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儒学的复兴开启儒学之新命 ──“儒家的使命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暨中华孔子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致谢和报告

作者：王中江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廿五日乙卯

           耶稣2016年2月3日

作者简介：王中江，1957年生，河南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1989毕业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兼任中国孔子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儒学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周秦哲学、早期儒道哲学、近现代中国哲学。主要成果目录：《道家形而上学》，2001《视域变化中的中国人文和思想世界》，2005《道家与中国文化精神》，2003《进化主义在中国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的世界观》，2010《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2011

见证儒学的复兴开启儒学之新命──“儒家的使命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暨中华孔子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致谢和报告

王中江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在上海隆重举行“儒家的使命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暨中华孔子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我谨代表中华孔子学会向大家的莅临和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今年是中华孔子学会迎来成立30周年的大禧之年。30年来，学会承载着丰富的信息和意蕴，见证和书写着儒学的复兴历程，十分值得纪念，现在我们就来一道回忆一下学会的过去；今年也是学会将要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的换届之年，承前启后，期待新命，十分值得展望，我们也一起来期待儒学和我们学会的未来。

按照我的理解，纪念的本质是回忆，它是在特殊时刻用非同寻常的仪式打开历史记忆的殿堂，让过去迅速重现在我们的当下，仿佛发生在往昔的那一幕幕就在昨天。

回忆总是让我们去想念我们刻骨铭心的人。回想中华孔子学会30年的历程，我们十分想念我们敬仰的张岱年先生和汤一介先生。张先生是中华孔子学会的创会会长。30年前的1985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初期，中国传统和儒家文化开始复苏，张先生用他的大历史观远见卓识地展望，我们将迎来理性地纪念和研究孔子的新时代，这一新的时代既不同于历史上神化孔子的信孔时代，也不同于现代以来一味地反孔和批孔的时代。中国老年历史学会的先生们慧眼先识，在北京孔庙毅然成立了中华孔子研究所，张岱年先生受聘担任所长；五年后的1989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华孔子研究所”正式改为全国性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张先生以80岁的高龄担任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当时张先生还担任着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张先生不辞辛劳，开创和奠定了中华孔子学会各方面的基础。从中华孔子研究所到中华孔子学会，当时依然健在的我们敬仰的先哲和先贤们梁漱溟、张申府、冯友兰、贺麟、季羡林、邓广铭、白寿彝等先生们，他们在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后振奋精神，躬逢其盛，共同见证了中华孔子学会的建立和儒学的复兴。

从2005年开始，汤一介先生担任中华孔子学会的第二任会长。汤先生焕发出了复兴中国学术和文化的激情。一方面他在思考着中国文化复兴和未来全球文明的各种论题，这些论题事关重大，意义深远；一方面他还主持着《儒藏》编纂工程。这项工程复杂巨大，事业长久。同时，汤先生还为中华孔子学会费心操劳。汤先生事必躬亲，不厌其烦。汤先生推进了中华孔子学会的各项事业，为中华孔子学会的发展做出了永久的贡献。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说过：“勇毅和坚忍为繁忙活动所需的品德；智慧为闲暇活动所需的品德。”（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３９３页）我们也知道曾子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张先生和汤先生共同亲证了亚里士多德和曾子所说的人生的刚健和弘毅的品格。我们向张先生和汤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学会老一辈的副会长钱逊、羊涤生、郭齐家、葛荣晋、周桂钿、凌孜等先生，还有年富力强的其他副会长郭齐勇、李存山、张学智、万俊人、杨国荣、黎红雷等先生，秘书长干春松、常务理事和理事们，他们都为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也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忆总是让我们想起许多难以忘怀的事。回想中华孔子学会30周年的历程，我们不能忘怀中华孔子学会同全国各地的学人们一道为儒学研究和传播所做的各项工作。

