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神州中华，举国上下响应中央“以德治国”号召，正在掀起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精华的新潮，大张旗鼓“重塑孔子”、“复兴儒学”，意图借助孔门儒学挽救“信仰危机”，实现“道德复苏”。 

近见有些学者提出了“儒化”政治体制救中国的建议。其中以“新兴保守主义者”康晓光先生的系列文章似最具代表性，拜读后不禁拍案称奇。康文针砭中国社会现状，指出存在问题的性质及其严重性，果然透彻明白、可圈可点；再读读他的“儒化”主张，则宛然可见那几乎断送了中国国运的“伪儒化”卷土重来，甚至比“伪儒化”更“伪儒化”的架势。 

愚以为“儒化”无限好，贵在辨真假，谨防伪劣货。为此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真版孔子儒家思想，特别要弄清孔子儒家思想的体系，而非停留在反复陈述一些老生常谈的道德教条，或“经典”片言只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继续把伪儒大师及其自欺欺人误国误民的的治国之道当作正宗偶像，那就不至于荒唐到了把“儒化”与中国政改的民主化大方向对立起来，把中国的未来与现代世界进步文明对立起来，沉湎专制政治永世其昌合法性黄梁大梦，深陷伪儒烂泥坑而不克自拔。 

孔子“述而不作”，没有亲自为自己的学说下定义，来不及作出系统性的解说。其后儒家慘遭秦始皇極端反儒政策（“焚書坑儒”）的毁灭性打击。流傳下來的儒学经典原著，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加之古汉语简约含蓄难解，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考，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 

自从西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中国进入了漫长的所谓“儒家思想统治”时期。实则由此为始，真孔蒙尘，伪儒当道，孔子的真版儒家学说从来没有主导过中国思想政治领域一天；因此，这个“儒家思想统治”之说，应当明明白白地正名为“伪儒思想统治”。 

长期伪儒当道的结果是，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学说真假不分，甚至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地步。如果今天仍然理不清这笔荒诞不经的天字号糊涂帐，奢谈什么儒化不儒化，那就什么是非曲直也弄不明白了。 

为求毋忘伪儒误国惨痛历史，便于透过假象认清真相实质，让我们简略重温一下这番千古恨事： 

历史上的伪儒首席大师当推西汉御用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天人三策”，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神学的变性改造，建立了一套以虚妄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基础、唯上的“三纲五常” 为核心的准宗教型封建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借以取消民众的自我意识，否定“个人重要”的人本精神，使之成为贯彻忠君尊王的迷信宗教，以维护专制大一统政权永世其昌的“合法性”，实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政儒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稳定运行的愚民治国方略。 

刘、董政治双簧贻祸最为深远的作在精神禁箍，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封杀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自由翱翔空间。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後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中国借崇儒为名的文化专制、精神黑暗时期就此开始了。 

这套借孔孟令名而行之的伪儒学说，就是消灭中国人“个人本位”、“独立人格”的杀手，造就了千载悠悠，“崇公抑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观念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由此为始，中国臣民存在於天地间的“正当”理由，只能是效忠代表天命即“大公”、“至公”的君主专制政权。一切谋求私利的自我意识被视为可耻的万恶之源，本来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压抑和阉割之馀，只能“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在一派虚情假意中讨生活，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 

董仲舒成功地篡改了儒家学说，但不可能一举手将人性中第一性居主动地位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赶尽杀绝。他的“义利之辨”，虽已趋向极端，但还承认“利”在某种程度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由汉而唐，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虽受伪儒制约，还没有落到完全停滞或倒退的地步。 

到了宋朝，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经过五代丧乱、王安石变法，社会动荡不宁，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族侵犯祸乱无已。王朝为求巩固政权，厉行高度中央集权政策，同时力图强化内部精神控制。此前炫惑一时的玄学、佛教、道教，都因过於消极、出世，难於成为治国之道，於是伪儒得到了进一步勃兴的历史机会。伪儒思想家们配合政治需要，博采释、道消极因素之精，融合发展，产生了所谓新儒学的理学，又叫做道学，达到了一个史称後儒的伪儒理论新高峰，或者说是西汉武帝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大改造”。 

已往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理学家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於现状，专注於道德上的修养，又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对“人欲”采取极端虚伪、荒谬，背悖公理常识的严厉排斥、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而且把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 （均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灵性创造性活力。 

