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心态、问题意识与儒家情怀——评郭齐勇先生《中国儒学之精神》

作者：杨朝明、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孔子研究》2009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廿八日丁亥

           耶稣2016年3月6日

珞珈山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一代代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学者用辛勤与睿智笔耕出一片片魅力无穷的学术园地，“珞珈中国哲学”，伴着香气袭人的樱花一同绽放。他们以“汗漫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宏伟学术理想，奋力开拓一条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之路。不仅如此，这批富有现实关怀与人文担当的学者们，还在努力地重振国学。他们开办国学本科教育，今年又开始招收国学博士研究生，影响广远。而这一切努力与成绩的取得，应当说与该学科的领军人物郭齐勇先生是分不开的。

以新儒家研究著称的郭齐勇先生，也分明有着新儒家诸贤的儒家情怀与现实关切，而且心态更加开放。数十年来，以“守先待后”的责任担当意识，从事中国哲学与儒家文化的研究与教育，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蜚声海外，令人景仰。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儒家伦理的争论、关于四书进课堂的提议，无不显示了郭先生的睿智的思想与深沉的情怀。去年一册列入“珞珈中国哲学”丛书的《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汇集了郭齐勇先生近二十年来在现代哲学学术、儒释道和出土简帛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勾勒出作者对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历程和累累硕果，令人叹美不已。不意2009的春天，就读到郭先生的新作《中国儒学之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展卷辄不忍释手，拜读之后，大生“於我心有戚戚焉”之感，不禁对作者更增景仰之情。书中论断和观点，尤其是文化立场，往往与我们的看法相同或相近，自然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欢愉。

相对于《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等学术专著，此书既富学术性，又有突出的通俗特点，不仅可以作学术论著看，亦可作为国学教育之教材。因此本书更适合一般读者。在当下所谓“儒学热”、“国学热”之下，人们对于儒学与国学的书籍需求甚大，尽管如今有关儒学之出版物可谓琳琅满目，然真正有思想有价值的却少之又少。对此，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无不希冀学有专长的学术大家能以深入浅出的笔触，宏阔的视野，写出通俗的作品，给广大读者看。我想，郭齐勇教授这部有关中国儒学精神的大作，便是“久旱”之后的“甘霖”，必定会得到学界和儒学爱好者的欢迎。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博大精深，悠久博厚，如何引领读者认识儒学，理解儒学，对于这类读物来说，是一个考验。郭齐勇先生是儒学文化研究的大家，数十年来沉浸于儒家文化之中，不仅学养深厚、著述丰厚，且于儒学体认甚深。儒学已化入其生命生活之中，他对于儒学之理解和把握，讲解与阐扬，自然令人信服。此书没有像其他概论性著作那样，对儒学进行面面俱到的解说，而是以“儒学之精神”为核心，展开对儒学的思想意义以及现代价值的分析和评估，实在是高明之举。

作为全国教学名师，郭先生二十年来他深入大学和民间，向学生和大众宣讲儒学，此书正是这些演讲的成果荟萃与结晶。全书分十二讲，约四十万字，既保留了演讲之口语化和通俗化的风格，又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性与思想性。全书提纲挈领，深入浅出，语言流畅，图文并茂，轻松活泼，举凡儒学源流、经典著作，儒家之人文精神、核心价值、人性学说、人生境界，儒家之礼乐文化、社会理想、治国方略、管理智慧无不涉及，作者以深湛的学术功力，对中国儒学之精神进行了系统勾勒，既有全面的关照，又有重点的剖析。对于那些爱好儒学，欲了解儒学的朋友，必然助益良多。

初读之下，我们便为其闪现于书中的学术新见和儒家情怀所吸引和折服。

说到本书的学术新见，可说不胜枚举。而这处处展现出来的学术新见，恰恰是作者立足学术前沿、勤于思考和反思、勇于吸取和借鉴各家新观点新思想的结果。术业有专攻。只有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纳学界的前沿成果，才能拓展自身的学术视野、提升自身的学术思想。比如，对于儒家典籍的认识，作者便十分注意吸收前沿成果。众所周知，近代疑古思潮影响之下，人们对典籍的真伪和成书年代的认识出现极大的偏失。文献乃是其他义理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故而这种偏失对于学术史、哲学思想史研究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郭先生虽以哲学名家，但对文献十分重视。本书第一讲和第二讲，涉及到儒学的历史与典籍，作者在诸如《孔子家语》一书的真伪与价值，孔子与《易传》关系等某些重大问题上，都采纳了学界的新见解，体现了作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再比如，对于儒家的人性论这一哲学上的核心命题，尤其是影响最为深远巨大的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人们却往往意识不到孟、荀对“性”的界定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故只见其“异”，忽视其“同”，不知二者“殊途同归”。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曾议论荀子的性恶论，云：“此与性善之说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发明。”王先谦也有类似的看法。作者在第七讲谈到此问题时，征引钟泰和张岱年先生之说，得出了相同的认识。而这些问题的重新认识，也提示我们对复杂的中国哲学和儒学史，都应当深入分析文本，切忌人云亦云和武断臆测的做法。

