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历史世界

作者：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读书》2016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十五日甲辰

           耶稣2016年3月23日

一、以专门研究写哲学通史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史家，陈来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从八十年代至今，随着《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古代宗教与伦理》、《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陈来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几乎完成了中国哲学通史的工作。

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以通史写作为开端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采取的都是中国哲学通史的形态。这虽然出于那个时代的迫切需要，但毕竟略嫌仓促：在相关断代及重要哲学家的专深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已经将通史完成了。通贯的眼光与专深的研究无疑有互补之功，但两者显然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一直以来，陈来的研究主要采取的都是专题研究的方式，其成果或成专著，或为论文，而累年所积，已具通贯的中国哲学史的格局。

当然，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陈来已出版的著作中，尚有几处显见的空白：于儒学，则缺少有关荀子的专门研究；于哲学，则尚欠魏晋玄学的深入阐述。这对于理解陈来的中国哲学视野，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的出版，适时地弥补了这个缺失。

本集中所收八十年代发表的四篇文章，是陈来关于道家和名家的论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论王弼和郭象的两篇。盖以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像陈来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大家，即使不为专门之学，亦应有根本之定见。而这两篇文章，正充分展现出了陈来对于魏晋玄学的深刻理解。

限于篇幅，这里仅对《郭象哲学及其在魏晋玄学中的地位》一文，稍做疏释，以期读者能领略其中的高明见解。

《郭象》一文入手处，先辨向、郭二家《庄子注》。但陈来没有就此纠缠于细节的考证问题，而是指出：“对于我们研究哲学史来说，如果他们的思想一致，那么在注本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仍然无碍研究。”哲学史既然关注的是精神的历史展开，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将重点放在这一时期的某一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及其与时代问题的关联。至于作者是谁，如果无关对该体系的把握，那就不构成真正的障碍。仅此一点，已经可以看出陈来对于哲学与时代关系的领会。

文章接下来阐发郭象的哲学。郭象强调“无则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所以，万有皆“块然而自生”。对于这一万有“自生”的论断，陈来独发妙解：“所谓‘无’不能生‘有’，在郭象并未排除‘有’仍然可能从‘无’产生。”由这一阐释出发，他指出，郭象的这一论断旨在破除“始因”。对于郭象的另一重要概念—“独化”，则是就破除万有之间的“相因”（也即因果的关联）而发的。万有之间既无因果的关联，也就没有了必然的联系。所以，即使是罔两和影之间，也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重合”，它们的存在“都是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而独化的”。但是，形影、唇齿这样看起来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哲学上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郭象的回答是：“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相无也。”

强调万有的“自生”和“独化”，也就突显出了事物的“自然”。自然在郭象那里的第一个突出含义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但郭象的不可知论与庄子的不可知论有明显不同：“相对庄子来说，郭象的不可知论可以说是以肯定为出发点和内容的不可知论。”也与古代和近代以认识论为出发点的不可知论不同，“它是从研究本体论问题出发的”。

“自然”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不得不然”，也就是陈来文中所说的“抽象的必然性”。这样的自然观念，又引出了郭象哲学中的“理”这一概念。理在郭象那里，有三种含义：其一，理指必然；其二，理指规律；其三，理指社会伦理。而“先秦以降，着重讲理的首推郭象”。这样的范畴使用，与后来的宋明理学也存在一定的关系。陈来在此引用了《齐物论注》中的话：“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并明确指出：“宋儒‘天理’从《乐记》来，不是来自郭象，但这两句话的确可以说是开宋明理学之先河。”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又“不得不然”的自然，构成了万有的“性分”。而“所谓性分，就是命的具体化”。既然人不可能超越性分的限制，就应当安分守己。臣妾之才只要安于臣妾之职，也就是逍遥。这样一来，“人民只能老老实实地甘任牛马。郭象的哲学完全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牧师哲学”。《郭象》一文发表于一九八四年，行文中明显有那个时代的印迹。但这并不影响陈来根本洞见的深刻。道家的“自然”，并不总是超脱的，其中完全可以推演出彻底断绝阶层流动性的思想。郭象哲学虽不同于老、庄，但确实是老、庄哲学的一种可能的发展。由郭象的“自然”，反观老、庄的“自然”，再将其与孔子的“学”相对照，则于孔子由“学”字开出的社会公平之新局，“可以思过半矣”。

文章最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阐述了魏晋玄学的发展：“从三国到西晋，是世族统治的建立过程。世族统治建立之后，需要更全面地考虑维持社会统治。王弼之说，站在统一的西晋王朝统治者立场看，不能解决黄巾起义暴露出来的人民反抗问题；裴之说，要求加强礼法，选贤举善，有利于庶族地主，也不适合世族统治的要求。然后出现了郭象的安命哲学，不再崇尚虚无，而是为君道、臣道、民道描绘了一幅各安其分各足其性的安于现状的图画，适合于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专政的需要，因此大畅玄风，广为流行。”这种行文风格和论述角度，是今天的读者普遍排斥的。但仅仅因为政治和流行话语的变迁，便将某类分析思路彻底抛弃，与因一时的政治和流行话语而盲目追随某种研究方式、修辞习惯，其实是同样错误的。陈来的此类分析，显然不是对当时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套用，而是基于此前的历史研究成果，对魏晋玄学的历史和逻辑的展开过程的独到理解。这些见解，即使今天读来，仍会有重要的启发。

