景下，重新确立中国哲学以及东亚哲学发展的主体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焦国成教授在论述理论创新的重要性时，特别强调了哲学创新中理论勇气之可贵。……据此，如果我们可以对中国哲学未来发展做一个乐观估计的话，我们可以预测，一个中国本土哲学自主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一个区别于一元化并担负特殊功能的国家哲学的学院派哲学兴起的时代已经到来。如果我们可以肯定，汉字信息编码技术的发明，挽救了在信息时代的汉语言文化的命运，我们怎么估量它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意义都不为过，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理论创造活力的焕发，其意义完全可以和汉字信息编码技术相提并论。

（三）全球化时代的东亚哲学

全球化对于文化，特别是西方强势文化之外的民族文化而言，是一个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还是一个文化多元化、多极化(多个文明中心)的时代?东亚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否确立起具有鲜明个性与生命活力的东亚之维?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其存在与发展如何可能?东亚文化与东亚哲学如何参与全球化，以及在全球化中处于何种位置，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机遇与挑战?东亚文化能否为世界做出新的贡献?如此种种，关系到东亚社会的文化走向以及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都是东亚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需要研究、认识并确定对策的战略性文化课题。

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呼吁人们首先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国际互联网开通之势不可阻挡，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愈来愈强劲，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相交往愈来愈密切深入，各民族之间的互补、互渗现象愈来愈频繁深化，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愈来愈激烈，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狭窄，这便促使各民族文化的融突而和合的力度愈来愈强劲。在这种情境下，各国家、各民族必须确立全球意识，来审视自身与全球各方面的问题；民族文化必须与世界文化(全球文化)接轨，必须纳入全球文化的轨道。如果民族文化不采取适应高科技手段的需要，使自己民族文化进入互联网络，宣扬和保护本民族文化，那么，以接受信息为主的民族，从语言到文化、哲学、思想都有被消灭的可能。”[④]为此，在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学者们赞同文化的多元化的理论预设，同时，在此种理论预设下，我们必须确立好自己作为多元之一元的独特地位。这也就是“多元民族意识的全球意识与全球意识的多元意识，即多元民族文化的全球化与全球文化的多元民族化”。[⑤]

东亚诸国参与文化的全球化，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文化难题：在西方文化霸权下，东亚参与文化的全球化如何可能?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西方自近代以来，由于其率先成为发达国家，并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其文化得以伴随着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扩张而不断向全球渗透和扩张。由于发展程度的差异，使得不同区域、不同国家所面对的文化课题在全球文化中的位置也大不相同：发展中国家所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或多或少是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问题，它不具有前沿性，只能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特殊性问题。而发达国家走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最前列，它们所遇到的问题及所思所想则是其他国家早晚都将遇到的共同性问题，带有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之所以得以推行，除了其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获得成功之后对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效应外，还在于其发展阶段的领先性。这种领先性排除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可能，或者说根本不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既然如此，西方之外的文化是否在世界文化中只能处于边缘位置，只能接受西方国家的文化倾销?

然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为东亚文化参与世界文化并为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提供了历史的机遇。面对全球变暖、能源危机、水资源危机、跨国犯罪、网络有害信息的泛滥及网络犯罪、高新生物技术可能的滥用等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把人类带入了危机并仍处于迷茫之中。全球性问题把全球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文化都带到了同一条起跑线：这是全球共同面对并惟有通过全球各方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课题，这是西方国家至今仍无力解决的难题，这是全球存在的每一方都有机会从本民族文化资源中见仁见智地尝试提供解决之道的问题。东亚文化能否成功回应全球性问题便是当前决定东亚文化能否成功参与全球文化的历史契机。

在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如何抓住这一发展的历史机遇，实现中国的经济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领导人审时度势，把握住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将中国引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在如何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使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行对话、交流和共同进步方面，中国学者有着非常可贵的远见和自觉。“在‘全球化’背景下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责任，也是21世纪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⑥]中国的学者们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汤一介等著名中国学者对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驳。张立文教授率先提出了“和合学”，以吸纳和开发中华本土文化和东亚文化的和合精神来回应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文化与文化的冲突、人的心灵与肉体的冲突。这些理论、观点在中国哲学界引起广泛共鸣。

保护传统文化、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是人们的共同心愿。但是，哲学是生生不息、不断突破界限和障碍的发展之流。哲学的创造力是其生命力的源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学理上，我们都清楚地明白，“整理国故”式或近来有人鼓噪的“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式的做法，都不能真正地使传统文化具有生命活力。把古董贴上现代的标签，或者把今人今物古董化，都不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惟有运用传统文化资源，吸取外来文明成果，创造性地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才是中国文化乃至于东亚文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真正出路。

【参考文献】

[①] 陆玉林：《东亚的转生———东亚哲学与21世纪导论》，导言第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②] 张立文：《和合与东亚意识———21世纪东亚和合哲学的价值共享》，总序第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③] 同上书,第129—130页。

[④] 同上书，第4页。

[⑤] 同上

[⑥] 李振纲，方国根：《和合之境———中国哲学与21世纪》，第30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