对公私观念与正义论的辨析（第五讲）、对于亲亲互隐的分析（第六讲），对于儒家宗教意涵的阐发（第九讲）和对于人文精神的诠解（第三讲），是本书的重点，自是作者用力所在。作者对此都有其启人深思的独到见解，显示了其睿智、深刻的思想。同时我们看到，他不仅引钱穆先生等前辈学者的说法以为自己观点之佐证，也虚心吸纳学生和晚辈的学术成果，体现了作者的开放心态与广博的胸襟。如此不捐细流、广纳百川，方能成其为“大”。

立新说，固然是创新，破旧说，同样也是创新。二者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因为，对于儒学研究和普及工作来说，如何破除人们长期以来对儒学形成的误解，“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尤是十分重要的一项任务。对富有学术前沿性且聚讼纷纭、普遍存在的误解，作者更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时时予以提示和纠正。如第三讲着重阐发儒家的“人文精神”，对于以为儒家泯灭人的创造性、束缚人的自主性和创新精神，儒学反科学、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等误解予以澄清。第五讲论儒家的公私观念及正义论，第六讲说亲亲互隐和容隐制度，则集中就公德与私德问题、权利与义务问题、正义与腐败问题上存在的对儒学的误解进行学理上的有理有据的批驳和辩难。不仅可以使人们从中了解儒家之真精神和真价值，消除疑虑与误解，还能使读者从中体验到论辩的思维快感。

作者还专门利用最后一讲就一些影响深远的误解进行反驳。如孔子歧视女性的问题、“吃人的礼教”问题、儒家是否为统治者帮凶的问题，等等，作者都根据自己对儒学的认知与理解，以富有理性和逻辑性的学理分析一一辩驳，使这些长期困扰人们的疑虑和误解涣然冰释。如此说来，破除误解，与正面阐释立论，都有同等的意义。

除了上述内容方面的学术创新引人瞩目之外，更加折服读者的是作者的儒家情怀。众所周知，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在一次次的批判大潮的冲击下逐渐边缘化，花果飘零，犹如“游魂”，虽有当代新儒家等诸贤勉力为之，然儒门淡薄，无疑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很多人看来，“儒家”乃“博物馆”里的陈列物、“图书馆”中的故纸堆。此固有隔靴搔痒之嫌，不过，儒学被作为学院研究的对象，却是毋庸隐晦的事实。在儒学成为学院研究的对象、被客体化的今天，儒学专家越来越多，但富有儒家情怀的却越来越少，现实中敢于以儒家自承的甚为罕见。而儒家向来是强调知行合一的，在传统中国，儒学从来不仅仅是一门“学问”。“真正的儒学从来都是生活的儒学，实践的儒学”（《自序》）。可在现代社会，儒学一旦仅仅成为学者们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的对象，其精神和生命却消失或死亡了。没有对儒家的同情之了解，没有对儒学的“温情与敬意”，没有儒家情怀的滋养，任何儒学研究成果都是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人们诟病于学者的，往往就是某些学者之有学而无行。有人说，对于儒学来说，真正的打击不来自批评儒学的阵营，而是研究儒学却毫无儒家情怀的学者。不能说没有道理。足以引起儒学研究者的重视和反省。

黄玉顺先生有一句广为传颂的名言：“人天然是儒家。”我们深以为然。不难发现，儒虽然经历了大劫大难，儒学在中国民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依然广泛存在着影响，但“百姓日用而不知”，一般人对儒学之影响还是自在的，而非自觉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此自在不知的状态提升为自觉的状态，需要引导。郭齐勇教授生活在一个儒家式的家庭，在学术事业上，又得到萧萐父先生这样学养深厚的大师的指导和培育，使其儒家情怀日益自觉。这种自觉，使其研究不仅是学理性的理性探讨，而且是一种与研究对象的生命和情感的交流。他长期从事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新儒家诸位大师的文化担当精神，现实关怀与儒家情怀无不深深影响于他。有了这种儒家情怀，他的儒家文化研究才会处处富于生机和活力，闪现智慧的灵光。郭先生对于儒家身份的自觉，使其更加自觉地践行儒家之道，实践儒家精神。他说：“我所谓开放的新儒学或新儒家，不仅要做自我修养，著书立说，更重要的是做事，是参与现代社会的生活，参与政治社会及各方面的活动，在做人中做事，在做事中做人。”（《自序》）他说：“古往今来真正的儒家，多数是修身律己，有境界追求的人，宵衣旰食、脚踏实地地服务大众，有奉献精神，有行政能力与才干，有度量，有事业，能风化、影响周围的人。这就是内圣与外王的一致。”（《自序》）在书中，他弘扬和褒奖这种真正的儒家精神，在生活和工作中，他又践行着自己对儒家精神的体悟，知行合一，德业双修。像许多学界前辈一样，以切身的实践来诠释儒家精神，体现儒家的价值与意义。

