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新思考

作者：张瑞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 2016年02月22日 16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十五日甲戌

           耶稣2016年2月22日

《论语·学而》有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慎终”意味晚辈、后生对逝者的敬重，“追远”意味人对自我生命和价值的敬重，“慎终追远”体现了“孝道”理念下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情结和生命敬畏意识。当把“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相对地看作为文化生命的延续的话，那么，贡献并缔造了中国文化优秀基因的传统文化不应被遗忘于历史的故纸堆，而应走进历史的前台，转生为现代文化；同时，彰显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高扬与时俱进、和平合作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化自然要基于、源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与“现代”已然构成“慎终追远”的文化生命传承关系。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深具“追根溯源”情怀。文化是有层级性的：单纯的地域文化、整体的民族共同体文化以及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文化。地域文化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化，民族文化是基于特定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而达至的群体文化，国家文化则是由多民族共同体所达至的通约性、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系统。无论是地域文化，抑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都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个体生命产生重要的影响，个体生命的历程中自然孕育着特定的文化基因；区域的、民族的、国家的人类共同体又根据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不断创造新的文化要素，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个性”的文化基因。地域文化的演进有其特定的文化基因，民族文化的演进、国家群体文化的演进同样在塑造属于群体的特定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之间潜存着融通性，特定的文化基因自身正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文化的前后因袭形成了“源与流”“根与木”的关系。诚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出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9页）由此可说，任何文化都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的文化演进形态。故，当人们构架和刻画现代文化时，自然要体思勘悟自己的历史文化，在“追根溯源”的历史情怀中考察个体生命和群体文化生命的智慧精神。“追根溯源”情怀既是塑造个体文化生命与价值的必然选择，又是塑造国家群体文化生命和社会价值的必然选择，唯扎根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历史演进脉络的现代文化才能激扬勃兴，永葆文化生命生生不息的真精神。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涵韵“认祖归宗”意识。中华文明起源于大江大河，以农耕文化为个性，以和平、合作和天下大同为思想内涵，而其中的理念纽带就是“宗法伦理”。与之相关联，“认祖归宗”成为中国人生命存在和生产生活的自然选择，是中华民族文化演进和价值重构的首要法则。从狭义言，“认祖归宗”是宗法伦理社会下，基于血亲伦理而展现的个体生命价值选择和群体价值理念选择；但从广义言，它是基于中华文化传承而展现的“文化认同”，是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个人、民族和国家共同历史命运与文化精髓的集体记忆。寻求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我现在是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我是谁”“我曾经是谁”的主体之“我”天然、内在地存在着心理上和心灵上的自觉认同，倘若不能实现这种自觉的文化认同，必不能求达民族、国家文化基因的理性探察，走向“文化虚无”“历史虚无”，割裂“我曾经是谁”与“我现在是谁”主体之“我”的主体性存在和内在连续性，造成文化主体的“角色缺失”。就个体生命存在言，主体性缺失、角色缺失势必导致个体人的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流变为病态生命；就民族、国家文化发展言，文化主体性缺失、角色缺失则导致文化演进路上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大”，是脱离本民族、国家文化的演进脉络而走向自我民族文化的不愿认同和不敢认同。当然，造成文化“认同危机”的原因有很多，但其本质错误在于未能体勘作为中华文化基本思想特质和思维方式的“认祖归宗”意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同样，人不能两次犯同样的错误，曾经的“打倒孔家店”是“认祖归宗”意识的被动缺席。当今中国文化现代化，需理性张显“认祖归宗”意识，自觉感知和展开民族文化的“认同”，历史地考量自我地域、民族、国家文化演进历程中的优秀文化基因和思想精髓，为构架中华文化现代化探寻合理性的思想资源和合法性的思想铺垫。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秉持“子承父志”理念。“慎终追远”既是对人自然生命的敬畏和敬重，还是对人精神生命的传承与接续，诚如《论语·学而》所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衡量“孝”道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当父亲在的时候，要观察儿子的志向；当父亲不在了，要观察儿子的行为，若儿子对父亲之合理部分长期不加改变，可说做到了“孝”。“孝”不是对父辈精神的无原则坚持和固守，而是对先人合理性价值和精神诉求的传承（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7页）。孝道原则应用于家庭伦理固然如此，应用于国家的文化建设同样如此。源于同一文明系统、同一文化血脉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当她为了适应新的人文语境、社会语境乃至生产语境的需要而进行文化要素的重组，自觉的文化认同自然推至为对自我历史文化优秀要素的吸收与借鉴。因此，文化的演进历程客观地遵循着“子承父志”的理念，唯有将作为民族与国家历史文化集体记忆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和文化基因实现现代转生，才会创构出适合本民族个性、蕴含本民族自我主体性的“现代文化”。当然，此“志”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转生”意味着旧生命体的解体和新生命体的诞生，“文化转生”是优秀传统文化生命精髓在现世中国实践历程中的进一步展开和自我优化。由“子承父志”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是“继承”基础上的文化“创新”，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态势、中国人民精神需求和世界发展格局而展开的中国文化模式的体系创新和话语创新，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所言：“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这是“子承父志”理念在文化建设上的真切体现，是中国人不忘前贤远祖、勇于开拓创新理念的明白昭示！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