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潜心成新史——闫春新博士《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读后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二十日庚戌

           耶稣2016年1月29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成为学界新的热点。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无论视野抑或方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仅就学术通史而言，举其大端便有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史》(七卷十一册，至今仍未出齐)、张立文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六卷）、周山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潮》（八卷）、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九册）、《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及梅新林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编年》（十二卷）等，足见学术史研究之隆盛景象。随着学术史研究之深入，各种专门学术史也受到学界重视，纷纷有学者投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仅以笔者所从事的儒学及经学研究领域而言，即有上世纪末曲阜师范大学姜林祥教授主编之七卷本《中国儒学史》和新近刚刚问世的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主编之九卷本《中国儒学史》等及“春秋学史”、“诗经学史”、“尚书学史”、“论语学史”、“孟学史”之类论著。各种断代的儒学史和经学史也不断涌现，说明中国学术史研究尤其是经学史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深化的阶段。不过，在这些断代经学史研究中，相对而言，春秋学史（包括公羊学史和左传学史）、诗经学史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相对丰硕。而论语学史，则起步较晚，不过，最近几年涌现出一批论语学史的研究论著，以笔者所曾寓目者而言，可以称述的有曲阜师范大学单承彬教授《论语源流考述》、聊城大学唐明贵教授的《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和《论语学史》两部大著、南京晓庄学院宋钢教授的《六朝论语学研究》、朱华忠的《清代论语学》、柳宏《清代论语诠释史论》等，展现了论语学史研究的欣欣向荣之气象。而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闫春新博士新著，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正是这一领域出现的新成果，洋洋洒洒，近五十万字，可圈可点者多矣。

《论语》一书，在中国文化中之地位，犹如《圣经》在基督教文化之地位。东汉人赵岐说：“《论语》者，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也。”（赵岐《孟子题辞序》）唐代薛放说：“《论语》者，六经之菁华。”（《旧唐书•薛放传》）明儒杨宗吾则云：“六经譬则山海，《论语》其泛海之航，上山之阶乎？”（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一十引）宋明儒学推崇四书，《论语》的地位及影响逐渐超越并凌驾于五经之上，受到普遍重视。如清人李元度云：“《论语》所言之义理，精且萃矣。……《论语》之文，能以数语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气。”（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读<论语>三》）康有为直言：“盖千年来，自学子抒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以《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论语注序》）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甚至有学者将《论语》视为“宇宙第一之书”（伊藤维桢语）。职是之故，历史上有关《论语》的注解、诠释、考辨之作，汗牛充栋。可以说，论语学之历史源远流长。

尽管论语学史源远流长，但是“论语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却是相当晚近的事。虽然这“论语学”三个字作为一个词出现早在南宋时期，但是真正被理解为一门学问，则是在近代以降。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在其《群经概论》中曾有所论列，惜乎语焉不详。上世纪八十年代，杜松柏发表《论语学之形成》（《孔孟月刊》第21卷第9期）一文，正式提出了这一范畴的内涵，此后元尚《我国历史上的论语学》（《光明日报》2000年2月25日）粗略梳理了论语学之历史，并进行了大致的分期。不过，这些尚难称得上真正的论语学史。2001年，单承彬出版《论语源流考述》一书，可以视为第一部论语学史专著。只不过，这部书还仅仅是就先秦至两汉论语学进行考述。2005年唐明贵的《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标志着真正意义的论语学史论著问世。2009年，唐氏在对前书进一步扩充完善基础上，出版了第一部以“论语学史”命名的著作。在此前后，各种断代的论语学研究著作，也相继面世。闫春新博士的这部新著，虽然出版较晚，但其命意、研究与撰著却早得多。春新兄潜心治学，不事浮华，自2001年闫兄在山东大学追随王晓毅先生时确定“魏晋论语学研究”的博士论文选题，经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再到从游于颜炳罡教授，在山东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继续深造，历经十二载之锤炼，这部厚实的大作才得以出版，真正应了古人“十年磨一剑”的教训，足以窥见春新兄对于此学之热爱与坚持。此种弘毅之精神，于斯尽显无遗！

拜读了这部大作之后，深佩闫兄用功之勤，思考之深，辨析之精，创获之大，在吾侪之中，甚为难得。其主要创获及价值，颜炳罡教授于《序》中已经做了归纳，我觉得可以在其基础上进一步申说。

第一，研究资料上，扩大视野从而极大地扩充了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的史料。王静安先生曾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此说着意突出了新资料的极端重要性。与傅孟真先生所谓“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著名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后果正如罗志田先生曾经感慨的那样：学者们汲汲于史料的尽量扩充，却“不看二十四史”这样一个新史学的诡论和悖论。很明显，史料的扩充，却未必完全依赖新发现。如何在既有的传世文献中通过认真爬梳，发现新的史料，往往更能彰显学者之功夫。陈寅恪、陈援庵、钱宾四等史学大师无不是运用常见史料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的。本书作者除了对出土资料尤其是对“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郭店楚简等资料给予充分重视，善加利用外，更注意在史料运用的视野上进行突破，在浩瀚的史料中爬梳，诸如诏书、奏章、君臣对策乃至清谈等都纳入考察视野之中，在资料占有上突破以往仅仅以注疏为主要材料的局限，从而使得这一研究不仅涉及文本本身，还可以将论语学研究置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该书附录的“论语学编年”中所录资料窥见一斑。