这种儒家情怀，处处散逸，其具体表现就是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开放心态、问题意识。而这背后恰恰体现了儒家的现实关切、反思批判精神与文化自觉意识。

第一，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我们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必然是开放的民族；而一个开放的民族，必然是有民族立足点的民族。要保持民族立足点，就是要保持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意识，以民族文化为本为根。这就需要人们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西方文化，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成为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重大任务。这一任务的核心就是中西文化的问题。在应对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三股思潮影响最大，一为自由主义，一为马克思主义，一为文化守成主义。其中文化守成主义，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在依然被视为保守而为人误解。其实，文化守成主义所持的文化多元立场、对庸俗进化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质疑与反思，足以反映其思想的深刻与理性。这种立场就是要在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的基础上，积极学习西方，以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促进新的中国文化的诞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早就说过：“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当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于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而近代以来之经验教训所启示于国人者，正是要立足本民族之文化本位，积极开放地学习西方文化，既要“昌明国粹”，又要“融化新知”。郭先生正是持守着这一文化立场。他说：“我们中华文化当然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要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而不能是无本无根的，不能只沉溺于拾人牙慧。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当然不可能以外来文化为其‘体’。”（《自序》）

对于近代以来，“有变无常、有为无守、有革无因、有化无文”、“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既未学到西方之真，又抛弃了传统之美”的状态，作者痛心疾首，感慨万千。郭先生说他最欣赏的四个字是“守先待后”。他自觉地承担起“守”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但并不是否定其他的选择，而是要为“守”的声音争取一定的地位。（页324）

第二，开放的心态。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儒家的一般印象就是“保守”。其实这不是对于儒家的无知，就是对于儒学的误解。自从孔子创立儒学，两千多年间，儒学由弱变强，虽历经多次挑战和冲击，都能顽强地生存和发展，关键在于其“与时俱进”的品格，而其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恰恰是因为儒家向来对于其他学派、其他思想和文化，保持了开放的心态。而一旦儒家背离了这一传统，则必然走上僵化的衰败之路。

郭教授提倡“开放的新儒学”，恰恰抓住了儒学开放的真精神。既然儒学本身是开放的，为什么又要冠以“开放”二字呢？据我们体会，郭先生之所以如此强调“开放”二字，恐怕一则是为了打消人们对于儒学之“保守”的质疑，一则是当今“儒学复兴”的呼声中，确乎存在着一种“原教旨主义”倾向，许多出于维护或弘扬儒学的人士往往表现出一种“保守”、“固步自封”、“唯我独尊”、“排他”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无疑背离了儒家的真精神，也阻碍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郭教授主张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诸子百家之学相互拥抱、互补兼容。他说：“现在是开放与对话的时代，我作为新时代的儒者，一直勉力自己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促进新时代的诸子百家，促进古与今、东与西、中西马、文史哲、儒释道、诸子百家之间的对话，以及广义的儒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之间的对话，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珍宝承传下来并努力地输送出去，让全人类共享！”“而以当代开放的儒家的立场视之，以他者的视域，更能发现自我的精粹与缺弱，故儒家欢迎各种批评，并善于借镜各家的成败得失。”（《自序》）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境界。儒家必须积极地与他者进行对话，必须积极欢迎他者的批评，有了这样的开放的心态，才会从容不迫，脚踏实地，虚心学习，取长补短，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

第三，问题意识。真正的儒家情怀，就体现在对民族乃至人类未来的关怀上，体现在对国事民瘼的关切上，体现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

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必由之路，然而随着对现代化、现代性的研究日益深入，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危机与问题，人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和多元。人们开始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淖，摆脱单线进化论的束缚，对现代化本身在追求和建设中进行反思与批评，以期中国的现代化更加的健康。

作者指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知识精英运用传统资源批判现代化的负面，正是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这是为东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所证明的。不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明，不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各有优长，也各存缺点和弊端。中国面临的是现代化问题，而要实现这一历史任务，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林毓生）或“转化性创造”（李泽厚）。利用西方文化这一他者作为镜子，来关照自身，自然会发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这些负面与弊端，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发现并批判之。但这一工作至今仍有待深入。与之相反相成的工作就是，面对现代化的诸种弊端和负面，我们如何利用传统资源予以救偏补弊，俾使其能够健康发展。

现代化所惠赐于人类的福祉自然有目共睹，但其所带来的危机也一目了然。对此，西方的有识之士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批判。诸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给人类生存带来的严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是应该或必然付出的代价？当然非是。那么中国现代化如何避免或减轻这些危机，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能否提供足以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智慧？这是每一个富有现实关怀的儒学研究者都必须认真思考和予以解答的问题。作者对此都进行了深深的思考，提出了许多饱含智慧灵光的思路与看法。

当然，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绝非一两部著作所能彻底搞清楚，任何一个学者都会有自身的学术盲点和弱项，但只要保持开放心态、问题意识，就总会在前进和提升中获得解决问题的智慧，这是一条艰难但富有乐趣的智慧探索之路。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