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于天”乃是一种政治文明

作者：金纲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节选自《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三部（6、7册）（金纲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2016年3月1日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初一日丙申

           耶稣2016年3月9日

宋真宗“祀汾阴”回程时，在河中府辖境的河神庙附近，登上一个亭子远眺（真宗似乎喜欢远眺），但见黄河之上有渔夫在驾驶小船捕鱼，岸边田野有农夫在操练耒耜耕耘，不禁说道：

“百姓作业其乐乎？使吏无侵扰，则日用而不知矣。”

真宗这一段话，很“哲学”。“日用而不知”，是《周易•系辞上》中的话头。一般以为《系辞》等解释《周易》的文字为圣人孔子所作，今天已经很难考证，但这类文字确实藏有高妙的生命智慧，值得现代人慢慢玩味。

《系辞上》中的完整话语如下：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解释这番话，很麻烦，可以知道几个事实帮助理解。

世界处于阴阳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乃是“大德”所在，很难测知；但其正道在“生生”之际，因为天地之“大德”是“好生”。故天下万有“生生不息”，是圣人也是神祇的愿景。

而“生生不息”，是不需要被打扰的。因此圣人与神祇都期待“无为而治”，也即在民间自发秩序原理下，百姓自发呈现生命活力。但达致这个生态，以抢劫、盘剥私有财产为能事的“非生产性掠夺集团”就是一种祸害，如官司聚敛，如墨吏榨剥，如藩镇割据，如契丹南侵……圣人作为邦国精英，百姓让渡于他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于他们制止各种“非生产性掠夺集团”的巧取与豪夺。而百姓可以不必知晓此中逻辑。

仁政，也即合法权力的“体”就是致力于“无为而治”；“用”就是达致“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一切合法权力最重要的民生诉求。君子之道在到达此一境界的日用伦常中，几乎看不出它的使用，所以称之为“无用”。但正是这种“无用”才彰显出“无为而治”的“大用”。

真宗读书颇勤，对《周易》有心得。可以说，这话头，扪着了圣贤之心，也接近了神祇之道。邦国治理中，“百姓作业其乐”，是公序良俗条件下的最优生态；“使吏无侵扰”，是通往无为而治的法制成效；“（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圣贤放弃种种自我旌表后的天下浑仑之象，此象，元、亨、利、贞。

这一段话，透露出大宋君王“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总诉求，是传统中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正大自律。所以，他的好大喜功，确实如洪迈所说，与秦始皇、隋炀帝不同，基本不动用黎民力量，不因大典或工程而延误农时，更不像无耻帝王们那样打着冠冕堂皇的种种旗号“白使唤人”。大宋用人，就有赏赐，也即嘉奖，也即报酬，而且还很丰厚。大宋，讲理。因此，他的大典、大工程，几乎相当于开辟了特殊的临时就业渠道，用一种劳役方式给予文武士庶以足够犒赏。这事带有相当程度的“富民”政策性质。

当他面对天神地祇，像孩子一样宣誓，并以“受命于天”的“代表”资格，为天下祈福时，我相信他的真诚。

帝王与帝王不同。

大宋帝王与历代帝王不同。

真宗更不同于其他大宋帝王。

他一方面需要按照时代给定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和知识资源寻求超越于自我的力量，以“神道设教”的模式“恫吓”可能的异族侵略者，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他也虔敬地相信：这个超越于自我的力量一定存在——虽然他还不可能知道，这个超人力量，这个绝对力量，是单数还是复数？他更无以名之，这个力量究竟是“昊天上帝”还是“玉皇大帝”还是“太一真君”还是“后土神”还是“五方帝”？但他知道的是：在“我”赵恒之上，定有一种力量。能够庇护大宋帝国的不是“我”赵恒，而是这个“力量”。为了获取这个力量的支持或恩典，“我”赵恒必须“爱民”！从《尚书》以来的传统，就已经早早告诉了他：天心即民意。天下人都应该是天子之，而“我”赵恒，不过是“受命”来管理这方民庶而已。

简言之，“我”赵恒“受命于天”，对天而祈请的，是“佑民之道”。

这种真诚，了解真宗一朝种种故实，就知道并非虚言。

说到“受命于天”，安于百年激进思潮的人物往往认为这是“统治阶级欺骗民众”的措辞，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但在我看来，这类讲述或书写，乃是一个“天大的文明”。

《自由大宪章》第一句话就是：John，by the grace of God，这位约翰，英格兰国王兼爱尔兰宗主，就认为他的权力恩典来自于上帝。通常，by the grace of God这句话即翻译为“受命于天”。

事实上，美利坚的《独立宣言》虽然将主题指称由君王替换为人民，但《宣言》所引入的“超验维度”仍然是“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且认为人的权利乃是“造物”所赋予。

更早于《独立宣言》1百多年，奠定了“美国精神”的《“五月花号”公约》，那是百多位来自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在上岸之前为了寻求约束与自治，起草的宣誓文本。它也同样引入了“上帝”这个超验主体。《公约》的第一句话就说：In the name of God。通常，这句话被翻译为“以上帝的名义”。

在世界范围内搜索，会发现，自诩“受命于天”“天赋人权”“以上帝的名义”，开始讲述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政治文本，很多。这类讲述，就是“政治文明”。理解人间秩序的“超验性”前置，需要一点植根于人类心底，也即植根于“集体无意识”的冲动。抱持一点敬畏之心，抱持一点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感觉，甚至不必一定是多么深刻的认知，对这种“超验性”的肯认也会获得趋近它而不是背弃它的——能力。真诚说：谦卑，敬畏，对超验的肯认，是一种能力。在“无法无天”流行长久的时空，一些人渐渐失去了这种能力。

