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贡之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思想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子贡与中华儒商文明》，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初二日辛酉

           耶稣2016年2月9日

子贡，卫人（今河南省浚县），孔子的得意弟子，聪慧通达，“利口巧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列于孔门四科之言语科，在孔门中具有极高的地位。他出身商贾，乃“卫之贾人”（《韩诗外传》卷八），“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史记·货殖列传》）。“常<尝>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仅在经济上颇有成就，而且政治上、外交上也有非凡的表现。他曾做过信阳宰，“常<尝>相鲁卫”，在当时的国际上知名度和影响力甚大。《吕氏春秋·招类》载史墨对卫国政局之描述：“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马王堆帛书《缪和》亦载此事，略有差异：“卫使蘧伯玉相，子路为蒲，孔子客焉，史子突焉，子贛出入于朝而莫之留也。”而《史记·货殖列传》则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外交上，据《史记》和《孔子家语》记载，“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①]于是，甚至有人公开评论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一、子贡与孔子的关系及其在孔门中的地位

子贡对孔子十分推崇与维护。据《论衡·讲瑞》载：“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当子贡对孔子有了深入理解之后，他对孔子之赞美与推许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以其影响力，为孔子学说的推广与孔门的扩大做出了贡献。孔子曾说：“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尚书大传》、《孔丛子·论书》）《论语·子张》记载了几则故事，如他说：“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他将孔子思想学说比喻为“万仞宫墙”。在《子罕》还有子贡对孔子为圣人的评价：“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以子贡在当时的影响力，对孔子学说如此推崇，自然十分有利于孔子思想之广泛传播，儒学之日益强大也应与其有关系。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甚至在孔子去世后，一般弟子都是为孔子守丧三年，而子贡独庐墓六年，可见其对老师感情之深。至今孔林的孔子墓旁仍有纪念子贡庐墓的石碑。

子贡在孔门之地位，我们可以从《论语》中约略看出。[②]谁也不会否认，颜回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子路也是孔子所喜欢的学生。其实，子贡可与颜回、子路堪有一比。在《论语》中，据统计，子路出现次数最多，有42章提及，其次是子贡，有38章提及，而与颜回相关的却只有21章。《孔子家语·弟子行》记卫将军文子向子贡询问孔门弟子的情况，子贡就其所知以告。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一点蛛丝马迹，即子贡在孔门之中地位非同一般。

而且，在《孔子家语》、《史记》等文献中，我们发现多处颜回、子贡、子路同时出现的记载，在与孔子的对话中，其被肯定程度由弱到强的次序往往是子路、子贡、颜回。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子贡之思想与孔子思想之距离介于颜回与子路之间。如《孔子家语·致思》所载：“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然后孔子让三位弟子各言其志。孔子对三人的评价是：子路“勇哉”，子贡“辩哉”，颜回“美哉！德也。”再如《孔子家语·三恕》载孔子与三人谈论仁智，“子路见于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路出，子贡入，问亦如之。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出，颜回入，问亦如之。对曰：‘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士君子矣。”复如《孔子家语·在厄》、《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师徒厄于陈蔡之时，子路、子贡、颜渊顺次晋见孔子，讨论孔子之道何以不容于世的问题。（见下文所引）

我们从这数处记载可以看出，子路、子贡与颜渊三人在孔门当中的地位。从三人的回答不难看出，颜渊之境界最高，也最得孔子之嘉奖。子贡次之。我们还可以看出，在三人相提并论的记载中，三人之思想特征或人格特质被突出出来，如子路的“勇”，子贡的“智”、颜渊的“仁”。众所周知，孔子曾有“三达德”的说法，见诸《中庸》。其实，在《论语》中也有两处提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可见《中庸》所载孔子之语可信。在孔门“三达德”悬格甚高，估计只有孔子一人可以同时兼有此三德。而在七十子之中，弟子性格迥异，思想有别，成就不一，于是《论语》有“四科”之分。其实，从以上所引资料看，子路、子贡、颜回在孔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三人乃孔子最为得意和欣赏的弟子，应不为过。子贡在孔门当中便具有了“智”德，这是与其他记载相符的。我们可以说，子贡的形象代表了儒家理想中“智者”的典范，尽管“智者”之境界或位次仍不如“仁者”。这一形象其实早已被历史定格。