以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阳明）为代表的理学流派，即所谓陆王派心学，尤将伪儒愚民术推向了更加偏颇荒谬的极端。阳明学派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向外求理是荒谬的，只可向内求理；讲的是“知行合一”，却要求学者们专司内心省察和修养，不事真才实学，“无事空袖谈心性”，以至蔑视一切知识包括富国强兵的学问，到头来只能做一个“良知发现”、“无私无欲”、空疏浮陋，游谈无根的精神植物人。故晚明之世，王学风靡，正是国家道德沦亡，实力衰败之日。 

清朝满族入主之初，有过短暂的文化控制真空时期。此时一些进步知识份子沉痛地回顾了明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和心学泛滥误国，起而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黄宗羲反对“重义贱利”和“崇本抑末”之说，主张“工商皆本”；并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主张“君民共主”，变学校为议政机构来代表民意等，具有民主色彩。王夫之认为，秦汉以后的儒学就绝大多数而言，并不是真儒，而是伪儒、败类之儒，因此提出了清理和重建儒学传统的任务。颜元直截了当戳穿了所谓後儒的非孔真面目，认为：“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其後戴震指出天理不在人欲之外，只存在於人欲之中，宋儒将理欲对立，把理说成欲外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欲外之理是尊责卑，长责幼的工具，是残忍的杀人凶器。可惜他们的清醒观念和拨乱反正活动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清室一旦大局既定，沿袭、发展了明代的文化专制，变本加厉残酷专政。康、雍、乾历朝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罗织入罪，满门抄斩、开棺戮尸，无所不用其极，实行文化恐怖高压政策，重振後儒道统地位，逼得许多有见识的知识份子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伦理问题，转入脱离政治，为考据而考据的考据之学，“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矣。在皇权支持下，早已失去生机的伪儒理学，仍然披着孔孟外衣，作为一具窒息国人精神的僵尸，高踞庙堂而不可易。 

伪儒是一种反人性的诛心术，是通过消灭自我意识，抑制以至消灭人的天赋灵性创造能力，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匐伏于封建统治集团脚下听凭使唤和宰割的奴才，借以确立政权的合法性、绝对性和永久性。因此伪儒思想体系无法导致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不可能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进步，不可能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以及公平竞争、市场经济这样的进步文明观念，而且同它们势同冰炭，水火不容。 

由宋入清，包括蒙古贵族入主的元朝，中国封建皇朝无不依仗伪儒理学为支持，把封建统治集团的自私，说成是天下的大公，以天下为专制帝王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为了维持统治权力永世其昌的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system），不惜代价把本已滞进的国家导向几至毫无进步的非灵性动物型简单再生繁殖状态；尽管闭门以天朝上国自居，其实终於愚昧落後到了不堪外来强者一击，没有招架余地，任凭欺凌宰割的悲惨境地。 

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大国自我陶醉的千年迷梦，可是清皇朝抱残守缺，意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面继续维持伪儒于不坠，一面通过洋务运动扭转衰败落后的颓势，当然只能是缘木求鱼。 

统观一部二十四史，孔孟之后，中国历史上唯有过一次康有为（1858－1927）主导的短命的真性“儒化”改革实践。 

甲午战败后，对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志士积极辅佐光绪帝实行维新改革。康氏认为只有励行变法才能使中国脱离惶惶乱世，进入“升平世”（小康），奔向“太平世”（大同）。为此，“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着道德和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她从容地应付目前的需要。”主张“以道德和精神复兴带动智力复兴”。 

康有为默察西人富强之术，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推手作用；以为耶教“言人世间之事，其精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接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皆上源於真理，下切於实用，於救众生最有效焉。”他相信中国应有更好的选择，遂发愤倡“儒化”之议。 

康有为反对顽固派“恪守祖训”，以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於伪造，非孔子之见也，主张对孔子学说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重新解说。1891年康有为发表了《新学伪经考》，论证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派圣人。他相信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孔子学说包容了西方的进化论、民主、自由、人权、议会等人类先进观念的全部真理内涵。他还主张变儒学为宗教，以凝聚民族精神，推动维新运动，进行政治改革，引导社会进步。由于过去所称儒教的内容实为伪儒，康氏正名儒教为孔教，以孔子为教主；按照基督教的凡圣两立，政教分途原则，发挥精神支持作用。他赞美孔教不仅有正确的哲理，而且富於人道精神和包容性，具有不同於基督教等传统主流宗教的优越性，主张派人到国外传教，弘扬孔教於普天之下。 