第二，研究内容上，首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魏晋南北朝论语学史。众所周知，论语学史大体经历了先秦《论语》之成书及早期诠释、两汉经学背景下的论语学、魏晋南北朝玄学背景下的论语学、宋明理学背景下的论语学及近代论语学等几个阶段，大体对应着论语学的萌芽、形成、成熟、兴盛、转型等阶段。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论语学的六朝是论语学的成型和成熟时期，其在论语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其研究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就现有论语学研究的成果而言，仅魏晋南北朝的论语学研究，在此之前就有唐明贵的《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和宋钢的《六朝论语学研究》，看上去这一时期论语学研究很难说是薄弱。不过，前书中，魏晋南北朝论语学只占一章，约五分之一的篇幅，而且所论主要集中于《集解》、《义疏》；而后书虽专论六朝论语学，但是其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在《集解》及《义疏》等几部重要著作而已。可以说，这两部有关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的著作，都只是勾勒出了这一时期论语学的大体面貌，尚不够全面和系统。闫博士的这部书，则远较前二书翔实、系统、全面。该书共九章，其中除了第一章“两汉论语学概要”之外，其他八章及附录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编年”和两篇专论所论对象皆为魏晋南北朝论语学。

第三，研究方法上，通过纵横比较，突显魏晋南北朝论语学之特征与特色。如果简单梳理论语学史的发展脉络，自然容易。但是那样却很难使研究走向深入。作者虽然着力于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的研究，但是其视野却相当开阔，尤其是上溯两汉，下涉隋唐，将魏晋南北朝论语学放置于历史长河中进行考量，比如，书中将何晏《论语集解》与江熙《论语集解》等进行纵向的比较，使不同时代的论语学的特色随即凸显出来，以何晏《集解》代表汉代训诂解经之传统，而江熙《集解》则体现两晋儒玄兼重的解经特色。这样做一方面，如颜炳罡教授所说，可以厘清由汉至魏晋乃至南北朝论语学研究的脉络，另一方面，还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论语学之特征与特色，从而真正推进论语学研究的深入。除了纵向比较之外，作者还注意进行横向比较，比如作者将同为魏晋玄学大师的何晏与王弼的论语注进行比较，不仅可以发现其时代的共性，更能彰显出二者的差异。再比如通过对东晋论语学著作的深入剖析，梳理出以玄解经及其对立面——两汉经学之流裔这两大流派，发现了同一时期不同思潮的对立与冲突在论语学中的体现，这正是横向比较的效果。

第四，理论创新方面，借用西方诠释学视域，挖掘并揭示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的诠释理论及其贡献。诠释学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对于文本的深度、多元解读功不可没。不过，中国的诠释学虽然也有长达两千年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有非常丰富的解释经典的文献资源，但却未能得到很好的总结。汤一介先生提出“中国解释学”的命题之后，如何通过挖掘和梳理中国古代经典解释的诠释理念和原则，总结中国传统解释学的成败得失，就必须对各种专经的诠释历史进行系统研究。论语学史的研究，也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闫春新博士对此有深深的自觉意识。他通过对汉晋论语学论述的理论剖析，提出了“文本意义期待”这一符合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儒道经传诠释概念。应该说，这一提法具有很大的理论建构价值，尤其是对中国经典诠释学而言，是有所贡献的。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问题。特此提出以就教于作者及读者。首先，就是语言风格上，尚待继续凝练。如此篇幅巨大的论著，如果在语言的凝练上下一番功夫，将字数进一步压缩至三十万字，其学术价值将会更易为读者所发现。其次，正如颜炳罡教授指出的那样，对论语学的源头清理尚欠深入，稍显薄弱，对汉唐论语学对宋明以下论语学之影响亦有待深入挖掘。再次，某些史料的理解和文本的分析有待商榷。如在归纳和总结某人的论语注特色时，由于现有资料有限，在下结论时应该格外谨慎，切忌武断。因为“言有易说无难”！某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可能是史料遗失的结果，亦有可能是故意避免注释重复而删去，总之无法就此而谓其忽略或缺乏某种东西。另外，再如我所关心的王肃论语学部分，作者一方面肯定了王肃论语学的贡献，但又同时对王肃的人格又进行了否定。如作者说，史书中关于王肃“亮直”的评价并不可信，“只是因其做些服膺礼教、谏论时政的表面文章。其实，王肃内心里并不信仰什么道德，甚至以儒家父慈子孝的道德亲情来瓦解敌军。”（第64-65页）又说：“王肃绝对没有汉儒尤其是汉末党人的那种肩担道义而正道直行的道德理想主义。”（第68页）这样的评价，正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王肃的偏见所致。儒家有诸多面相，即使孔门之中亦呈现出多元格局，既有颜子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有子贡的现实功利主义。很难说，颜子属于儒家，而子贡就不能属于儒家。同样，纵使王肃不属于道德理想主义者，但是也不妨碍其儒家的身份，更不能由此诋毁其人格。我曾经感慨，中国学术史上的刘歆、王肃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承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将之与王莽、司马家族捆绑在一起，进行道德的审判。在资料运用上，也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仍以王肃为例。作者深受历史上王肃伪造《孔子家语》的谬说的影响，而未能接受关于《孔子家语》研究的前沿成果，在分析王肃思想时将《家语》原文作为资料，显然不当。当然，任何一部著述都会有其不足或缺憾，这些都有赖于继续不断的打磨。但是瑕不掩瑜，我相信，这部新著的学术价值必将得到学界的认可。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