正如钱穆先生曾说：“观孔子与回孰愈之问，见二人在孔门之相伯仲。”尤其到了孔子晚年，子贡的重要性就愈益凸显了。李零先生认为，在孔子的弟子中，颜回、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他们死后，子贡就最重要了。这一说法是可信的。我们在文献中发现，有两处记载尤其能体现这一点。《家语·曲礼子夏问》和《礼记·檀弓下》都记载，孔子的看家狗死了让子贡去埋葬。《家语·终记解》和《史记·孔子世家》都记载孔子临终前七日的早晨，孔子曳杖逍遥于门，等待着子贡的到来。待子贡赶到，孔子甚至埋怨其来何迟，并有一段意味深远的临终遗言。从这点滴的细节，我们便可揣测出，子贡在晚年孔子心目中之重要性了。而在其他相关文献如《孔子家语》、二戴《礼记》、《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之中，子贡也是经常出现的人物，甚至在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要》篇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鲁邦大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子贡的身影，其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子贡并不以思想与学术名显后世，但却以对孔子之维护与尊崇，赢得了儒家后学的尊重，以货殖经商赢得了世俗的名声。“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推端木贤。”这两幅对联正是后世商家极为得意与标榜的。子贡以其贤德与智慧，赢得了在儒与商两界之影响。在战国后期韩非子所提到的“儒家八派”之中，并没有子贡之儒。《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赫赫有名的子贡居然不与焉，令人疑惑。其实，这或许是子贡未能树立学派所致。而子贡之不曾树立学派，固然与其忙于货殖，无暇顾及有关，但从根本上乃是其思想特征决定的。我们从现存文献分析可知，子贡尽管对乃师孔子格外推崇与尊重，但是从其思想性格来看，与孔子分歧较大。子贡表现出现实主义与务实功利原则、理性主义思想与怀疑精神，代表了儒学多元发展的一种可能。这在今天也许尤其值得重视。[③]

二、子贡之现实主义气质与务实功利原则

学界对于孔子思想有着众说纷纭的各种观点，或以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只有常识的道德，没有思辨的哲学（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或以为孔子仅仅关注现实，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赵光贤《孔学新论》）。其实，在我们看来，孔子固然始终将思想的中心落实在人间秩序的安排，但他的思考则体现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天人合一”思维，孔子思想中不仅有着圆融的政治伦理学说，而且含蕴着诸多形上的超越之思。不过，从气质上来讲，孔子绝非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孔子身上散发着浓郁的理想主义的气质。李零先生非常强调这一点。这种理想主义同样体现在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身上。在这一点上，子贡与孔子、颜回便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理想主义是一切道德主义者的必然选择。孔子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同时也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是一种十分难得而且十分可敬的性格与精神。孔子为了自己所向往的王道理想，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也无怨无悔。当然，因为孔子本身所具有的“中庸”气质，其理想主义中有时也会表现出妥协的倾向。相对来说，颜回以及原宪等的理想主义色彩表现得浓厚的多。而子贡，却表现出另一种可贵的性格与气质，那就是现实主义的。固然，在庸俗而严格的道德主义者眼中，哪怕一丝的退缩、妥协都是可耻的。幸亏，孔子不是那样的人，他对子贡之现实主义倾向，虽然并不十分满意，但却表现了充分的包容。

我们知道，孔门弟子十分驳杂，性格各异，而且，孔子虽然努力教化自己的弟子，希望他们追随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去刻意改变弟子的性格，而是采取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因此，孔门气象是格外的自由、活泼的，与墨家之宗教团体表现的泾渭分明。子贡出身于商贾，这种身份也使其必然具有现实主义的性格，具有务实的作风。而务实的现实主义的性格，也促使子贡在商业上的成功。《史记·货殖列传》将子贡列为第二，并说“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这自然得益于自身的现实主义性格。