康有为很像推动一项中国化的路德式宗教改革，以重新解说了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力求儒家文化以宗教形式发挥“新教伦理”那样重整信仰、指导人生的历史作用，其良苦用心令人感佩；但他没有能够从大本大源理顺重新解说的依据，而是随意改动经典原文，把西方观念牵强附会地硬塞给孔子，然後当作孔子的发明公出来；他倡导孔教，却没有一种像样的神学体系为支持。所以康氏拉孔子大旗借助神性发动改革的意图，显得非学术、非科学、非理性，非宗教，不神不人，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庞杂矛盾，感觉怪异，不仅遭到顽固派强力反击，而且也不能为民众接受。他关於改用孔子纪年的主张，则被政敌戴上了“欲人不知有本朝（清朝）也”的政治大帽子。随着百日维新运动软弱的主导人光绪皇帝败於后党，迅速垮台，康有为的创意努力顿失凭藉，付诸东流了。 

康有为急於求成，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毕竟把握了真版儒家学说体现先进文化方向性的本质。如果说中国人今天意识到儒家学说原理可为框架基础，藉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文化，并且推介整个人类大家庭重整信仰体系，康有为就是了不起的先驱者。 

今天以康晓光先生为代表的“儒化”论，本质上与那位姓康的前辈的立场截然相反，却同前朝伪儒的主张声气相共，如出一辙，因而可以得出“民主化将葬送中国的未来”、“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这样宛然出自慈禧太后、袁世凯、马可仕之辈的断语。 

康晓光先生去年11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的演讲中如是说： 

“儒家的政治哲学、儒士共同体、政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原则性的东西已经都有了。它们就在古人的智慧里。道统、学统和政统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轴心，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精华。” 

“儒家建立道统，儒家的学统培养儒士，儒士入朝做官掌握政统，就这样道统、学统、政统实现了统一。” 

“儒家可以承认‘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但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这是因为，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体才能体认天道。” 

“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 

“儒士就是有贤德的仁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 

“尽管儒家主张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没有统治的权利，但他们有获得良好统治的权利。” 

“现状不可持续，又不要自由民主主义，中国是不是走投无路了？天无绝人之路。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仁政”！” 

“说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无须讳言，仁政属于权威主义的范畴，但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权威主义，其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 

“与军阀、党棍和暴发户相比，知识分子总还是要仁慈一点。这是一个世界性规律。所以，我认定，仁政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 

“有人说，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大众的利益。这是错误的。权威主义同样能够保障大众的利益。” 

从上面的引文可见，这位“儒化”倡议人心目中，说白了，人民被定义为无可救药的愚民，人民根本没有选择政府的权利；所谓“仁政“就是“人治”加 “奴化”，“三位一體”就是王权、御用官僚和伪儒体系相结合的專制主義翻版，鼓吹的“儒化”實質上就是古往今来行之有效的“伪儒化”。 

不要以为这是在说滑稽相声。他接着提出了“儒化的策略”： 

“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党校还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 

无论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只要稍稍有政治头脑，恐怕都会对此“仁政”妙论哑然失笑。如果政治就那么简单天真，中国两千年来早就仁政德治不绝，用不着什么改革和革命的了。难道你不知道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化的铁律吗？没有民主，没有共和（权力制衡），凭什么确定你这个儒士一定是贤德的仁者？或者说，即便你曾经是贤德的仁者，凭什么知道你不会变成一个伪君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混蛋？如果统治者就是不想施行“仁政”了，你又该怎么办？这样的事情还少见吗？ 

梁启超针对这种让专制统治者善待被统治者以维护专制统治的把戏，说过：“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思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故以就矣”（《新民说》）二十一世纪中国所谓思想界精英之类，居然还停留在这种自欺欺人的“老天真”状态，实在是十分可笑和可怕的现象。 

康晓光反民主的伪儒立场有其价值观基础，表现在不承认什么天赋人权，不承认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无视“社会契约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依然迷恋千载而下玄玄乎乎颠倒众生的“大公无私”、“一大二公”之类太虚幻景。他说： 

“我认为自由民主主义所倡导的一些基本价值是坏的。例如，自由民主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我不认同个人主义，我还是认同天下本位、社会本位。” 

“基于自然状态、人性假设、个人本位、人人平等理念编造出来的社会契约论，也没有任何历史事实上的根据，完全是人为的理论建构。” 

但他似乎不太有把握，又说： 

“即使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是好的，即使它的那些逻辑前提是真实的，即使它的推论是正确的，在实践中它也表现为一套谎言，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自由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乌托邦。” 

