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特性与前途

作者：滕文生（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02月18日07版“人民要论”栏目）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十一日庚午

           耶稣2016年2月18日

儒学文化产生于中国，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源泉。它很早就传播到东亚和亚洲其他地区，后来又传播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以儒学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亚洲文明也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学是会走向衰落还是会走向新的发展呢？这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关于儒学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

儒学文化早在公元前后的三四百年间，就由中国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正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一文中所说的：“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随着中国文明的开发，在那里形成以中国文明为核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在后来的千百年间，儒学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里，可以通过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思想文化交流的情况看一看儒学文化对世界文明进步所作出的贡献。

中国的明末清初是指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两百年间。此时的欧洲已经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进入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前进的历史时期。承担这次中欧思想文化交流任务的主要力量，是双方特别是欧洲的宗教人士、商人、学者，还有一些官员、使节。他们既向中国人介绍和传播“西学”，又向欧洲人介绍“中学”。所谓“中学”，就是包括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风物民情等方面的知识与学问。在介绍和传播“中学”中，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首先，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译成拉丁文等文本，在欧洲出版发行。例如，他们相继译成拉丁文本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有《书经》《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论语》《老子》等。其次，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情况用拉丁文等写成各种著作，在欧洲出版发行。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从1687年至1773年的近百年中，来华的耶稣会士用拉丁文等写了252种与中国有关的著作。第三，相继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情况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认识的报告、材料等，呈送给罗马教廷和欧洲有关国家的当政者以及有关学者等。第四，介绍或直接带领中国的一些官员、教徒、学者和学生前往欧洲进行考察与学习。总起来看，在中国明末清初进行的中欧思想文化交流对中国和欧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欧洲来说，随着“中学”西传，出现了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热”。这一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欧洲人对中国物质产品的钦慕和追求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上。

这里可以谈一谈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认识与评价。莱布尼茨在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并将其与欧洲的思想文化加以比较后认为：“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一大觉醒。”伏尔泰是当时研究、了解和谈论中国最多的一位欧洲启蒙思想家，他论及中国的著作将近80种、信件200余封。他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格言奉为座右铭。重农学派的创始者魁奈也非常重视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仰慕对象，而是一个可以仿效的典范”。因此，伏尔泰、魁奈曾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子”。对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在欧洲出现的“中国热”，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

关于儒学文化的本质特性

在当今世界，儒学的思想价值可以用来为实现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促进和改善全球治理服务。这是由儒学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以后，不仅存在和发展于中国，而且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传承和延续到今天。儒学具有持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有着不断进步的发展前途，也是由它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最主要的是四个方面：开放包容，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与时俱进。

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共存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之时，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思想等等。正是由于虚心向道家、墨家等学说学习，认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才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显学”。当它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时，又能与当地的思想文化相融合，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当佛学传入中国后，儒学不仅与之共存，而且将其引为自己的借鉴取长对象。这些都体现了儒学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具备的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儒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即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一个具有儒学思想的人，《汉书》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所追求和坚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东汉著名儒学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一书有《问孔》《刺孟》两篇文章。文中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明“是”。他说：“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猝吐言，安能皆是？”像王充这样敢于指出和纠正前辈儒学思想家著述与言行中错误的学者，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儒学界所在多有。这说明，求实、求真、求是是儒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一、躬行为务”。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坚持将儒学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张应用于个人的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也就是儒学大家们坚持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实干兴邦”。在中国西汉时期，著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和实质，就是要把积极进取、致用为上的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充分发挥了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才不仅成就了它对中国文明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保证了它不断从社会实践中吸取养分，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也是儒学能够长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法宝。

儒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所以它能够“因时达变、推陈出新”。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弃旧而图新，反对蹈常袭故、陈陈相因，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和儒学工作者为学与治世的共同追求。儒学产生以后的两千多年间，经历过多次大的自我更新与演进。先是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演进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后来又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儒释道三学并立与交融互鉴，演进为宋明时期的理学；随后又经过总结和吸取理学过于空疏的教训，演进为清朝时期的实学。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对传统儒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弘扬和发展儒学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儒学工作者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不断根据时代条件、历史使命和社会实践发展变化的需要，适时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保证了儒学与不断前进的社会实践同在，与长流不息的文明之河共进。

总之，儒学所具有的这些本质特性是十分宝贵的，是儒学的精髓所在。它们赋予儒学长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引领和推动着儒学不断为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关于儒学文化的思想价值及其应用与发展前景