子贡的这种性格，我们可以通过一场考验看出来。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曾经“厄于陈蔡”。面对这种困境，孔子分别询问子路、子贡和颜回的看法。《孔子家语·在厄》和《史记·孔子世家》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我们且看《史记》的记载：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脩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脩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面对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孔子及其弟子都在思考。率直的子路居然怀疑起孔子之修养与学说来，而子贡与颜回显然都理解此“困”并非因为孔子之修行不够，学说不深，而恰恰是因为“夫子之道至大”，致使“天下莫能容”。可见，子贡与颜回都深深理解老师，不过，尽管同样认识到问题之症结所在，但二人所采取的立场是不同的。颜回认为，“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子贡则主张，“夫子盖少贬焉”？既然理想与现实距离过于遥远，为了实现理想，不如稍稍降低标准，迁就一下现实，与世俗统治者作一妥协。如此以来，虽然原来的理想不能完全实现，但毕竟比完全实现不了要强。但是，理想主义者孔子，自然更欣赏理想主义者颜回，对现实主义的子贡表现出一定的不满，认为其“志不远”。其实，我们纵观古今中外，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永远无法判断出孰对孰错。

子贡的这种作风，不可能成为儒家学理的主流。这在古代的农业社会，是必然的。但却必然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主流。我们在孔庙的祭祀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在所有的孔庙从祀人物中，分为传经之儒、明道之儒和经世之儒三大类型。经世之儒之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越来越受重视。其实，在儒家思想内部，这种现实主义倾向却始终存在着。因为儒学本身是入世的学问，所有儒家人士，几乎都存在救世济民、安邦定国的雄心壮志，所以一旦进入现实的政治，担负起一定的职责，就必然要从事务实的工作。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便会面临着巨大的冲突，二者便有极大的张力存在。所以说，子贡这种现实主义的性格，虽然在后世会受到一些儒生的藐视或批评，但却在现实生活中受到重视和理解。

子贡这种现实主义性格与思想作风，在今天的工商业社会必然更能体现出其优越性。一个社会固然需要一部分秉持理想的理想主义者，如宗教家、哲学家等，但是占最大多数的还是那种从事现实工作的人，如企业家等，这便需要一种更为切实、踏实、务实的人才。子贡这种亦商亦儒的人才，正是可以成为当代工商界的楷模的。

与现实主义立场相一致的是，子贡具有强烈的功利、务实倾向。从上面举的例子已经可以看出，子贡在道（理想）与世（现实）之间，秉持的其实是功利的原则，即如何能够保证目标的实现，而非维护理想的所谓“纯洁”。这与子贡商人的身份是完全吻合的。

在这一点上，子贡与颜回，甚至与子路都有明显的不同。颜回之理想主义的立场，使其不可能持守功利原则。颜回可以做到“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另一位孔门弟子原宪也能做到。《史记·货殖列传》还特地做了对比：“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而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四库本）记载：（子贡）“家富累千金，常结驷连骑以造原宪。宪居蒿庐蓬户之中，与之言先王之义。原宪衣敝衣冠，并日蔬食，然有自得之志。子贡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宪曰：‘吾闻之无才者谓之贫，学道不能行者谓之病。吾贫也，非病也。’子贡惭，终身耻其言之过。”此故事又见于《庄子·让王》。

子路与子贡也十分不同。试看子路之死。当时，为了心中的道义，为了名誉，子路选择了死亡，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换作子贡，他可能不会如此选择。

一直以来，人们都赞美颜回与原宪之行为，其实，我们也应该理解子贡。子贡之功利务实原则，是应当推崇的，而不应当贬斥。古代儒家的某些知识分子，以道德理想主义的宝剑悬于头顶，忽视了正当的功利主义之合理性。以至今日人们谈论儒家时，都认为儒家是重义轻利的，是阻碍工商业社会的进步的。其实，在历史上，儒家并不排斥利，而是主张先义后利，取利应在不违背义的原则下进行。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原宪、颜回等的行为固然高尚，但毕竟只能限于个别道德之士的选择，对于芸芸众生来说，采取功利务实原则正是合理合情的选择。

子贡之功利务实原则，还表现在他对待礼的态度上。《论语·八佾》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对此前人曾有所分析。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是不争的事实。孔子出于维护周礼的立场，经常批评违背和破坏周礼的行为。而子贡则不以为然。既然礼制已然破坏，统治者已经不拿此当回事了，徒具形式，走过场而已，那么干脆撤去“饩羊”，尚能省下几只羊。在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子贡毫不犹豫地选择内容。如果内容已经不存在，形式也就可以丢掉。对此，持不同立场的人，也是纠缠不清，永远不可能有一致的答案。