那就索性睁眼说瞎话了。 

康晓光先生为了否定西方自由民主，搜罗了许多海内外统计资料，旁征博引，牵强附会而不得要领。如果康先生承认实践可以检验真理，请问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是不是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现代文明楷模，那里的人民是否享有世界上最高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中国从逊清洋务运动到今天改革开放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那一样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创造的成果？难道这一切都来自乌托邦？ 

至于发展中国家在追随学习自由民主的过程中走许多弯路，甚至出现倒退，应从自身水土不服的内因以及方法步骤是否对头去检讨；岂能本末倒置，像个成绩一塌糊涂，满脑袋歪理的劣等生，以愚昧无知为无所不晓，反过来倒打一耙，说老师的学问和优等生的榜样统统是坏东西，根本不值得学习。 

康先生否定西方的自由民主，却不得不认同西方自由民主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并且为他的“儒化”辩护道：“儒家从来都不反对市场，而且可以与市场和睦相处。风行一时的“儒家资本主义理论”支持这一判断。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儒家传统历来将商业定义为末业，打击压抑不遗余力，不知有那门子“儒家资本主义理论”可以支持他的“判断”。至于亚洲四小龙，十余年前，由前新加坡总统李光耀先生为首，把该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与所谓“儒家文化圈”扯在一起，归功于“儒家文化”的优越性，据此提出了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亚洲价值观”，确曾风行一时，为东亚一些民族主义者和专制政权大张志气。可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李光耀先生不失为君子，恍悟昨日之非，老老实实带头公开检讨，承认四小龙的成功归因于引进西方经验的结果，而种种不健康现象，以至出现大滑坡，倒要从“（伪）儒家文化”上去找根由；从而否定了这个自作多情、空中楼阁的“亚洲价值观”，此后几已无人问津。很难想象“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先生对于这桩公案，会如此健忘或无知，以至完全搞颠倒了。 

同理，中国今天改革开放，经济起飞，举世惊艳的成就，还不是向西方移樽就教、全方位实施“拿来主义”的佳绩？现在中国面临的乱像、危机，以至深化改革的阻抗，却一点也离不开伪儒长期酿造、积重难返、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作祟呢。 

必须指出的是，康晓光先生把宪政共和也排斥于他的仁政之外。 

“共和”是“共同利益”的守护神；在某种意义上是“权力制衡”的代名词。世界史告诉我们，宪政共和常常先于民主，成为民主政治的前导；即便在封建专制政治环境中，有了宪法规定的有效的“权力制衡”，就可能导致一种难以逆转的良性发展进步大趋势。反之，没有“权力制衡”的民主是不健全的民主，没有“权力制衡”的人民政权是站不住脚的人民政权；或者说，一个没有“权力制衡”的政权，无论它起初好得如何不得了，总不免在自私“原罪”驱动下，一步步偏离美好立意，背叛神圣承诺，走向自己的反面；统治者将会戴著代表人民利益的光环，利用人民信托的手中权力，以人民公仆的冠冕堂皇名义，去做出较之明火执杖的强盗可恶不知多少倍的弥天大罪。 

康晓光先生提到了“制衡”，但在这个大题目下，居然偷梁换柱，讲的只是“制约”。 

他说：“我听到很多质疑，频率最高的一个就是：‘仁政已经实行了两千多年，搞得也不怎么样，问题一大堆，今天再搞能成功吗？’个人专断、政治腐败、王朝循环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古代政治中反复出现？那是因为古代社会缺乏制约权力的力量和机制。现代不同了。 

“民主是一种制约政府的机制。但是，除了民主之外，还有许多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和力量。首先是市场。市场经济意味着财富摆脱了权力的控制。独立的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力量。其次是有组织的大众。如果建立了法团主义的话，大众就是有组织的力量了，他们将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有就是独立的媒体。最后是海外示范压力。仁政要面对来自民主制度的竞争。这种竞争压力会迫使权威主义者不敢为所欲为。所以，没有民主，不等于没有制约。” 

显然，他讳言“共和”，避谈“制衡“，只讲“制约”，绝非用辞上的疏忽。 

“制衡”不同于“制约”。“制衡”必须是一种权力，而且是说了一定能算数的权力。“权力”只能通过“权力”来限制，空谈“人民制约政府”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制衡者不能是制衡对象的部属或附属体，其地位必须与制衡对象平行或更高，这恰恰是康先生坚持“权威主义”的“（伪）儒化”政治体制无法接受的大忌。康先生难道没有看到，今天中国在执政党领导下的监察、监督、信访、举报、反贪等“制约”机构以算术级数增长，较之“古代政治”不知强上多少倍，可是结构性腐化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严酷事实吗？ 