中华孔子学会作为儒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它的主要职责和使命是联合全国有关学者乃至海外学人对儒学展开全方位的研究。为此，我们先后主办或联合主办举行了各种主题的大型的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主要有：1989年（10月7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6月27日至30日）在四川德阳举行的“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8月3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的“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9月24日至28日）年在山东济宁举行的“儒商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12月24日至26日）年在北京举行的“儒家传统的修身理念及人格塑造”学术会议；2007年（11月16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当代社会与儒学发展”学术研讨会；2009年（11月6日至8日）在河北衡水举行的“纪念董仲舒诞辰2200周年暨董仲舒思想国际研讨会”；2011年（10月10日至12日）在河南安阳举办的“孔子与周易”国际会议暨羑里论坛；2013年（12月14日到15日）在福建福州主办的“礼乐文明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与此同时，中华孔子学会还举办了许多小型的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主要有：2009年（12月19日20日）在湖南长沙举办的“儒家人文主义与教育、教化和教养”学术讨论会；2010年（10月8日至10日）在武夷山举办的“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曁朱子学与中国文化”高端论坛；2013年（12月13日至15日）在福州举行的“返本与开新——礼乐文明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3月28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儒家的意义与当代中国的信仰、宗教问题”讨论会等等。

为了推进儒家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我们设立了“孔子与中国人文高端讲座”；先后组织编写和出版了《孔子研究论文集》《传统文化综合与创新》《儒学与现代化》《儒学与市场经济》等专题论文集；主编了“中华文化教育丛书”；出版了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与哲学》、梁漱溟先生的《朝话》、闻一多先生的《集外集》等著作；我们还创办了《中国儒学》。

中华孔子学会同时还担负着普及、传播儒家和儒学的民间化和社会化使命。为此，中华孔子学会同有关地方的教育机构如江苏的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南的安阳等合作创设了“中华孔子教育基地”。为此，中华孔子学会还通过合作举办了不同形式的诵读经典的活动，主持主编了大型工具书《国学通览》（1996年，群众出版社）、主编了共12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审定了12册的《国学经典少儿读本》（200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等等，为儒学的传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回忆总是让我们不能忘记许多曾经和仍然鼎力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友好机构、企业和友好人士。回想中华孔子学会30周年的历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还有这次作为我们嘉宾代表的上海的高校，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香港孔教学院、北京什刹海书院，长沙诺贝尔教育集团、深圳允投公司、安阳贞元集团、福建娃哈哈集团和我们这次会议的东道主上海天歌控股集团，等等，都给予了我们许多支持和帮助，我们要向这些机构和组织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要向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社科部部长王博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和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教授、香港孔教学院的汤恩佳院长、天歌控股集团的陆建冲董事长、什刹海书院的怡学常务院长、衡水学院的李奎良书记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按照我的理解，庆祝的本质是期望，它是在特殊的时刻用一种喜悦的方式使我们从当前穿越到未来，它是让我们对事业和目标充满期待和向往。

对于建立良好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对于建立良好的人类秩序和文明共同体，悠久而博大的儒学传统应该能够发挥出它的建设性作用。但实际上它发挥出了多大的作用，这取决于我们要不断地创造性地转化它，取决于我们要不断地新颖性地去解释它，取决于我们要不断地去实践它。在这一过程中，中华孔子学会这一儒学共同体也应该扮演起它应有的角色。但客观上它扮演了多少的角色，这依赖于我们对儒家的认同和热情，依赖于我们的精诚努力，依赖于我们的创造性工作。

显然，这是一个不断考验我们耐心和意志的持续性过程。中华孔子学会的同仁们责无旁贷，当仁不让。就当前的趋势来说，一些重要的问题和彼此的关系需要我们认真面对、深度思考并充分回应。我暂时想到的是四个方面的问题或相互关系。