平心而论，仅本集中的《郭象》一文，已足以在魏晋玄学研究的诸理路中自立为一家之言。惜乎此文为他儒学研究的光彩所掩，未能引起学人的广泛关注。

二、哲学的“超历史性”

因为本书的书名取自陈来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所写书评的题目，所以，读者自然会对这篇书评有格外的关注。事实上，这篇书评，更多是对余著中种种新见的客观介绍，目的是“促进相关的研究和引起进一步的讨论”。对于余英时书中提出的具体观点，并没有多少直接的评价。当然，整体说来，陈来对余著的价值是有充分肯定的：“此书在朱子研究方面已属第一流的造诣，在宋史研究领域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从这一评价看，他对此书的定位是历史研究，而非哲学或哲学史研究。

即使是在介绍余英时观点的时候，陈来也对将哲学家的思考完全还原到时代的社会政治关切的取径，有所提醒。文中有专门一节介绍余英时对道学文献的政治解读，但在此节结尾处，陈来强调：“难得的是，作者虽然在政治解读方面多有发明，但并非以此为唯一正确的取径。”

余英时对道学文献做政治解读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他对朱子《皇极辨》的政治指向的揭示。他认为，“皇极”代表淳熙中和绍熙初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政治路线，有其明确的政治意义。朱子的皇极说是他对当时政治路线的直接批判。在余英时看来，朱子之所以不认同依传统训诂将“皇极”释为“大中”，是因为这样的解释等于承认君主对臣下的进退有自由操纵之权。而只有将之解为王者一身为万民的标准，才能将“皇极”转为对人君修身以立政的要求。对于余英时的这一创见，陈来在这篇书评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揭示出这一点，对于重新理解理学的皇极之辨大有裨益。”

《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这篇书评发表于二○○三年。十年后发表的《“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对余英时有关《皇极辨》的政治解读，做了全面的回应。在文章的开头，陈来就指出：“按照朱熹从理学诠释体系出发的理解，皇极之‘皇’指王者而言，所以有关皇极的讨论，在朱熹确实是涉及政治文化范畴的问题。不过，这只是一面，在另外一面，朱子在和他的学生朋友之间讨论皇极的时候，更多的是把这个问题当作和朱熹经典解释中常常遇到的其他问题一样，从学术和思想上来加以讨论。因为，经典文本中任何一个观念，本身都具有其独立的经典解释意义，对于朱子来说，经典的义理解释本身毕竟是第一位的。”在对朱子的《皇极辨》的成篇过程及围绕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做了详尽的梳理后，陈来再一次强调：“作为儒家经典解释的大师，朱熹的皇极讨论，不会只是针对政治的发言，只是要消解当时某种政策的理论基础。”很显然，这篇关于《皇极辨》的论文是对余英时的政治解读在根本方向上的拨转。当然，此文并不只是对余英时的回应，也是对思想史研究的某种流行倾向的校正。

当然，陈来纠偏的努力并不是近年才开始的。收入本集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元明理学“去实体化”转向及其理论后果：重回“哲学史”诠释的一个例子》，可以视为此种努力的另一个典型的代表。文章的副标题——“重回‘哲学史’诠释”，则标明了这一校正的方向。《“去实体化”转向》一文，首先指出元明理学的“去实体化”倾向根源于朱子哲学的内在矛盾，而这一内在矛盾早在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一书中就已讲明：“从哲学上说，在理气同异的问题上，有些理论上的矛盾朱子并未解决，其中主要是气质蒙蔽说与气异理异说的矛盾。”具体说来，如果将理作为气之中的一种实体存在，那么，自然会导出人性论上的性即理和气质蒙蔽说，从而将人的善恶之别归结为气质对天理的遮蔽；而如果强调气异理异说，就会导致将理视为气的属性和条理，而不再是气的本体或气当中的实体。文章进而梳理了从吴澄、罗钦顺到王夫之在哲学上“去实体化”的努力，揭示出这种理论倾向是理学内在逻辑的开展。文章结尾处的一段话，有必要在此专门引出，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这种变化了的理气观对于儒学的“本体”和“工夫”本身造成了何种影响和后果，明代的理学家们自己似乎无所意识。我们所能看清的是，造成和推动这种转向的原因，与其说反映了明代市民社会的兴起，倒不如说是元明以来思想家们的“哲学”的知性探究本身的内在逻辑发生了决定的作用。特别是，在这里并没有价值的、工夫的原因在发生作用，“哲学”思维逻辑在很大程度掩盖并忽略了儒家思想的体系要求。……这说明，在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中，哲学思维并不总是从属性，而可能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哲学思维的变化会引起其儒学其他部分发生相应的变化。

哲学家的哲学思考不仅有超历史的一面，有时甚至是超学派的。试图通过在思想和社会之间建立种种相像式的关联，从而将哲学家的思考都还原到他的历史世界，其片面性和局限性是显见的。