慈禧太后的“中学”和袁世凯的“尊孔”无疑都是玩弄伪儒政治；但慈禧最终还是启动了宪政改革，而袁世凯在登基之前，不是信誓旦旦承诺“君主立宪”，定“年号”为“洪宪”吗？相形之下，可见康晓光先生忌讳宪政共和的所谓“儒化”，连她（他）俩老人家的都不如，既伪且劣矣。 

康晓光直言不諱地指明中共政權“沒有合法性”，可是他在“大骂”之后，来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特大帮忙”。他说：“我想通过这样一种论说，来确立儒家的道统地位，也就是用儒家的政治哲学规定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就是说，一朝“儒化”生效，儒士在位，康先生将为那个无需民选，也无需“制衡”的“儒化”政权贴上认可 “合法性”的标签 。想来除了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真不知康先生有什么“儒家的政治哲学”可以提供这个“合法性”。 

然而，康先生的“特大帮忙”苦心好意，能否为他的“儒化”对象――中国共产党笑纳呢？看来答案最可能是否定的。 

中共不认同西方式民主制度，但历来以实现“人民民主”使命为己任。中共靠民主起家，也是靠民主赢得政权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民主运动非常成功。当今新一届领导层更确定了“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带动和促进人民民主”的新路向，显示出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决心。去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他引用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指出：实行人民民主是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根本途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胡锦涛最近在法国国民议会演讲中，又重提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承诺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一直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要借鑑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抄、照搬別國政治制度的模式；尽管“迟迟吾行“，但绝不会放弃民主这个大目标。 

康晓光先生指出：“现存秩序是不可持续的。想就这么混下去是不可能的。”诚然，执政党只“混”不改，可以说是“等死”，但若照了康先生的“儒化”做去，非但放弃马克思主义，还公开宣布一股脑儿否定民主自由、宪政共和，从此将在体认天道的儒士拥戴下实行“儒士共同体”专政，用“禅让”法传承千秋万代，永享执政“合法性”；那么，除非中国人民确是世界上与众不同、不可救药，彻底丧失自我的超级愚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恐怕就此走到了尽头，“稳定大局”的奢想也将成为泡影，无异政治自杀，立即“找死”了。 

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举行历史性的民主选举。尽管充斥著反美武装力量的死亡威胁，仍有60％以上合格选民不顾生命危险到投票站进行投票，对自己国家的命运作出选择。伊拉克人民以巨大的勇气，显示了追求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决心，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难道康先生在伊拉克人民的觉悟和表现面前不觉得难为情？难道中国人民命中注定是人类大家庭与民主绝缘的的另类？难道执政党决策层的政治智商会低劣到敢冒自遭唾弃的天下大不韪？ 

康先生也该知道此事大难。他一面说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 ，一面又予言神州中华“今后二十到五十年内，儒家必将与西化派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进行决战。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战。” 非仅决战，而且是骇人听闻的“殊死的决战”，不知会不会闹到血流漂杵。 

如果中国真的贯彻了康先生设想的那个“儒化”建议，不仅国内出现“殊死的决战”，中国与整个进步人类，势将处于“殊死决战”状态；除非康先生有办法挽世界自由民主狂澜于既倒，“儒士共同体”全球专政，实现“（伪）儒化全人类”。 

康晓光与一百多年前的那位康先生毕竟有一个共同点，即主张“把儒教（孔教）确立为国教”。十九世纪末叶，科学昌明，工业勃兴，中世纪宗教黄金时代一去不返，康有为要把孔子的理性学说变造成为神性的宗教，已然失诸陈腐，和者盖寡，贻笑大方。今天世界进入高科技资讯时代，所有发达国家都是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以人为本，理性主导，实行民主和法治，建设丰富多彩的世俗文化，为进步人类共识主流；在许多国家，传统宗教果然还起着不可忽视的济世作用，但不可避免趋于式微；若非愚民邪教制造奇迹迷信兴风作浪，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宗教的作用。今日重弹伪儒“封神立教”旧调，实属匪夷所思，不识时务，何来可行性？如果请教一贯崇尚理性、笃信“事在人为”的孔圣人本尊，怕会博得一个“不可教也”、“非吾徒也”，甚至“鸣鼓而攻之”的重量级批语吧。 

