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刀舞剑的女子 ——记台湾学者陈昭瑛

作者：陈惠玉（台湾）
来源：文学报
日期：2004-07-29

中国文化就是台湾的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台湾不仅不应抛弃中国文化，还应该好好加以维护并发扬，如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割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 ——陈昭瑛

今年7月9日摄于韩国丁荣山先生兴犹堂

    起先，我和昭瑛只是点头之交的同学，直到上了张永俊老师的“清代哲学”，才真正熟识起来。而说起来，能上“清代哲学”，也是昭瑛力争得来的。因为选课时才发现中文系必修课的“训诂学”居然和“清代”哲学冲堂。我心想，只好放弃了。没想到昭瑛居然锲而不舍地跑到中研院，和张以仁老师当面解释说明，结果事情有了转机。在学生心目中一向严峻的张以仁老师答应了昭瑛的请求，只要我们到夜间部补上“训诂学”即可。

    台大中文系同窗数载，昭瑛在班上虽不是很活泼的一员，但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她天资颖悟，感觉敏锐，又且思路明晰，批判性强。平时尽管静若处子，一遇到重要关节处，据理力争时，则言辞滔滔，辩才无碍。当对方弃甲曳兵而逃时，或不免要诧异，这小女子的大刀如何能舞得如此虎虎生风？而友人如我者，则有时不免为她担心，擎刀舞剑的纤纤玉臂，能否禁受得起这么多场的阵仗？不过，时间证明了一切，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岁月的风霜非但无法稍挫她的勇气，反而将她磨砺得更加坚韧了。

    昭瑛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研究所改念哲学，博士班则转到外文所。这其间的曲折转变，其实是有脉络可寻的。早在日据时代，昭瑛的父亲即开始编写剧本，母亲则为新剧演员。在台南出生的昭瑛，童年时期也曾跟着父母剧团迁居异地。国中时代，因国文科叶素兰老师的热心引荐，而陆续接触了俄国小说及存在主义文学、哲学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卡缪的《瘟疫》等，对昭瑛心灵的启迪与创作的风格均有深远影响。高中就读北一女时期，即已发表小说于《中外文学》。也就是在这段浸淫文学，热衷写作的年轻岁月里，昭瑛结识了亦师亦友一生的伴侣——诗人大荒。这场忘年的交会，更丰富了彼此的创作生命。

    大学时代，昭瑛的小说被刊载于《中国时报》人刊。不久第一本小说集《江山有待》出版，“文坛新秀”的赞誉不胫而走。不过，“文坛新秀”的冠冕并未引起昭瑛过多的眷恋。在宽敞而自由的大学殿堂里，除了中文系的课，她也到哲学系、历史系、外文系等旁听，仿如求知若渴地疾走于文史哲的跨领域中。而学院围墙外，70年代的锣鼓震天，党外民主运动正蓄势待发，只待星星之火即可燎原；乡土论战也正如火如荼进行，本土派与西化派鏖战方酣，前辈学者如徐复观、胡秋原亦挺身而出，为维护本土文化而大声疾呼。在这种素朴而热烈的时代氛围下，昭瑛的终极关切不再局限于文学的藩篱，中西哲学思想及批评理论都对她引发了极大的兴趣。同时，也就在这段期间，昭瑛开始大量接触儒学而产生了无限的崇慕与敬意，尤其感动于新儒家徐复观先生捍卫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气象，遂以“新儒家青年”自许，决定此后“把儒学当做安身立命之所”。

    80年代初，昭瑛如愿进入哲学研究所。哲学所的训练使昭瑛更娴熟于西方的哲学思潮与批评理论。尤其对黑格尔的历史性辩证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以及马库色的美学等，钻研日深且迭有心得。不过，一向勇于挑战现实，超越自己的昭瑛，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决定投考外文系博士班，一来厚实语言基础，开阔国际视野；二来对文学的深究冶炼，对她日后的治学志业将是莫大的助力。

勤学加上努力，1988年秋，已为人妻、为人母的昭瑛，终于进入了台大外文系博士班。待取得学位，竟峰回路转地又回到中文系执教。如今，除了埋首著书研究，为一群和当年的自己一样年轻、一样求知若渴的学子传道、授业、解惑，应是她最大的快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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