与功利务实原则向呼应的，是子贡的“外王”“安人”的思想。后者恰是前者的合乎逻辑的推演。在《家语·三恕》记载的一处孔子与颜回、子贡和子路的对话中，体现的恰恰是子贡的这一倾向。孔子向子路、子贡和颜回分别问了同一个问题：“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的回答是：“智者知人，仁者爱人。”与颜回“智者自知，仁者自爱”的回答明显不同。子贡出身商贾，知人是其看家本领。在《论语》中，处处可见子贡对人之兴趣，这自然出于商贾功利务实的考虑。而“仁者爱人”，体现的是“安人”、“爱人”的外在事功。因此，我们可以说，与颜回更倾向于修己不同，子贡是更倾向于安人，前者侧重内圣，后者侧重外王。

关于子贡之“智者知人”，我们从下面几个例子便可一窥究竟。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知也。”（《公冶长》）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先进》）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宪问》）

另外，《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和《孔子家语·弟子行》中载有卫将军文子向子贡询问孔门弟子的情况，子贡对颜回等十余位同学做了评价。从中不难看出子贡善于察人知人。

而关于子贡之“仁者爱人”思想，则亦显然可见。《论语·雍也》记：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倾向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外王”，其事功倾向十分明显。这当然是功利原则的体现了。在另一个关于子贡的故事中，我们似乎也能窥见其外王的思想。在《孔子家语》和《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中都载有“子贡赎人”的故事。《吕氏春秋·察微》：“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子贡这种“仁者爱人”的外王思想。这对商贾出身的子贡来说，难能可贵。对于义与利，子贡在重利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义。他救赎鲁人，就是一种义举。当然，孔子更为深谋远虑。孔子认为，维护一种制度、规矩，似乎更为重要。但无论如何，子贡这种务实的倾向、爱人的思想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与推许。

三、子贡之理性主义思想与怀疑精神

在所有关于子贡的记载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子贡思想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色。这与其现实主义的立场有关。

在《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贡的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这句话，历代注家有不同的理解。人们多以此为证据来否定孔子有形而上的哲学。其实，如果我们联系马王堆帛书《要》篇的记载，我们就会容易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一《要》篇，对重新认识孔子与易之关系有重要价值。而该篇之第三章恰恰是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原文是：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蔡。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剪）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閼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赐闻于夫子曰：必于□□□□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谬哉，赐！吾告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从这篇对话，我们不难看出，子贡对于孔子“老而好易”不理解。因为，孔子在早年对《周易》对卜筮一直表示反对。所谓“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蔡”，而对此子贡也表示认同。对当时流行的卜筮迷信活动进行批驳，这正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如今，孔子“出尔反尔”，子贡当然不能理解。他对孔子好易之不理解，怀疑孔子“信其筮”，也同样表现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思想。

如果有了《要》篇的背景，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到底是何意思了。李学勤先生曾专门撰文《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对此进行深入剖析，他指出：“我认为这确是子贡对孔子赞叹之词。要知道，当时所谓‘言’和‘闻’每每不仅是说到、听到的意思。‘言’有论议之义，比如《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皇侃《义疏》云：“言，说也。”《荀子•非相》：“然而不好言”，杨倞注：“言，讲说也。”至于“闻”也不只是感官的听，《说文》：“闻，知闻也。”王筠在《说文句读》中曾分析说：“《孟子》‘闻其乐而知其德’，案《大學》‘听而不闻’，是知听者耳之官也，闻者心之官也。”《广雅·释诂》就直截了当地说：“闻，智（知）也。”这样认识，子贡的话就很明白了，他说的是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议论高深微妙，连他自己也难于知解。”[④]此前，我曾经赞同朱熹的注释，以为这是子贡听孔子谈论《周易》道理后的叹美之辞。虽然与李先生的意见相同，但对言、闻的理解却远远不够。从李先生的意见，我们可以清楚，子贡对“性与天道”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其之所以“难于知解”恐怕并非其智力不足，而是兴趣不在此的缘故。如此，则子贡之理性主义精神更加突出了。

孔子曾经对颜回、子贡进行比较：“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关于“不受命”之理解，古今众说纷纭。朱熹训为天命，可从。从孔子这一评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迷信，不盲从，有主见，有眼光的富有理性主义的子贡。正是这一思想特色，保证了其货殖之成功。