康文奇谈妙论，狂言诳语，几乎俯拾即是；他将对手的理论随意斥为“陈词滥调”、“学术笑话”、“信口开河”，把自由主义者贬为“无知”、“弱智”、“偏见”…… 声称：“我之所以‘要’挽狂澜于既倒，那是因为我相信我“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我相信胜利最终一定会属于我。”这些根本不是学术讨论的正常语言，丝毫无助于增进说服力。互联网上的评论中，有人称之为“康晓光现象”，以为如此以筆助孽，“決不是無聊的文字游戲，而分明是倒退到了原始儒、道兩教把文字當成巫術符咒來妖言惑眾的‘亂力怪神’的地步！” 甚至感叹“中國……專業搞人文科學的精英們的水平實在是慘不忍睹，令人汗顏。”似非过甚其辞。 

无论如何，康先生是个忧国忧民的思考者。他自己说得好：“当代的中国政治哲学家肩负极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因为他们思考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他强调“政治脱离不了文化。只有立足于深厚的文化土壤，政治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从现实出发，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保守主义思考未来的基本态度。中国当下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态度！”那么康先生对于他思考大有心得的“儒家学说”究竟造诣多深呢？ 

康先生对当前中国儒学界和反对儒家的人的批评很尖刻，他说：“现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搞儒学的人，但他们基本是吃儒学的，他们把儒学当作谋生的饭碗，既不信仰它，也不同情它。更有甚者，许多人对儒家一无所知，但你一跟他说儒家，他想都不想就说那破玩意不行。现在反对儒家的人，你把他拎过来，问问他什么是儒学，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说不出个皮毛。但是，他就敢说儒家不行。” 

可惜康先生对儒学的了解，看来除了几项泛泛道德教条外，也就是错以为中国“儒家道统”的伪儒误国之道了。 

他把伪儒的赝品杰作――“仁政”当作了法宝，深中千年蛊毒而不自知。他以为“在中国……重建仁政不仅可以保民，可以王天下，也可以重新发扬光大那些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东西。” 

伪儒论仁，表面上依然陈义甚高，实际上已成为从属於以三纲为主干的礼教之下的一种幌子、一种工具，一种软刀子，具有极其虚伪的愚民特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什么真实的“仁政”，充其量只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家翦伯曾称之为大乱之後、新政之初，封建皇朝时为图稳定局面、巩固政权而短暂行之的“让步政策”，一种冠冕堂皇口号和可有可无的权宜之计罢了。 

康先生对于仁和仁政，有过一个定义式的说明，他说：“什么叫‘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那种爱人之心。什么叫‘仁政’？说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孟子说得最简单，也最透彻，那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说，为政者你要有点恻隐之心。” 

《论语》中提到“仁”109次，每次都有不同说法，当远非“爱人”两字所能囊括。 

康先生不能从思想体系高度理解真版孔子思想，大言不惭，以为点到“爱人之心”、“恻隐之心”这样的基本道德训示就说明了“仁”和“仁政道统”的精义，实在羞煞当今儒学时贤君子。 

毛泽东说得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如果除了重拾“性善论”牙慧，再也说明不了“爱人之心”、“恻隐之心”的缘故，就没有资格谈什么当代“仁政”，更不会懂得只有民主才能确保“仁政”的道理。 

须知“爱人之心”、“恻隐之心”，不仅孔孟之道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的经文里都有；任何民族，任何文化，任何宗教，都没有少讲了的。以“爱人”为核心的道德金律和有关原则，千百年来早为人所熟知，几成人云亦云、有口无心的陈辞滥调，而且1948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已有相当详尽的归纳。时至今日，如果依然停留在一些老生常谈的道德教条（好比基督教教会重申摩西十诫）之上，指指点点要怎麽样，不要怎麽样而已，这样的思路能产生多少解救信仰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实效呢？ 

两百年前德国首席哲学家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实际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条，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 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如果不服气，却不能立足现代科学观念，建立一种具有确切定义和严谨逻辑性的理论体系，凭什么回驳黑格尔，凭什么证明孔学至今还有其生命力？凭什么去伪存真？凭什么奢谈什么“儒化”救国？ 

康先生本是研究生态学的学者，也许对儒学了解的深度有限，那么他不是和许多当代著名新儒家反复切磋过吗？去年7月康先生参加了“大陆五十年来第一次传统意义上的儒学会讲”，这场会讲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峰会”。难道不曾有所得益吗？ 

谜底其实不远。只要抬头看看上述峰会会场的招牌――贵州龙场银盘山“阳明精舍”，就不言自明了。据说精舍主人，有“现代大儒”之称的蒋庆先生对伪儒大师王阳明无论学理还是做人，都着迷崇拜，进而模仿。蒋先生退休以后，在当年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山洞附近买了块地，种了些果树，盖了几间砖瓦房，取名“阳明精舍”，成了晚年生活和读书的去处。试问“龙场之会”竟能帮助康先生跳出伪儒窠臼吗？ 