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联系空前紧密，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今天的人类社会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取得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达到了古代世界完全不可想象的繁荣境地。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像其他事物一样，有利也有弊，是利弊共存的对立统一体。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弊端与难题。例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消除和解决这些弊端与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社会今天创造和发展的各种智慧与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世界各种文明以往所积累和储存的一切智慧与力量。毫无疑义，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儒学文化，应充分挖掘其蕴集的丰富思想价值，结合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的实际，实现其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使之为改进全球治理，为消除和解决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与难题作出更大贡献。儒学文化的应用与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关于儒学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蕴集的思想价值，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9月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作了重要概述。他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同样，世界上其他各种历史文化中蕴含的各具特色的思想价值，也都应结合当今的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弘扬，使之共同为消除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为解决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带来的难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各国共同发展，造福于人类的现在与未来服务。

儒学文化与世界上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儒学文化时，坚持革故鼎新、择善而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照套照用。具体说来，一要采取有鉴别、有扬弃的继承态度；二要把握好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而不是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三要紧密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要求，不断总结和吸取实践中的新鲜经验，使儒学文化的思想精华能够因时制宜，实现新的转化、升华和发展。所有从事儒学文化工作的人都应注意贯彻这些原则。

关于不同文明要交流互鉴

儒学文化能够持续传承和不断走向新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它的本质特性和思想价值决定的。但儒学文化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始终需要学习、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长处、智慧与经验，以保持和增强自己的生机与活力。

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东方文明是如此，西方文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也都是如此。世界上有哪一种文明是可以长期孤立地存在、长期独自封闭地发展、长期单边地保持生机和优势的呢？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中欧文明、亚欧文明、东西方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欧洲在经历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以后，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终于摆脱衰乱和落后状态，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现了欧洲文明的复兴。这首先是欧洲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同时与欧洲各国人民努力学习借鉴东方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长处、智慧、经验也是分不开的。

不同文明之间之所以需要互相学习借鉴，是因为各种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它们在发展中都是波浪式前进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与经验反复说明，世界上各种文明的形成有先有后，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有程度大小、数量多少的差别。也就是说，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不会是同时产生、齐头并进、等量齐观的。正因为如此，才会产生相互交流和互学互鉴的需要，也才会通过互学互鉴形成相互交融、相互辉映和你追我赶的生机盎然的文化景象。所谓波浪式前进，就是说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进程，由于对客观条件的利用或时机把握上的差失和种种局限的制约，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前进、一帆风顺的。在前进的速度和发展的水平上会有快慢、高低之别，以至于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曲折，就像波浪一样有波峰也有波谷。

各种文明发展的不平衡和波浪式前进，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还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都不断地从正面启示或从反面警示人们，这一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即使一种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行列中一时间处于领先地位，对其他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切不可使这种地位和贡献成为包袱，从此孤芳自赏、固步自封，以为不需要向别的文明学习借鉴了；更不能以为自己的文明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从此轻视和鄙薄甚至排斥和打击别的文明，这种认识和做法是自取衰败之道。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有过的。拿中国来说，就有这样的教训。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经济文化发展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然而，在15世纪中叶也就是郑和下西洋后，中国明朝的当政者以为自己的国力与国威远在世界各国之上，逐渐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不去吸取别的国家、别的文明的智慧与长处，加上制度上、治理上的原因，中国和中国文明的发展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清朝，虽然清初的康熙皇帝也曾对“西学”产生过兴趣并学习了一些“西学”知识，但他和清朝的当政者们沉迷于所谓“天朝上国”的颟顸自大之中，并未倡导各级官员和国民学习、吸取欧洲文明之长。而且，他自己和一些官员所学习的“西学”知识，基本上不涉及制度层面，只是局限在器物和技术层面。到了清朝晚期，外国列强一打进来，就如同摧枯拉朽一样，国势的危局已经难以挽回。这一教训启示我们，儒学文化要走向繁荣，必须谦虚谨慎，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借鉴别的国家、别的文明的有益东西，这才是正确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这将是一个充满巨变而又有着光明前途的世纪。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经验，依然是我们在新的世纪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利用人类已经积累和正在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启示、智慧与经验，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健康地向前发展，才能更好地开创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滕文生简历：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生。湖南常宁人。１９６４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１９６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６４年毕业后在马列研究院工作。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在《红旗》杂志社工作。１９７５年后先后在人民出版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１９７９年８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１９８０年５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员，理论组副组长、组长。１９８３年１１月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宣传组组长。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１９８９年１０月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１９９７年８月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是中共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1/content_246387.htm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