真宗很可能明了中原衣冠文明，其源头，是接续《尚书》《周易》传统的。在那里面，有敬畏，是在“畏天”感觉中，试图对人间的混乱做出神圣的救赎。所以，“神”“天”“帝”总是频繁地被讲述、被推演，甚至，被建构。

但是，中原，自嬴政以来，将“封建制”破毁之后，万代承袭秦制，而诞育于先秦“封建制”的天道敬畏，在离散中不断稀释，吾土渐趋一统，而吾民渐趋散分。领主庄园的消失，集权冷酷的高压，让“社会”也一个个分离。“绝地天通”在秦后成为现实，吏治无情而冷硬，民间苍白而无助。很多官员少操守，不少士庶无信仰，普遍社会不自治。是不是可以回归《尚书》《周易》传统，召回“敬畏”感，在“秦制”千年传统下，重新凝聚散沙而成磐石？

自从“五胡乱华”之后，中原迭经战乱，异族入侵成为中原不得不防的祸害；而藩镇更往往借助异族力量一逞私欲。如是，中原，现在已经越来越呈现为异于“他者”的存在，这是古圣没有遭逢的格局。但天下可以由契丹来安排吗？可以由西夏来安排吗？可以由大食、占城、蒲端、日本来安排吗？契丹人的殉葬制行径，井下投毒残害大宋子民的行径，射鬼箭行径……让真宗大帝感到不安。他能想到：当我“受命于天”开始治理中原天下时，事实上，正承受着一种沉重的责任。中原如果是“散沙”而不是“磐石”，就没有力量；而在我之上，更有一种无限而绝对的“大能”，我需要寻找这个“大能”来启示我、保佑我、推动我，救赎秦始皇嬴政以来“散沙”化的中原，也救赎遍布野蛮勍敌的世界。

当我这个“受命于天”的帝王与祭司一般的士大夫们共同治理这个帝国时，遭遇了他们那么多的批评和反对之声。我，赵恒，是正确的吗？在赵恒“这个人”那里，他自己存在于此岸的“成”与“败”，不是他行事的主要考量，“是”与“非”才是。做重要的事，但要做正确的事。如果这件事正确，也很重要，“这个人”可以不畏惧面临失败。

“受命于天”，说明世俗的权力并非至高无上，甚至，连江山社稷也不是图腾，不是信仰对象，不是无条件效忠的实存。终极至高之绝对，在人类精神结构中，只能是神。“受命于天”之后，可以藉此而生成或培育超验信仰的萌芽。通往信仰的逻辑在此。真宗似乎有意要将“大宋帝国”由一个“世俗帝国”漂洗为“神圣帝国”。而“神圣帝国”，乃是凯撒与祭司合为一体的宏大叙事。当着萨满巫术传统已经式微，而“一神教”还没有机缘进入世俗世界时，这种宏大叙事是建构性质的，而不是演绎性质的。因此，它先天性地缺少神恩惠顾与时间浸淫，没有支撑这种叙事的根脉、逻辑与普适精神；相反，在“多神信仰”久远而又辽阔的背景下，不过又添加了一种信仰而已。

当他不自觉地试图将“大帝”与“祭祀”两副担子同时挑起时，事实上是力不从心的。

所以，我相信这位十一世纪的帝国领袖，有一种为他朦胧感知但无法指陈的隐秘的悲壮感。他用“神道设教”的方式去相信神。他对神的最高吁请，就是“天佑大宋”。他已经被他推演的逻辑萦回旋绕得进入了圣洁的迷狂，也许，他以为这种感觉就是“神召”，是神在他自造的“天书”中，召唤他成为合格的“受命于天”的俗世领袖。而他的“使命”，就是救赎这个混乱的天下，在与“他者”共存的世界上，安排中原华夏以“敬畏”为主题词的未来。

敬畏，以及敬畏的对象，不是假相。那是金星与火星之间，人类能够感觉到的基本实在，就像一个人感觉到了晕眩和坚硬一样。对星辰大海，对天命神道，对上帝或昊天上帝的敬畏，并非简单的“假设”，那同时也是人类对宇宙真相和“绝对”力量的知性理解，与，实在感觉。

嘲笑宋真宗“神道设教”是可以理解的；嘲笑他是否真的“受命于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嘲笑他的虔诚敬畏之心，就如同嘲笑英王约翰、美利坚领袖杰斐逊和“五月花号”上的1百多位大不列颠清教徒一样，实在是没有认清人性源于自然求索真相的真相。政治文明之所以需要“超验”前置，也即对“绝对”的敬畏，是对文明的一种自动趋近，是对野蛮的一种自我剥离和制衡，是走出犬儒和厌世藩篱、不可承受但必须承受之“重”。当“敬畏”开始照耀时，生命会获得一种赏心悦目的感恩。祖荫或是神创，生命之来源会与当下共时存在。于是，一种克己性质的道德律令让敬畏者变得洁净而又丰富。即使他在积建的大厦注定失败——如玉清昭应宫——那“敬畏”的道种还是会氤氲存在，游荡于大地、升腾于天空，在大海星宿之间迤逦穿行。所以，神享用的不是“太牢”，不是“燎火”，不是“大典”，不是跪拜匍匐，而是——敬畏。

有此敬畏，与，无此敬畏，中间横亘着的，（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是“辽阔而顽厚的隔膜”。

基于此，我甚至愿意同情理解真宗大帝以“敬畏”为主题词，大搞“神道设教”这一场“劳民”而“不伤财”的求神祈福运动了——之所以说“不伤财”，是因为借助真宗毫不吝啬的赏赐和蠲免，以及种种商业性购买，财富，已经重新回到了民间。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