蒋庆先生编了套《中国文化经典幼儿诵本》，提倡幼儿读经。大家知道，中国蒙童读经读了千百年，读出了什么东西？还不是终生沉浸伪儒毒液而懵然不自觉？今天在中国教育体制亟待改进，学生死记硬背负担过重的情况下，不惜“时空错位”，哗众取宠若此，令人想起了七十余年前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呐喊：“救救孩子”吧！ 

近百年来，炎黄子孙在救亡和革命的名义下，轮番践踏糟蹋孔子，甚至一举挖尽了孔林八十余代坟丘。河东河西，风水轮转，今朝孔子成了特大热门。新一代儒学界人材辈出，官民组织、网站不计其数，会议、报告、书刊满天飞，小儿读经、重开私塾之类奇闻频传；可惜由于儒学界对于真版孔子思想体系缺乏了解，找不到准确的着力点，表面上儒学复兴轰轰烈烈，实际上无论说理或社会实践都显得苍白乏力。数不尽大块文章，除了真伪不分“黑房子里捉黑猫”，多属反复阐释道德教条ABC，内容雷同，了无深意，看不出从何产生救世济民，普渡众生的实效。尽管如此，伪儒千载而下酿成的“假大空”现象，却已如火如荼而起。 

如今从曲阜到各地文庙“祭孔”成风。“儒商”美名与市场大鳄共舞。教育部门要到海外开设大批“孔子学院”（其实只是中文学校，没有孔学课程）。饭店老板扬言以“半部论语”治美食。“孔府家酒”成为中国出口量最大的中档白酒。曲阜市用与孔子名字有关的字体命名的香油、煎饼等各类产品达一百多种；“孔门豆腐”、“诗礼银杏”是游客必须一尝为快的名吃。孔子第76代孙开设“孔氏手工布鞋坊”，自建“孔氏手工布鞋坊”网站，生意越做越大。孔子像前集体宣誓“即使未来婚姻生活中出现危机也永不离婚” 。专家提出恢复孔子美男子形象…… 

孔子头上桂冠纷呈，有源源不绝，不胜枚举之势。从前帝王家给夫子上了素王、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大成至圣文宣王……等等尊号，现在社会分工细化，夫子的高贵身份更其应接不暇了。在‘伟大’和‘第一’後面接上名目诸如：诗人、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道德家、仁学家、礼学家、教育家、革命家、谋略家、外交家、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编辑家、考据家、军事家、法学家、美学家、美食家、史学家、科学家、人才学家、文献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博物学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营养学家、体育学家、民俗学家、逻辑学家、文艺理论家……还有什麽文化巨人、古典美学奠基人……不一而足。 

这种“頭重腳輕根底淺”，大轰大嗡“复兴儒学”的局面，无非为虚矫的“国民性格劣根性”平添粉墨登场新天地。值此假冒伪劣，自欺欺人，商业噱头铺天盖地之际，处处挂羊头卖狗肉，多挂几个孔头又何妨。 

今日崇仰宣扬孔子的活动，花俏风骚，声势浩大，欲问实效如何，不揣冒昧，实话直说，愚以为正如达摩所言：“毫无功德”。――南朝梁武帝萧衍问菩提达摩：“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人出家，有何功德？”答：“毫无功德”。 

如果康晓光先生的“仁政”付诸实施，那可是一场开历史倒车的民族灾难，当非“毫无功德”所能形容的了。 

试观今日域中，若要指望借助儒家道德挽狂澜于既倒，最需要“探本溯源”、“追本穷源”、“正本清源”，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大本大源开始，认识孔子心路历程，理清孔子思想脉络，悟通内在关联，通过严谨的逻辑推证，解说透彻明白，毫不含糊地交待出一个“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理路清晰、自圆其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不可毁也的“孔子思想体系”。 

青年毛泽东尝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 

这个大本大源，可以理解为天道（人之所以为人必遵的客观规律性，或称天理）与人性达成一致的交汇点。由此出发，神而无奇，毋庸谬巧，融会贯通，明辨真伪，天机解密，此其时乎？ 

这样的“孔子思想体系”，绝非误尽苍生的“天下本位”、“社会本位” 型夸夸其谈，更非 “破私立公”、“大公无私”、“尽天理，灭人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之类自欺欺人伪善说教。 