顺便说一下，与此相关的另一特点，就是“通达”。《论语·雍也》记载孔子对子贡的评价是“赐也达”，所谓达，刘宝楠《正义》引《仪礼·士昏礼》郑注曰：“达，通达也。”所谓通达，就是通情达理，不偏执。理想主义者往往具有偏执的毛病，而现实主义者则往往相当通达，理性。

与其理性主义思想密切相连的是子贡之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正是理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且看，《论语·子张》所记：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李零先生在其《两种怀疑——从孔子之死想起的》[⑤]一文中对子贡的怀疑精神深表钦佩。确实，纣，作为周朝铁定的“恶人”，在《尚书·牧誓》中列有数大罪状。而子贡居然秉持其理性主义的思想，对此表示了怀疑，十分可贵。

四、关于子贡思想现代价值的一点思考

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一直是人们思考的重大课题。人们越来越达成一项共识，那就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儒学要发挥其现代价值，则必须进行现代化的转化。人们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对儒学展开了多层面的研究。而且，学者们意识到原始儒学与后世儒学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于是越来越重视儒学源头即先秦儒学的价值。但与此同时又有一个偏差，就是将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孔子、孟子与荀子等儒家大师的身上，对另一个领域则存在着盲区。那就是“七十子”及其后学。

幸好，在近几十年来的出土文献中，发现了大批有关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文献材料，使人们可以更多地去把握那个思想丰富多彩的年代与群体。于是，人们又将注意力过多地投入到出土简帛资料的研究中。对于出土文献没有涉及或涉及很少的人物，则缺乏兴趣。其实，我们也应将足够的注意力放在诸如子贡等人物身上。那将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以往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中，像子贡这样的儒家是不被重视的。人们往往喜欢探究曾参、子思等的思想，梳理子夏等对经学的传承之功，对于子贡、子路这种既非思想家又非学术家的孔子弟子，往往产生盲区。其实，今天我们通过对传世文献中子贡材料的梳理，我们发现，与孔子思想有相当大的差异。孔门之中，思想是多元的，因此也是开放的。这些思想向所有人所有时代开放。我们今天可以从中发现有助于当代工商业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

子贡被人们许为“现实人生的完美典范”，“比较有‘现代性’，适合在现代社会中生存，是典型的‘成功人士’。”[⑥]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工商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企业家也就成为社会的引导力量，因此，近年来关于儒商的议论和呼吁渐渐多起来。子贡自然被推举为儒商的祖师爷。子贡之所以成功，与其思想特色是分不开的。像子贡这样，亦商亦儒，可能更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儒与商的结合，不管是儒商还是商儒，也许是未来儒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中，我们不妨更加“中庸”一些，保持一点开放、宽容与多元的心态。我们不是简单的肯定与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思想倾向。

【参考文献】

1、李启谦、王式伦编：《孔子弟子资料汇编》，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

2、杨朝明师：《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

3、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09年。

4、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

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三版。

6、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7、李零：《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三联书店，2009年。

8、徐刚：《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9、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

10、赵光贤：《孔学新论》，巴蜀书社，1992年。

【作者简介】宋立林，字逸民，号瘦竹，山东夏津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讲师，在读博士，中国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孔子学刊》执行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儒学与儒家文献。邮箱：kongziwenhua@163.com

注释：

[①]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太史公对子贡所费笔墨最多，足见其对子贡之喜爱。不过，很多学者都指出，关于子贡的这一记载可能有夸张失实之处，推测是纵横家借用子贡的影响力来作宣传而虚拟编造的故事。而太史公轻信了纵横家而采入《史记》。对此，我们认为，固然这一记载有失实之处，恐非纵横家之编造。

[②]关于子贡在孔门中之地位，业师杨朝明先生有专文考察。详见《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一文，载杨师《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09-224页。另外，可参看朱国华《子贡与孔子》一文，载《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

[③]关于子贡，学界研究较少。本所前辈李启谦先生较早对子贡进行了研究。他对子贡的家世履历、性格和为人、思想和作为、子贡与孔子的特殊关系、关于子贡使“五国各有变”的问题、对后世的影响等六个方面做了分析和研究。见氏著《孔门弟子研究》，齐鲁书社，1987，第80-100页。

[④]参见杨朝明师主编《孔子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第4-5页。

[⑤]该文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第1期。亦见李零《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三联书店，2009，第65-77页。

[⑥]徐刚：《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