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与社会治理”思想对话纪要

原标题：乡贤与社会治理

来源：“弘道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十四日癸卯

           耶稣2016年3月22日

2016年3月19日，由弘道书院、乡村中国读书会、新星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乡贤与社会治理”思想对话，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915会议室圆满举行。本次对话邀请了、《中国乡贤》作者袁灿兴博士，围绕其新书中“何谓中国乡贤”以及“乡贤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展开精彩的讨论，对话由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暨儒教研究中心陈明教授与会研讨。

姚中秋院长为此次对话揭开序幕，介绍了袁博士的新书。姚院长指出，今年年节时期引起众人关注的乡愁文章明显皆为不实传言，但却能普遍引发大家强烈的情感反应，这现象恰巧说明乡村问题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焦虑难解的严重问题了。不过，从对现实乡村情况的种种失望中我们仍可看见一丝希望，这丝希望就是源自于大家对一个美好乡村的期待；而如何把希望变成现实的契机，以及实现希望的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都能在袁博士的书中找到很好的答案。

（姚中秋教授）

姚院长说，《中国乡贤》是本讨论乡贤事迹的专着，讲述许多关于乡贤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上“乡贤”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机制塑造一个较美好的乡村社会秩序。这种历史性的描述，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当下中国如何重建美好的乡村社会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袁灿兴博士）

袁博士自述其写《中国乡贤》一书的缘由与感触。袁博士表示，中国历史记载的多半是庙堂之上的大人物故事，然而由于自己是社会史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大量小人物的精采故事，于是萌生纪录之念，便成此书，希望与读者分享这些小故事。袁博士说，这些小人物立足于乡间，一辈子可能只做一件小事，比如武训梦想修建学堂以供贫困子弟读书，其一辈子努力乞讨，以乞讨的方式建成三所义学，最后被列入堂邑、临清、馆陶三县的乡贤祠祭祀，成为乡贤。再比如李直方，不顾个人安危追捕恶盗，维持地方治安，备受苏轼赞赏，推之为地方乡贤也毫不为过。袁博士又说，其在写作过程中，逐渐体认到乡贤们或多或少都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仁义、勤奋、爱国等价值观，并承担许多社会使命与责任。

袁博士进一步谈论到“乡贤”的概念，以及乡贤在明清两代的职能。袁博士说，“乡贤”这个概念在嘉靖十三年时，官方就给出了定义，即出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明清两代乡贤的确立，需要通过地方公举，并经官方审核批准，最后才能进入乡贤祠享受万代祭祀，不绝香火。因此，一旦成为乡贤，便可提高家族的声望，为家族带来莫大的荣誉。袁博士表示，乡贤的荣耀是与其社会责任、社会使命成正比的。一般而言，乡贤在地方的贡献不是“养”就是“教”。就养育地方百姓而言，明代有一乡贤名为邹守益，热衷于慈善，在江西吉安建立各类机构收养鳏寡孤独者、流民，施以粥药救济饥民，且以家族使命的方式，传其子而建成一座凤林石桥。就教化齐民来说，清代有位张履祥乡贤，生前课徒乡塾、致力整顿地方风俗，死后入祀乡贤祠与孔庙，方可见其对地方贡献之大。总而言之，乡贤承载着家族与地方的兴盛之责，代代相传，使社会风气与民德皆归于厚矣。

袁博士最后说道，乡贤的职责，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民国时期的乡贤，需要在地方建立新式学堂，引入新器物，使地方上的子弟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像钱穆先生就是从华氏家族所创办的鸿模学堂走出去，到常州读高中的。又例如，民国时期注重实业救国，包括张謇在内的乡贤都奉献于地方上的实业，让地区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如此，民国时期乡贤还在全国各地大兴乡村运动，帮助农民去除陋习，建立农业馆等等。所以从上述丰富的例子中能表明一点，即乡贤在古今社会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透过乡贤的榜样作用，促使更多人投入社会建设的行列，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如降低贫富差距、缓解社会冲突等。

（陈明教授）

陈明教授回应道，我们必须把乡贤放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框架中去理解。社会是生长起来的东西，有其生命，并非人为建构的产物，而国家则是人为建构的组织，在这个架构中，乡贤是作为社会的文化内核而存在的，我们须站在这个角度去理解乡贤。儒家讲社会的本体性，强调“国之本在家”，家属于社会范畴，所以国是从社会中孕育而出的。因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称，只有一些狂妄的人，如法家之徒，才会敌视社会，认为国家要比社会高。其实，从儒家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复杂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认为，由天地、夫妇、父子、君臣关系建立的礼义制度，才是完整的国家与社会的生活型态。基于此认识，我们在论及乡贤时，要从“乡”讲起，把“乡”讲清楚，且“乡”要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去理解。

陈教授提及，乡贤的“贤”与儒家的义理有深厚的关系。《礼记》讲“门内之治，门外之治”，门内相当于家，门外则相当于公共领域，门内门外都以孝为前提，但只有“孝”不足以成为乡贤，孝只是基础，还必须有“义”。乡贤之“义”是表现在对公共事务承担责任，提供乡间公共服务，如教化、赈灾、养老送终、扶弱和架桥等，这其实就是儒家讲的贤者。贤者存在乡间的重要性，不仅是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尤其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外壳失效或崩溃时能维持住地方秩序与善良风俗。所以，陈教授最后呼吁，当局须看见国家与社会有共通的利益，只有社会安定国家才能稳定发展，因此要留给社会、乡贤文化自由发挥的空间，激活社会自治。

姚院长补充了四点看法：

1.我们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变局中。第一个大变局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破家的方式试图建立强国家。这点在梁任公的《新民说》中表露无遗，所以20世纪以来，各个思想流派、政治力量都程度不等地在破坏传统价值与社会结构。应当承认，这种以破家方式建立起的强国家确实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制造了很多问题，例如乡村社会的治理问题。以破除家庭基本功能和毁坏乡贤群体为代价所建立的体系，现在已难以运作。于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个变局中，也即重建社会秩序。学界与地方政府又重新回到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乡贤的话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观念里乃至于政府的实践中就是个重要的标志。

2.重建社会变成国家主体后，儒学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儒家最伟大的贡献在于认识到了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并透过民众自治实践建立起一系列的组织、制度，实现美好乡村的理想。

3.“乡贤”是实施这套制度的主体，而这套制度是套嵌在整个国家制度中的，所以两者并非对立。

4.乡贤的主要作用是沟通官与民。乡贤是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桥梁，是缓解官民冲突、整合乡村人力与资源为乡村提供公共品所不可或缺的角色。乡贤基于其对家乡的浓厚情感而建设家乡，是社会治理最坚实的实行者。今天能够重新发现乡贤，试图重建乡贤制度，应该说终于在基层社会组织化的正确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了！

讨论在老师们的精采发言中接近尾声，现场的同学、听众们纷纷提问发言，反响热烈。大家对乡贤话题的关心，就是我们建设美好乡村的希望所在！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