这样的“孔子思想体系”，定然以人为本，以民为本，顺乎人性，合乎“天道”；肯定“人欲”，防范“贪欲”，倡“利他之心” 调谐“利己之心”，以驱动人类特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产生“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的优化和谐社会效果，归根到底是符合每个人根本的长远的最大利益的极高明利己之道，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当行之路”，先进文化的源头，社会信仰之基石。 

这样的“孔子思想体系”，必要指出 “当行之路” 的前进方向，追求的近景和远景目标，以及相应的可操作政策纲领，提供一部经小康臻大同的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一旦与时俱进，触类旁通，当然导向一个保障每个人自身权益，并且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样的权益的公正社会体系，建立自由民主共和政治，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造就发明创造纷至沓来，先进生产力进阶不止，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大趋势。 

这样的“孔子思想体系”，以导布“天理”为己任，必要摆正天人关系，提倡一种具有“模糊化”特色的“信天观”，无限敬畏、尊重那贯通神性之最（代表至上神）和理性之最（代表客观规律性总成）的“天”，不悖宗教情怀，又“不问鬼神”，排除奇迹迷信，确保理性清纯；唯其如此，利於“万物之灵”避开“有神”、“无神”（“唯心”、“唯物”）无谓争论，可与马克思主义精髓，“三个代表”指导思想，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哲学体系，以及传统主流宗教文化的真理内涵息息相通，交融无碍，相得益彰，利于调动人人自觉贯彻“当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积极性，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效益最大化。 

有了这样的“孔子思想体系”，仁、孝、忠、恕、敬、礼、中庸……一众德目才能找到确切的意义，弄通相互有机联系。不仅象牙塔里不再昏天黑地，最要紧让千千万万“下里巴人”听得进去，听出滋味，心悦神服，豁然开朗，感受震撼性灵的强大说服力，体认为人不可不遵，“汝意还与吾意同”的“人间正道”；始能拨乱反正，建立一种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不是伪儒糟粕）之上，常葆先进导向功能的理性信仰体系。至此，儒学返老还童，用于当代道德重整、普渡众生、指引人生、振兴中华，跻身进步人类前列，就有了可行性，有了成功的希望。 

一旦证明确实存在这样的思想体系，可以对照历史和现实，見得真伪儒家泾渭分明，识透伪儒的邪恶本质及其贻祸千载的欺骗性，深刻理解真版儒家学说的优越性，找到一条清新健康的前瞻思路，研发优化创新超越，可以稳步过渡，不落西方传统窠臼，切合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模式，开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新纪元，并为整个人类大家庭的政治进步提供重要贡献。 

如果做不到，那么这场儒学复兴新潮，若非导致“殊死的决战”，难免始乱终弃，怕是“毫无功德”可言的又一阵虚火潮热而已。 

洞察真相的前辈们早就说过： 

“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时君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选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著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此出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单独推尊孔子其实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若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周予同《孔子》 

“历代王朝在孔庙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孔子”--匡亚明《孔子评传》 

美国知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克里尔（Herrlee G. Creel， 1905－1994）所著《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1949年初版，1960年修订再版；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有中译本）认为，汉武帝时开始了对孔子思想的重大篡改，宋明理学家阐述的孔子思想不会被孔子认可。他说首先作出上述判断的是明代在华传教的西方耶苏会教士，他们质疑当时流行的儒学，认为充满迷信思想和知性谬误，主张返回到真孔子那里。结果传教士们把他们发现的真孔子及其思想传播了到欧洲，使当时欧洲许多有识之士深受启发鼓舞；通过这种渠道，孔子思想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并进而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他认为，如果现时的许多中国人不能适当地区分正统的国家儒学与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么，他们所有一切认识便都不是真实的了。   

明代在华传教的一些西方耶苏会教士，认为中国固有文明的精华无疑只在于早期儒学，孔子所开创的道德哲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他们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批判否定后儒，通过对先儒精义的阐释与重建，最终达到超儒，以建立中国文明的新体系，走出一条能够长期发展的新路。 

“儒化”确是好题目。呼唤、重建真版“孔子思想体系”，争取达成21世纪“超儒”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今日志士仁人的肩上。笔者本是“人文科学（Soft Science）”门外汉，只是不胜杞忧，不揣冒昧，敢效“小儿辩日”（《列子．汤问》），纵情思想自由，绿竹猗猗，海阔天空，百无禁忌，打破砂锅，共襄盛举。愿与康晓光先生和一切同好共勉之。 

2005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