一是儒家文化认同同全球文明对话和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开放和包容的关系以及对儒家的高级反思和对其他文明反思的关系。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发生的一个主要变化，是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从同情的理解、研究到认同感的不断增长，这其中更多地是对儒家传统的认同，但这种认同不管是在当前还是在未来都不能成为排他性的前提。文化的民族性和主体性话语要避免滑向文化上的孤立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虽然我们都有偏爱，但就像不同的食物都有它们的不同味道和营养那样，文化和精神上的各种创造也都有它们的不同魅力。也许是一个偏见，文化和精神上的洁癖和完美主义都不过是外观隆重的生命的葬礼。对于其他伟大的传统和文明，儒家需要继续保持高度的开放和共存精神，甚至是一如既往的摄取和同化精神，就像历史上它同道家和佛教传统整体上保持着既相互批评而又相互包容的精神那样。儒学的传统和智慧不能也不需要在狭隘的意义上被界定，不能也不需要被固定在某一方面。“君子不器”、“大德不官，大德不器”可以用来说明儒学真理和思想体系本身的广泛适用性。正如人们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一个多元的上帝那样，我们也不要为“多元性的儒学”或“多元性的孔子”而感到不安。儒学研究和信念的全方位开放，同时就意味着多元性的儒学。

二是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种关系作为抽象的理论在哲学传统中有许多不同的讨论。在文化领域，我们有时关注它的普遍性的方面，有时关注它的特殊性的方面。现代中国的哲学家们特别是新儒家人士在比较东西方哲学和文化时，他们有的侧重于从东西哲学和文化的不同方面去观察它们，有的则更倾向于从两者的共同的方面去看待它们。但原则上，我们不会说哪一种文化或哪一种传统都是普遍性的东西而没有特殊性的东西。真理需要深刻，但不能牺牲事物的基本完整性。儒学既相信“心同理同”的普遍理性和价值，同时也承认差异和特殊性。“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同归”和“一致”揭示了人类能够拥有一些共同的理性和理想，但“百虑”则说明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思考方式。荀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荀子·大略》）“共予”说明我们可以相喻和形成共识，“特意”说明我们又各有不同。

三是儒家大传统中的源头、流变和未来的不断扩展问题。一个时期中，人们为了维护孔子的形象或者是纯化孔子，提出了“真孔”与“假孔”的划分，但这种划分只是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上才是必要的；也有人为了强调早期儒家的创造性和活力，提出了先儒与后儒的划分，甚至将源头的儒家与之后的儒家对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地认为，后来的儒家都退化了，失去了儒家的真正精神，但这样的说法也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才是如此。从整体的历史观来看，儒家的源头和流变都是儒家传统的有机部分。从先秦到汉唐，从宋明到现代，儒学一直在经历着不断的更新，这正是儒学的生活力所在。如果没有这样的历程，儒学反倒是可悲的。“返本开新”和“温故知新”，其实都是希望追求一个新的儒学的现在并使之朝着未来不断地延伸。现在的关键是，处于当前的我们要不断为儒学注入新的气息和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

四是作为历史和学问的儒学与作为价值、意义和信仰的儒学的关系以及作为某一角色的儒家与整体角色的儒家的关系。我们不假定历史与意义、学问与价值之间的天然分界线。作为历史的儒学，它是一个巨大的学问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持久的努力做出传之久远的成就，甚至是建立新的典范；作为世界观和意义的儒学，它是一个复杂的价值、信念和信仰的体系。儒学是一个贯通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不预设“天人”二元论，更不从原子论和机械论去想像宇宙和世界的秩序。世界在它那里从来不是分裂的，更不是冲突的。儒家式的个人超越和自我实现，恰恰是在家庭、族群、社会共同体和宇宙万物等一系列现实层面上连续展开的。它不是遁世的洁身自好，也不是入世的随波逐流，更不是来世的异想天开。按照儒家的贯通性理路，神圣即在凡俗，天道自在人心，实然亦是应然，生生即是和谐。

整体上，儒家需要人扮演的角色既多又高。但作为个人，我们十分有限，我们不必因只能扮演某种角色而感到苦恼和承受心理压力。但我们必须扮演好某种角色，整体的角色可以由我们共同努力所构成的合力来弥补。中华孔子学会的同仁们就是这种合力的来源之一。我们要通过各种创造性来开启儒学的新世界，现在就是我们最好的机遇。

这就是我代表学会所做的致辞和有些冗长的报告。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