《情性与礼义：荀子政治哲学的人性公理》这篇文章，在陈来的著述当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写作风格，都是比较少见的。将陈来近年有关荀子研究的文章，集中收入此编，是这本文集的一个特点。对荀子的关注，体现出了陈来儒学视野的完整，也一定程度上补足了其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空缺。本书收录的三篇研究荀子的文章，各有特点，其中最具哲学性的当属《情性与礼义》一文。

陈来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按照其哲学论述的固有脉络进行阐发。而《情性与礼义》一文，则从“还原荀子政治哲学的原始假设和根本出发点”入手。作者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公理’方法”。文章首先讨论荀子情性、知能和材性三者的不同，指出其中既有与霍布斯的自然欲望公理相同的地方，也有霍布斯的公理所没有的内容，即“材性”概念中隐含和预设的“塑造”、“加工”的观念。这是因为荀子不仅强调政治的治理，也强调教化和修身。关注荀子的道德哲学，应该以材性概念为重点。而此文关注的是政治哲学，所以，更重视情性概念所导致的政治制度的形成。荀子的情性观（或自然欲望原理）关联着“势”与“物”两个定理。这里的“势”指名分、地位。“势不能容”而“物不能赡”，就必然导致纷争。由此揭示出“欲—求—争”这一自然状态的基本结构。而要想避免纷争的出现，就要通过先王“制礼义”，明分以息争。但问题是少数几个圣王制作的礼义，如何让人们普遍地遵从呢？由这个问题，陈来回到荀子关于人类理性的思考上来。通过对荀子“心知”思想的分析，陈来指出，防止“欲”发展为“争”的关键在于“心”。“欲”必然会导致“求”，但“求”受到“心”的制约，其制约作用表现为价值意义上的“可”与“不可”。在“心”的制约下的欲望，与自然欲望就有了明显的不同。这样一来，荀子的“心”就近于霍布斯的自然理性公理了。在文章的最后，陈来指出：“从政治学上来看，荀子的论证重点其实是在于‘人为什么需要礼制’的逻辑论证，而并不是‘礼制是如何起源’的历史论证；其人性论是指出欲望的现实，以明了政府建立的必要性；而理性的认识，提供了制度和秩序建立的可能性。”而“一切价值都是面对‘人类合作而可持续地生活’而产生，这也是荀子哲学的根本目的”。

这篇“取‘公理’方法”写成的文章，更清晰地彰显出哲学思辨的内在逻辑。荀子的政治哲学虽有其社会历史和价值层面的关怀，但其思辨逻辑的自足性，仍体现出了某种“超历史性”。

三、哲学的历史承担

前面对本书中几篇重点文章的概要介绍，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陈来在哲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是有一个转变的。这个印象并不准确。事实上，对于哲学思想与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陈来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在他看来，以为“哲学思想的研究基本不需要考虑思想家所在的时代和社会”，与认为“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和脉络对思想有决定性”，这样两种倾向都有其片面性。但由于近年以来，以“思想史”为名的种种研究在中国思想研究领域的笼罩性影响，陈来驳正的方向主要指向各种形态的化约主义。

与简单地排斥历史唯物论的哲学史研究取向不同，陈来对于哲学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意识形态化等问题，始终有其关注和考量。对于历史唯物论或知识社会学对长时段历史的宏观把握上的意义也有充分的肯定。但他明确反对将“每一种思想或学派都还原或归约到一种社会脉络”。“思想史”研究却“并不去研究思想本身，不去研究思想体系的复杂意义和内部结构，不去解释说明思想、命题、概念、论证，不去理会思想讨论在历史上不断深化和延续的理论逻辑，忽略哲学思想中对社会和谐、存在意义和精神世界的探讨其本身具有的超越时代和超地域的普遍性意义”，恐怕也就从根本上偏离了思想史研究的主体。

哲学的产生当然有其时代性，但也必有其超时代的普遍性。哲学之于历史从来不是单纯从属性的，哲学从来都有承载和塑造历史的抱负和责任。当然，并不是每个哲学家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所以应该具体地分析每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其时代之间的张力，而不是笼统地将某种流行一时的理论不加分析地运用到思想史研究当中去，这对于今天从事思想史研究工作的人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提醒。

在本书中，《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是一篇有较强现实针对性的文章。此文是对阳明《拔本塞源论》的细致解说，针对的是“流于功利机智”这一当代人的普遍病象。陈来在文末明确指出：“王阳明的这篇文字，对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建国实践，对当代干部的道德修身，以及对广大社会的人生提升，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与一般的印象不同，陈来的哲学研究，一直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只不过在较早的著作当中，其现实关怀往往隐没于深入的文本分析和哲学探究，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近年来一系列更具现实指向的著作的出版，才使得他的这一侧面得以彰显。以淑世为念，不为时风所转，亦不事“清流”做作，是陈来一贯的风格。誉之不劝，非之不沮，唯刚明自立者能之。这样的为人治学态度，是很值得当世学人鉴取的。

责任编辑：葛灿